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写诗的历史责任

                                      ■山田耕夫

        为谁写诗？我看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一个很多人都不完全明的问题。在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发展史里，知道者又有几许人也？我想，在当好诗人之前，必须弄清这个问题，不然，你就是写了一辈诗歌，还不知道是为谁写的？

        唐朝的新乐府诗歌运动及其实践，早就告诉了我们。白居易他们倡导者说，写诗歌的终极目的就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们的主张能够在几千年前的唐朝提出，几千年后的中国诗人还不敢这样去面对吗？当今，那么多的诗人出了那么多的诗集，然而，让读者真正去诵读的诗歌有几何？唐朝前后的中国古体诗和近体诗，以及宋词元曲（主要指元代的散曲），这些东西，被几千年后的中国人乃至于通晓中国古今的外国人视为世界级的“国宝”，同时称之为“国学”。这又是为什么呢？特别是那些为这样的中国诗歌去勇于探研的中外诗评家及诗歌理论家，他们的这样不辞辛劳的为中国诗歌勇于保驾护航，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对于此，我们的当今诗人你们又在想到了什么呢？特别是我们的一切诗歌之创作实践又是如何呢？有一个外国诗歌批评家别林斯基，他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指导和批评诗人的诗时，曾说过这样很经典的一句话，他说：“诗歌不能容忍无形体的，光秃秃的抽像概念，必须体现在生动而美妙的形像中。”，要让我们的中国诗歌能够很有艺术的存活下来，就得要“歌诗合为事而作”，在实际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去体现别林斯基的诗歌创作思想与诗歌精神。

        时下，我们的不少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还是依然将自己的诗歌思维及其创作实践活动定格于自我小目的视野之中，在他们眼目中，诗歌就是他们的私有之物，从诗歌的创作目的再到诗歌的创作动机，这一全程里，我们根本看不出来他们的诗歌创作是为“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伟大目标而为之的，他们把自己的目光依然放在那些“孤僻，狭隘，庸常”的生活层面上，并且着力觅寻那种令人厌倦的小情小调之天地。企图把读者也带进他们的“心灵鸡汤”里去，让诗歌成其为“甜腻的酸腐，浅薄的空洞”。可以这样说，他们是想让诗歌成为“粗糙的喧哗”，这可以和我们中华诗歌的民族精神同日而语吗？

        中国诗歌是有着几千年历史悠久的民族精神在其中的，中国诗歌之首先表现在于它是爱祖国的爱人民的，这就是我一再宣称我们的诗歌是人民的，人民才是诗歌的真正拥有者，说实在的，离开了人民也就没有诗歌了。所以我说诗歌具有人民性，其原因就在于此。前不久，湖北黄梅县有一位中小学校长陈小刚先生，他在《让我感叹的读书人》一文中，写到了我，他说“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面对不公的世界，写出的诗却是阳光灿烂，满满的正能量……”，当然不是毫无事实的空去来风，也向我们透出了为诗的良知，那就是给读者带来的诗应是很“阳光灿烂，满满的正能量”，这就是我要说的诗歌的历史责任，为人民负责的历史责任。可以这样说，我的诗歌创作一直都是这样的，不管我自己的生活有多么的艰苦，而活在其中的诗歌总是甜的。有人曾戏称我的诗歌是“加糖的诗歌”，而谁又知道我的真正生活是“加黄连的生活”呢？首先是我的妻子的不支持，不管我而用打工来对抗我。所以说，我不得不承认“黄连生活”就是我的诗歌土壤。

        我总是一直在告戒自己，不要拿我的诗歌把读者带进“黄连”里去，给他们“阳光灿烂”，让读者他们感受其中的“满满的正能量”。陈小刚校长读过我不少的诗歌，他说他已经感受到了我诗歌的“阳光灿烂”，这就是我也很阳光很灿烂的原因所在。至少说我没有去骗卖我的诗歌读者。

        不再说我自己了，还是书归正传的好。我们的诗人不仅要真正拥有“强烈丰厚的生活质感”，还要让我们的思想在“强烈丰厚的生活质感”里成熟我们的艺术品质。只有这样，我们的诗歌才能让读者“庄严地体现出广阔而深厚的人文精神”和“巨大的亲情温暖”。这些“人文精神”和“亲情温暖”，正是读者所希望的，正是读者所想看到的。我们的诗人就要为他们带来这样的诗歌，也是诗人为诗的历史责任。

        好了，有关写诗的责任问题，正因为有其历史因素的存在，这才是应当和中国诗歌发展历史连起来看待之，不然就成了空去来风或无本之木与无源之水了。那里的历史责任感，才有必要的清晰度。是有不少的诗人总是打算将诗歌为自己好服务，让诗歌成为自己的奴仆来使唤，那样不好，没有审美意识的人民性在其中，那算是在为谁服务？是谁的诗歌呢？

        好，相关的其他问题也不少，日后再谈，不足处请指教！谢谢大家！

                                          2018.4.6.于浙江温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