海豚餐厅的两个服务员已经穿戴好了出门的衣装，她们和佳恩说了两句韩语，便推门离开了。佳恩起身把窗外霓虹灯的电源关掉，随后又坐了过来。

我问：“你不打算回家吗？”

她睁大了眼睛，完全没有理会我的话，反问道：“然后呐？你又找了新工作吗？”

我淡淡地笑了一下，回：“当然要找，还是洗心革面地找。”

佳恩怔了一下，好奇地又问：“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来过我们这里了？”

我点着头回：“是啊，应该是已经来过第三次了，每次我心情不大好时，就想吃冷面！”

她大笑了起来，说：“我这里成了你的避风港了呀！为什么呢？”

我沉思了一小会，回：“可能是因为吃着冷面，能让我想起家吧。”

妈妈一直主张让我回老家，她说你连房租都付不起了，还怎么继续在屿东城活下去，睡马路上么？

于是我开始搜寻那些管住宿的公司，发现大多是酒店服务员的职位。正当我犹豫要不要再拿起电话打给猴子时，一条新的招工消息闪在了屏幕上，是一家叫创辉的广告公司，职位是运营助理。无论是广告还是运营，这两个陌生的词对我来讲都是未知的存在。可我又发现这个职位的要求几乎没有什么门槛，于是便决定去看看。

按照地图上看，这家公司在屿东城市区的西部边缘，又是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区域。这里虽然很空旷，但倒不算破败，道路很宽，车也很少，楼群不算高，不过都像是新建好的一样。我下了公交车，遥望马路对面，看见了一排三层小楼，左数第二个门上挂着一个深蓝色的牌子，上面写着：创辉数码印刷。我琢磨着名字差不多，应该是一家，便大步走了过去。

同样是玻璃门，同样在半扇门上贴着“此门已坏”的A4纸。不同的是，我身边没有了祖哥，里面也不会有卢姐，也听不到霍总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

“世上没有人办不到的事。”

我心里念着这句话，走进了这家陌生的广告公司，发现里面要比想象得大很多，一长条大理石做的吧台把大厅分成了两半。一半是宽敞的顾客区，几个棕色的单人沙发穿插在两个简易的书架周围。另一半几乎被五台大小不一的机器所占领，每台机器都在嗡嗡作响地把一厚摞纸吞进去，不一会又上了些颜色地吐出来。围着机器转的几个人，来回地走动，他们谁也没发现我。

再往大厅里面看，是一面到屋顶的透明玻璃隔断，中间一人多高的地方，贴着四个蓝色的大字：创辉广告。于是我知道该往哪里去了。

这个屋子里面的人倒是对我很好奇，靠着玻璃隔断的地方有一张办公桌，一男一女对坐在那里低头不停地敲着计算器，他们发现我以后便向后抬头望着我，嘴里还在念叨着一串数字。

屋子左侧是通向二楼的铁艺楼梯，右侧是一排电脑，电脑后面藏着三个人，他们都伸着头向我看了过来。那排电脑旁边，是一扇狭小的后门，有一个看上去四十多岁的男人，正坐在那里看着报纸。他翘着二郎腿，两手把报纸摊开得很大，听到我的脚步声后，两只眼睛便从报纸上缓缓挪开，翻着眼白也看向了我。

那个拿着计算的姑娘先开了口，问道：“你找哪位？”

我向她微笑了一下，回：“你好，我是来面试的。”

话一说完，所有人都把心思又放回了原位。那姑娘边往楼上望着边发出了“呃”的长音。正在我有点不知所措的时候， 二楼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一双高跟鞋，一双运动鞋出现在了我眼帘中。他们一前一后地往下疾步走着，还没见到脸，就先听到了女人的声音：“我告诉你，他们这就是找茬，看咱们赢了设计比赛第一了，浑身不自在！”

男人随后把话接了过来：“嗨！没那么简单，一个破比赛，赢两本破书，谁在乎啊？这就是有人纯心让他们这么说的。”

话音刚落，他们正巧看到了我，在还剩一个台阶就到平地的时候，二人默契地停了一下脚步。女人先问：“你是？”

我只好又把那句话重复了一遍：“你好，我是来面试的。”

这回没等女的开口，男人先叫了声好：“嚯，小伙子！这个好，我要他！”

女人回头不屑地瞟了他一眼，说：“要什么啊？你说的算？”接着又看向我说：“先去楼上面试吧。”

我说好，可是这声好马上又被她的话所淹没，她仰着头向楼上大喊了一声：“有面试的来啦！”

这时有一个女孩从楼梯上面探下了头，轻轻地说了一声：“上来吧。”

我一步步稳重地迈着台阶，低着头看自己的这身衣服。不是t恤、短裤和篮球鞋，也不是衬衣、西服和皮鞋，而是普普通通的一身休闲装。我心里面没有太多的困惑，也没有提前准备好的对白。我只是来这里面试的，没有过多的奢求，只想找一个能有住宿的地方。

那女孩和我介绍了一堆我听不懂的东西，最后说试用期一千八，三个月转正后两千二，上五险，有宿舍可以住。

我说行。

几个月前，霍总说我找不到比他那里工资高的地方了，他还真说中了。我再下楼时，那个说要我的男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忙走到了我身边，问：“怎么样？明天来上班吗？”

我不太清楚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说了声嗯。他露出了笑脸，大声说道：“欢迎啊！就等你了，怎么称呼？”

我说我叫南方，他伸手指着我，转身和其他人边点头边说：“一听就是文艺青年！咱们部门越来越往艺术靠拢了！”

我又正眼瞧了瞧他，一副淡蓝色的圆眼镜架在长方形的脸上，平头上夹杂了少许的白发，蒜头鼻，薄嘴唇，笑起来能看得见嘴里一排发黄的牙。这个人是阳哥，是部门的副经理，而先前的那个女人是正经理，大家都叫她武姐。这个屋子就是运营部，是公司旗下新注册的广告公司，而整个公司是由纸厂、印刷厂、数码快印店和广告公司组成的。我意识到了自己歪打正着地进入到了一个大集团，对这个行业，我一无所知，至于我为什么会面试得如此顺利呢，第二天他们告诉我，因为这里缺男的。

一个广告公司为什么会缺男人呢？我在正式上班的第一天下午便知道了。阳哥接了一通电话，说了几声“行行行”后便掐灭了烟头，三步并作两步地从后门进来。他朝我看了一眼，又低头和坐在门口看着报纸的男人说：“孙师傅，去趟厂里吧，那边把货准备好了，我让新来的小南跟你走。”

那个叫孙师傅的男人像是没听见阳哥说话似的，继续翻了一页报纸，过了几秒钟后，他没抬头地说：“这么着急？我看这屋里的人都挺闲的啊。”

阳哥弯下了腰，又凑近了他说：“别开玩笑了，赶紧走吧，那边都等着呢！”

孙师傅极不情愿地把报纸合上，慢悠悠地从靠椅上站了起来，随手拿了一副墨镜，向着外面走去。路过我这里时，他用手碰了我后背一下，漫不经心地说：“走。”

我回头望着阳哥，他又掏出来一根烟，仰了仰下巴，说：“跟孙师傅走吧。”

没等我走出这个屋子，阳哥又小跑着跟了过来，在我耳边说：“孙师傅带你去厂子，在那有一个卡车司机，你跟他碰头，然后你就坐上他的车就行了，去哪他知道。这司机是临时外面雇的，你主要的任务就是盯着他把货送到客户库房里。”

我似懂非懂地问：“那孙师傅是去干嘛的？”

阳哥说解释道：“他是去拿别的货，送到另外一个客户那里的，完事他再回厂子接你。”

我若有所思地走出了公司，孙师傅已经坐在一辆面包车里点着了发动机，我连忙拉开车门坐了进去。可没等我把门关上，他就向前开动了起来，还拐了个九十度弯，我赶紧喊道：“您能等一下吗？”

他朝我这边看了过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反问我：“哎？门怎么都没关？没坐过车？这也太危险了！”

我伸手使劲地把车门拽死，没再理他，心想这就算是下马威了？从楼群里开出去后，我们上了一条大路，奔着西边开去。不一会，孙师傅问我：“你叫什么来着？”

我盯着前挡风说：“南方”。

他紧接着又问：“什么？南方？要是姓西，就得叫西方了吧？”

我仍旧盯着前面没再说话。他见我板着脸，便又和颜悦色地套起了近乎，说：“嗨呀，你还当真啊？我就跟你开个玩笑吗！开车是件特别没趣的事，两个人不闹一闹，时间长了就打盹！”

我想起了祖哥，猜想如果坐在副驾位置上的是他，一定不会让气氛继续尴尬下去，于是我便露出了一丝微笑，向左看了看孙师傅，说：“您想哪去了，我还得跟您多学习学习呢，刚才是琢磨跟卡车司机送货的事呢，有点走神了。”

“卡车司机？你还有别的任务啊？”孙师傅疑惑地问。

我说：“是啊。”

过了二十分钟，我们下了主路，面前已经不像城市的样子。一眼望去，四周都是带着烟囱的厂房，它们被一排排破旧的红砖墙围着，墙外是交乱错杂的小路，路面上尽是坑坑洼洼的石土。我们的面包车逐渐降下了速度，七扭八扭地拐进了其中的一所厂房。一个有些弯曲的升降杆把我们拦住，孙师傅使劲地拍着方向盘中间，一声声刺耳的喇叭让院子里的两只狗不停地叫了起来。

半晌，一个看门大爷蹒跚地向我们走来。孙师傅仍旧一个劲地按着方向盘，看也不看他一眼。大爷无奈又回到屋子里，随后那生了锈的升降杆吱扭吱扭地抬了起来。孙师傅轰着油门把车开了进去，他看着那两只不依不饶的狗，随口说了句：“仨看门狗”。

来到厂子院内后，我便瞧见了那辆大卡车，那司机手舞足蹈地站在卡车一旁，正给装着货的叉车指着方向。我过去打探那已经码好在车上的一摞摞白花花的东西，它们都被几层透明的塑料膜紧绷绷地缠着。垫在它们下面的是一个个木制的托盘，每一摞货都有两米多高。等装好了车后，我数了数，一共有二十摞。

我问司机知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他笑着说，你是新来的吧，我拉过好几次了，这些都是药品的包装盒。我又问他，到客户那得多久。他回，少说也得一个半小时吧。

这时孙师傅拎着两包纸又坐回了面包车里，他冲着我喊了一声：“你得几点能送完货？”

我看了一下表，回道：“大概得六点。”

他摇了摇头，说：“那我可等不了你，六点，都下班了！”

我连忙喊道：“阳哥说让你带我回去的！”然而，说这话的时候，面包车已经把屁股甩给了我，伴着扬起的灰尘，溜出了厂外。

我和卡车司机从屿东城的最西边，一直来到了最南边。到达客户那里时，已经快到五点了。这里是一个日企的药厂，院内倒是干净了许多，近乎一尘不染。我拿着阳哥给我的纸条，和客户通过电话后，便焦急地等着对方过来验货，心想等他们把这二十摞包装盒卸掉后，好赶紧回到公司下班。

没过多久，一个穿着工服的男人，用叉车从他们的厂房里带出来一厚摞崭新的塑胶托盘，缓缓来到我们面前。我和司机对视了一下，心想这又是演的哪一出？只听那个人冷冷地说了一句：“把货卸到我们的托盘上。”

我们俩发起了愣，扭头望着满满一卡车的货，不禁发问道：“这怎么卸？”

那个人又说：“我管不了，上面就是这么要求的，你们还得快点，我们五点半点就下班，到时候大门就得锁上，你们想出都出不去。”

我有些急躁，忍不住提高了嗓门，问：“怎么这样啊？没人告诉我非得要用你们的托盘啊！那大门不也是人控制的吗？还真要把我们锁在这？”

那个人面无表情的回：“没办法，这都是规定，你们还是抓紧时间卸货吧。”

我再一回头，司机已经跳上了车，开始手撕缠绕膜了。我还是不大相信，对他说：“就这么干了？”

他头也不回地说：“那还能怎么着？我家里老婆孩子还等着我呐！快点吧！”

于是我也跳上了卡车，玩命地撕起了缠绕膜。我恨当初出厂时这些缠绕膜包裹得无比结实，光是把这二十捆塑料弄下来，我就已经精疲力尽了。随后又靠双手把一沓沓的包装盒从这破木托盘搬到塑胶托盘上，一摞搬完后，我就已经全身上下都湿透了，大把大把地汗珠，逃命一样地从身体里往外蹿。那些臭烘烘的汗液，时不时就流进了我的眼睛里，可时间却在一分一秒地跑着，我没空去把它们擦掉。

院子里有七八个人站在我们四周，有的插着腰，有的抱着胳膊。他们肆无忌惮地在那里看着，做的最频繁的动作，就是低头看一眼手表。

还剩下四摞货的时候，我和司机说，我要撑不住了。他说没啥撑不住的，咬咬牙就行了。于是我咬着牙，继续用两只已经完全失去知觉的胳膊去搬货。五点二十八，我们疯了一样地坐到了卡车里，司机猛踩着油门，驶出了这个要命的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