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省曾录
良知就是易，易就是变
春秋时期，霸主齐桓公死后，宋襄公非常垂涎霸主名号，多了夺取霸主之位，他对当时最弱的郑国发动战争。郑国当时和楚国是盟国，于是楚国派出援军，昼夜不停赶来。宋襄公听说楚军来了立即后撤，并命令士兵制作一面大旗，上书“仁义”二字，插在战车上。楚军看到这面大旗，哈哈大笑。宋襄公的手下说：“趁楚军阵型未整，赶紧攻击。”宋襄公却抽了手下一嘴巴：“你这个不仁不义的家伙，不进攻没列成阵的敌人，这点道理你都不懂？”最终可想而知，宋襄公大败。他回到祖国后，国人全部嚎啕大哭，宋襄公也留下眼泪，大失所望。但他不失失望自己大败，而是失望国人的反应。他对人说：“自有战争以来，都是礼仪之兵，不许杀负伤的敌人，不擒拿年纪大的敌人。战场上进攻不能耍诈，面对面地冲锋。可这群野蛮楚国人不讲规则，他不讲规则是他的事，我可要将规则。我以”仁义“带兵，虽败犹荣。”
毛泽东评价宋襄公，说他是蠢猪式的仁义。当然也有人认为，宋襄公保持了君子风范，尊礼守德，虽败犹荣。毛泽东的评价是对，“仁义道德”要看在哪里，到血肉横飞的战场上玩“仁义”，那就是蠢猪。
岳飞说，将帅用兵的智谋分为五条：仁爱、智慧、信义、勇敢、严谨。
这五条里，“智慧”最重要，所谓“智慧”就是知道。知道，就能行仁爱、明信义、施勇敢、讲严谨。
单有仁爱、信义、勇敢、严谨，没有智慧，那就是蠢猪。
为什么智慧特别重要？
因为智慧是灵动飘逸的，其他四项智谋是死的。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面临情境的变动和转移，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用死得智谋来应对，必须心随境转，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该怎么做，智慧会告诉你答案。这个智慧，就是王阳明所谓的良知。
确切的说，我们必须和这个世界（各种情境）进行富有成效地互动，从这个世界得到信息，然后调整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此时，思想肯定会快速地塑造这个世界（各种情境），并调整自己去适应它，这就是“没有绝对的肯定，也没有绝对的否定，符合义即可”，这就是易（变动），就是良知。
王阳明说，良知是随时变动的，不同情境下，它给出的判定是不一样的。就是要人心由境转，情境改变的情况下，你必须也要改变你的规矩。比如进了屠宰场就别说不杀生的话，进了寺庙就别想着吃红烧肉。
武则天时代，高密成风，许多大臣都被冤枉入狱。名臣狄仁杰也被诬陷谋反，审讯他的人是酷吏来俊臣，他有一百种办法让狄仁杰承认谋反。所以后来狄仁杰还未等来俊臣动刑就立即承认谋反。但背地里，他却用血写了一封申诉书，藏在棉衣里，请求审讯官带回给自己家人。狄仁杰的儿子收到父亲的棉衣后，发现里面的血书，于是托人把它送到了武则天的手中。
武则天左手拿着狄仁杰的认罪书，右手拿着申诉书，问狄仁杰：“你若是真的冤枉，为什么还要承认谋反？”狄仁杰十分沉重的回答：“我若是不承认的话，恐怕早就死在来俊臣的手中了。”
我们不能说狄仁杰说慌，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这就是致良知。
我们不能坚信二分法：要么黑要么白，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黑白、善恶。一切都是相对的，情境转移，黑就是白，善就是恶，所以，一定要坚信你的良知，它才是我们处理人生问题的唯一武器。
良知就是正能量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读的书屈指可数：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说就是，思无邪。思无邪是纯正、没有诲淫诲盗的意思，即是说，《诗经》所有的内容传播的都是人性之善，都是正能量。
王阳明则说，岂止是《诗经》，其他四经同样如此，都是传播正能量。从古至今，天下圣贤的话，也都是“思无邪”，除了正能量，这些经典的书什么都没说。
这个思无邪、正能量就是良知，一切伟大的经典，都在彰显人性之善，都在教人实现良知。
不过，王阳明同时承认，有“思无邪”就有“思有邪”，有正能量就有负能量，正如有阴就有阳一样。我们必须承认这点，不过承认之后，必须提升正能量，必须助长阳，必须做到思无邪。
正能量或者说致良知的重要正在此，因为大多数人致良知的水平不高，所以总是在意外在的环境。如果我们用良知对待他人，他人就会回我们以良知；如果我们用良知对待这个社会，社会就会报答我们以良知，因为良知是可以交换的。
王阳明的世界观“万物一体”的理论：人人都不会戕害自己的身体，总给自己身体最好的关注，那么，身体就会回馈给你健康，如果你把天地万物当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给他们以正能量的关照，它们就会回馈给你正能量。
他好，你也好，天下就好了。
人只有一个心
道心就是天理，人心就是人欲。天理和人欲并非势不两立，而是相生相克，辅车相依。其实，天理是由人欲产生的，人必须是先有基本欲望，天理才可产生，人有求生的欲望，所以不杀生的天理诞生，人有物质和精神满足的欲望，所以幸福的天理产生。
所谓“率性之谓道”，就是顺应这些基本欲望去实现之，这就是道，就是道心。一旦超越了这些基本欲望的追求，就是欲，就是人心。
王阳明认为，人心只是一个，而这个本源是“道心”，但一旦沾染人的意念，就成了“人心”。困了睡觉是人的基本欲望，要睡觉就是道心，但非要找美女陪，这就成了人心。意识到找美女陪是沾染了不好的意念，立即改正，人心又成了道心。
总之，我们只有一个心，就是道心，它会下滑为人心，只要你致良知，就能重新让它还原为道心。
为什么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
性，是上天赋予我们的善、正能量、良知；命，则是有生就有死。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就是不要和他谈“性”谈“命”。
大部分是中人之资，所谓“中人之资”，并非是他的理解力、感悟力真的很差，而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大道。所以，和这种人谈性谈命，纯粹是对牛弹琴。
不和中人以下的人谈性谈命，还有个最根本的原因。如果和他们谈性，人性本善，良知与生俱来，他们就会臆想，既然良知是现成的，人性是善的，那还何须去事上磨炼，完全从心所欲就是了。阳明心学左派后来就都变成这副德行了，他们全凭私意，断章取义，结果比从前还要放纵，这是害了他们。
和他们谈命，有人认为，既然命不可改，那还奋斗什么，于是消沉下去；另一种人则认为，命既然是上天给我们的，上天无所不能，我们的命也应该无所不能，这种想法会让他们拼命向外求，违背大自然，违背客观规律，结果碰的头破血流。
人的认知肯定不同，良知有大小。同样一个道理，有人认识到真谛，而有人则流向偏门，所以和中人以下的人，先谈高深的大道，就是在害他们，必须从最低等的道德入手，循序渐进，慢慢把性和命的道理传给他们。如此，才是致良知，才是不作恶。
读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古人读书，最先就是读，读了许多遍后就要背诵，背诵的精熟了，根本不必老师指点，其文章内涵自然水落石出。这就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意思。
王阳明小时候同样如此，中国古人相信，若想深刻了解一本书的本意，第一步就是把它背诵起来。但在这里，王阳明却说，读书只要理解，而不需要记得。这显然和中国传统教育是冲突的，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王阳明这段话是说给成年人听的，而不失小孩子。
为什么很多人非要记得，原因就在于其念头不正。他记住了很多书中的内容，不过是想炫耀自己知识渊博，知道很多东西。王阳明则说，读任何书，都是为了自己的心体，或者说，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涵养自己的心，除此而外都是错误的。
无论是理解还是记得，这念头都不对，都有一种向外施展、炫耀的心。读书是让自己的心宽阔、厚实起来，如此才是读书的真谛。
何时该杀身成仁，何时该委曲求全
孔子的“杀身成仁”和孟子的“舍生取义”是中国儒家最高精神，虽然都向往生是基本人欲，但前提是这种生必须符合天理。当“生”遇我们的良知、尊严相冲突时，我们就要弃“生”而选择良知和尊严。
人类历史上，有无数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的志士仁人，王阳明举的例子是夏桀的大臣关龙逢和商纣的大臣比干。这俩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当君主胡作非为，让天下不太平，百姓遭受灾难时，为了让天下太平、百姓不遭受痛苦，奋起反抗他们的主子，最后杀身成仁。
王阳明说这二人看得透，所以虽然死了，但却做到了永远不死——永远活在大家心中。
怎样才算看得透？只有致良知才能看得透，依凭良知的判定去行动，该生则生，该成仁则成仁，不要偷生，否则活一千年也不过是一千年的禽兽，而不是人。
如果判断自己是否该勇于抗争呢？就是遇到一个能抗争的机会，如果没有抗争，你在以后的日子里是否活的心安。倘若还是心安理得，没有抗争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
什么时候不要抗争？
中国历史上有勾践为了生存而品尝敌人的粪便，韩信为了活下去而钻刁难者的裤裆，他们为什么不在那种羞辱，尊严丧尽下，舍身成仁呢？
王阳明说：“圣贤处世，待人应物，有时而委屈，其道未尝不直也。”意思是，大圣大贤的人也会遇到低谷期，在低谷期遇到别人对自己的挑战，委曲求全也是正确的，是正道。
什么时候该委曲求全？
第一，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高峰少、低谷多，人在低谷若想爬上高峰，必须忍辱，活着才是真理。
第二，古语云，小不忍则乱大谋，忍受小的屈辱是为了以后的大谋，也就是说，你必须有大谋。所谓“大谋”，用王阳明的说法就是，你必须知道在你人生中，何谓第一等事，也就是你的人生终极目标是什么。凡是和你人生终极目标不相干的，都应该忍下来，别让这些小辱干扰你。一遇凌辱，拔刀而起的是匹夫，匹夫是没有人生终极目标规划的。
第三，在正视“人生有高峰也有低谷”和有“大谋”的情况下，你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所谓尊严，在低谷时一文不值。你的尊严、价值并不仅仅由你主宰，很多时候是由别人决定的。所以，暂时放弃尊严，是为了以后获取更大的尊严。
第四，有所忍才能有所不忍。“居常无所见，惟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亦便是有用处”。
杀身成仁的事很少，委曲求全的事很多，我们要学的事在良知指引下的委曲求全，少点杀身成仁。
惟庸人无咎无誉
梁启超撰写《李鸿章传》是一部经典，其开篇第一句话更是经典中的万王之王，这句话就是“惟庸人无咎无誉”。
大意是说，只有平庸的人，才很少有赞誉和毁谤。只要你不是庸人，或不甘心平庸而想创建事功，那赞誉和毁谤必然接踵而来。
李鸿章就是这样的人，他官居极品，做了很多受人称赞和诟病的大事，临死前，还对世人不理解他而懊丧。极少的一部分人赞誉他为王朝的中兴名臣，绝大多数人骂他是卖国贼、奸臣、贪污犯，凡是你所能想到的屎盆子都扣在了他的头上。
梁启超圆睁怒目，拍案叫道：李鸿章是伟人。
如今我们已对李鸿章有了清晰的认识，他是那个时代最有能力，也是最心甘情愿出力的人。他从未因毁谤而不去做事，他有所为，迥然有别人于那些不作为的饭桶官员。
仅在中国历史上， 毁誉参半的人不胜枚举，如商鞅、王安石、张居正、曾国藩、李鸿章……当然，更包括心学宗师王阳明。
他们有个共同点，心中抱定一个伟大的信念，矢志不移地去行动，不惧人言，只问事情的走向。
大唐中兴名将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功勋盖世。当他在战场浴血奋战时，大奸贼鱼朝恩对他百般诋毁，甚至挖了他的祖坟。
郭子仪班师回朝后，连皇帝都战战兢兢，认为郭子仪会大闹一场。在那个时期，郭子仪想要大闹一场，没有人有能力阻拦。但是，郭子仪跑到皇帝面前，痛哭流涕。他说：“这肯定不是鱼朝恩干的，我带兵多年，杀人无数，仇人多如牛毛，一定是我的仇人挖了我的祖坟。”大唐皇帝极度惊骇，郭子仪这种解释哪里是凡人的风度，简直是神人附体。
事后，郭子仪对心腹说：“我何尝不知是鱼朝恩挖了我的祖坟，但我已是功高震主，如果非要让皇帝惩治鱼朝恩，那皇上岂不是更加确定我功高震主了？”
心腹愤愤不平地说：“虽然如此，可您这处理方式也太窝囊了吧。”
郭子仪叹息说：“有人说我挽救了大唐王朝，有人则诋毁我居功自傲，你说我到底是哪种人？”
心腹脱口而出：“当然是拯救大唐王朝的人。”
郭子仪摇头道：“不对，如果我认为自己是拯救大唐的人，那其实也就认定了我是居功自傲的人。赞誉和毁谤是共进退的兄弟，你不能只要赞誉不要毁谤。所以，我既不是拯救大唐的人，也不是居功自傲的人。”
有人问王阳明：“如何避免毁谤？”
王阳明回答：“毁谤是外来的，连孔子那样的圣人都无法避免，更何况是我们。”
人再问：“那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王阳明回答：“有啊，你只要把别人对你的毁谤看作是对他人的毁谤，正如你见到有人欺负弱小，虽然很生气，但也不会被气死。”
人笑了，这是啥方法？不是逃避吗？
王阳明叹息道：“其实应对毁谤，哪有那么容易。不过，若想把外来的毁谤不当回事，首先要做的事把外来的赞誉不当回事。倘若你对外来的赞誉很当回事，那你肯定会把外来的毁谤也当回事。如果您对外来的赞誉一笑置之，那你就能在应对外来毁谤时做到不动心。”
人这种动物就是喜欢别人的赞美，不喜欢别人的毁谤。这就是典型的欲——好善恶恶。
你喜欢某些东西就肯定厌恶某些东西，如果你什么东西都不喜欢，那自然就什么东西都不厌恶。所以，应对毁谤有两种方式，一就是浑浑噩噩地活着，少做事；二就是对赞美不要动心，自然对毁谤就无所谓。
这就是无善无恶，不对善意动心，自然不会对恶意动心。当毁谤来时，正好练心，这是王阳明心学的基调。
当然，我们也做如是想：正因为有毁谤来，才证明了我在做事，而不是尸位素餐。无论是多大的组织里，凡是那些无誉无咎的人，绝对是很少做事的老油条，凡是那些有誉有咎的人，一定是想要做事的伟人。
唯有在毁谤的大风大浪中坚持信念，遵循良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关键是，你如果真是个做事的人，做事情还做不过来，哪有闲心纠缠于咎誉上？！
厌弃外物的静坐就是邪恶
静坐是修习阳明心学的第一步，它是个手段不是目的。而佛家是常常把静坐当做目的，而非手段。这个叫刘军亮的人要去善中静坐，就是把静坐当成目的，而非手段。
王阳明奉劝他，不要跑进深山老林中去搞什么灵修，和外界完全隔绝的静坐是巫术，不是灵修。真正的灵修静坐是以不厌弃外物为第一要务的。跑进深山老林，静坐时间一久，尤其是有吃有喝后，人就会变得懒惰，喜欢出世，不喜欢入世。
凡是“厌弃外物”的静坐都是邪恶。当然这是儒家的立场，佛道二教就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和外界隔绝，才能修成正果。
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解释，对错很难分。但有个疑问：作为社会人，主动隔绝于社会，是否还算作是人？
不端不装，是为知行合一
“仲尼与曾点言志”是《论语》中的一段重要内容，说的是孔子和弟子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四人谈人生和理想。
子路最先说道：“我的志向是治国平天下。”
孔子微微点头
冉有第二个说：“我的志向比子路小，只要治理一方即可。”
孔子又点了点头，问公西华的志向。
公西华说：“我想做外交官，纵横捭阖。”
孔子点头微笑，看向曾点。
曾点一点都不严肃，人家在那里谈理想、谈人生，他却在一旁鼓瑟，这太没礼貌了。
孔子问曾点：“你有什么理想？”
曾点推开瑟站起来回答：“我与他们的理想有所不同，我的理想是，暮春三月，陪同五六个大人、六七个小孩子，到沂水边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唱着歌回家。”
孔子鼓掌叫好，赞叹道：“我欣赏你的志向啊！”
这就是孔子“仲尼与曾点言志”的故事，或许有人认为，孔子是不是老糊涂了，呕心沥血传道授业，难道就就是为了培养曾点这种浪荡弟子？
这就要从孔子思想说起，孔子很少谈“性”和“天道”，因为这东西太玄乎，你总是谈玄乎的东西，就会忘了当下的实际。孔子思想重点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以“仁”（爱人）为根基，非常扎实。另外，“天道”难违，如同客观规律一样，孔子也很少谈“命”，命就是时势。时势不可造，只能等待。
曾点的最大优势就是，不像那三位一本正经，满脸严肃，谈起理想如同谈世界和平，他很随意，而这种随意，恰好是阳明心学的眉批：不端不装。
就如王阳明所说的那样：圣人的学问不失拘束痛苦，而是释放心灵的，不要装作一本正经的道学家模样。
北宋理学鼻祖程颐和哥哥程颢都是当时鹤立鸡群的人物，但二人性格大大不同，程颐极端严肃而程颢则平易近人。所以程颐和程颢后来在思想上分道扬镳，程颐成了一本正经的理学鼻祖，而程颢则成了活泼灵动、直指本心的心学鼻祖。
今人都讨厌理学，喜欢心学，缘由就在两个鼻祖身上，一个装，一个不装。
装着、端着，迟早会出事。南宋路太后的侄子路琼之，拜见世家的王僧达。他走后，王僧达把路琼之坐过的凳子、用过的恶茶碗，全都扔掉，扔得大张旗鼓，深恐别人不知道。
路太后知道后，大发雷霆，下令她儿子——皇帝刘骏处死王僧达。
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因端架子而被宰掉的案例。
心里已确定别人的意见是对的，但因为身上有标签在，所以死不承认，装着、端着，这就是知行不一。
或许有些人的确在某些方面才华横溢，是一个出色的领导人，一个优秀的出资，一个五百年才冒出的思想者。这样的人，应该要装一装，端一端，创造属于自己的气场。
但是王阳明说，你之所以能成为出色的领导人或者是某个领域的精英，只是你侥幸激发出了你良知固有的这份能量，再加上时势而已。
人皆有良知，如果运气相等，人人都能激发出良知固有的那份能量。
请相信，只要你肯知行合一，也就是按良知的判断去行事，骑在装着和端着的人脖子上轻而易举。
最后请记住，无论你是什么人，在什么样的阶层，只要不装、不端着，就是在知行合一。
心学的两个特点
什么是圣学，就是圣贤之学，用王阳明的话来解释则是，圣学，心学也。通往圣贤之路的各种学习，都必须用心，心外无学，凡是用心去学的学说，都是圣学，因为它是成就每个人心体的。
那么，圣学的特点是什么呢？
以阳明心学为例，它至少有两个特点。一：经过实践验证——孔子从来没有自己不知道还乱写的。无论是孔子还是王阳明，乃至那些古圣先贤们，其所留下的思想都是经过验证的，知道的就写，不知道的、不确定的或者未知的从来不写。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中国传统哲学都关注“人生观”，而很少有对“世界观”的阐述。因为心外的世界太难知晓，所以中国古代哲学家干脆不讲，只关注人生观，这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自然科学的低落。二：反躬自省——颜回对于自己做不好的地方也没有不知道的。中国古人坚信，如果一件事没有做好，得罪了一个人，最大的问题不在那件事上，也不在别人身上，而在自己身上。这种结果促成了中国传统哲学始终向内求的反省精神。
经过实践验证、反躬自省就是圣学、阳明心学的两大特点。理想状态下，只要你的理论是经过实践验证的，就去行动；发生问题后，反躬自省，向内求而不失向外，那你就能成为圣人。
立志做圣人
立志，几乎是阳明心学的一条主线，王阳明无时无刻不在谈立志。其实不只是王阳明谈，凡是古圣先贤都谈。你翻开著名人物的传记，扑面而来的就是立志。王阳明也不能免俗，他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有志向，就如马有了缰绳，船有了舵手。你让马左转，它不会右跑，你让船转弯，它不会直行。大有”一志在手，天下我有“的架势。
谈到志向，所有人都会说，这玩意很简单啊，人孰无志？有了志向，就能天下无敌？
没错，人皆有志向，从真命天子到贩夫走卒，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问题是，真正的圣人能把志向坚持到底，庸人常立志，圣人立常志。圣贤立志坚定不移，雷打不动，遇到艰难困苦时，总会返回初心，去回忆那个志向，然后继续向前。
志向是一个人将念头形成影像，深深地刻在心上。
王阳明所谓的立志，其实就是做个善人，最低限度不要害人。他说，如果你做好人，亲戚朋友都嫌弃你，那你就不要做了；如果你做恶人，亲戚朋友都喜欢你，那你就做下去。
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亦可为圣贤。立志成为善人，就是要时刻关照自己的内心，听凭其对你言谈举止的善的判定。
做好人，其实很难，因为如果你没有做好人的志向，好人好事，就只能偶尔为之。若想成为圣贤，就要先成为不害人的好人。若想成为不害人的好人，就必须让良知明明白白，不能有一点私欲沾染。如此，才能成为圣贤。
良知的神奇
良知到底有多神奇，首先我们要确定的一点是，良知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道德感和判断力。道德感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判断力告诉我们，什么事我们有能力做的，二者合一，就是良知妙用。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能够生天生地，成就了鬼神、天帝，一切都从此出。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的心上有良知，所以心能生万物。心生万物，并非是我们的心真的生出了万物，二十五欧美以良知赋予了万物价值。
好比说，一个青花瓷，一件名人画作，它本身根被不值那么多钱，但我们以良知赋予了它们高价值，所以它们才有了存在的理由。
由此可知，良知生万物，心生万物，心外无物。
人的良知如果不被遮蔽，那就能无善无恶地赋予客观事物正确价值：见到美色，赋予美；闻到狗屎赋予臭；面对不义之财，赋予不能取；面对功名利禄，赋予“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超脱价值。
王阳明说，一旦你真诚地致良知，那种感觉就能让你手舞足蹈。当然，这是一种境界，必须亲自践行、体悟，才能感受得到。
至少到今天，恐怕只有王阳明达到了这种境界。
如何致良知
1519年，王阳明用了不到五十天的时间，彻底平定了拥有精锐二十万的宁王朱宸濠。这就是致良知的结果，以绝对劣势的兵力击败强敌，这就是致良知的威力。
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在这一功业面前，恐怕只是小儿科。
事后，他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如此说道：“致良知，就是对境应感……”
所谓对境应感，就是突然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与境合一，便能得出最佳应对的办法。
王阳明说，在突发状态下，最容易体现良知的宏大价值。平时不遇急事从容不迫，有充足的时间考虑。但战场上，呼吸存亡只在一念间，必须全神贯注，刹那之间，念头顿生，抓住这个念头，以良知判定，良知一判，立即行动，绝不容转念和思考。在这刹那之间，不欺良知，不忘良知，即能天人合一，情境合一，知行合一。
不要不相信这种论调。良知就是巨大的能量源，一旦爆发，就能改变宇宙。很多人之所以在面临突发危机时，无法处理好。原因只有一个：良知被遮蔽，无法发挥威力。而遮蔽良知的，就是厉害毁誉，确切地说，就是得失之心。
人一旦有得失之心，就会瞻前顾后，前思后想，结局就是没有抓住那个刹那之念，万事成空。
这就是致良知的法门，是万无一失的功夫。但有了得失心，抓不住按个念头，就成了“一失”，一失，就万无。
王阳明平定朱宸濠时，理所应当有得失心，平定不了，朱宸濠造反成功，必会反噬，王阳明三族就会灰飞烟灭，因为违抗圣旨，所以仍有后患。
按王阳明的说法，当时哪怕有一点心思考虑这些，之后的功业就是笑谈。然而，在致良知的情况下，这一切都无足挂齿了。
这还不是致良知的最高境界，王阳明的弟子王畿说：“死天下事容易，成天下事大难；成天下事容易，不居其功大难；不居其功容易，能忘其功尤其大难。”
王阳明说，致良知的最高境界就是，虽然创建了不世之功，但只不过是一时良知的应迹，过眼便为浮云，马上忘了。
良知还有很多事情要指引他的主人，过去的绝对不会留存在心。良知绝不会躺在功劳簿上美滋滋睡大觉，也不会陷在过去的痛苦中无法自拔。它很冷酷，来一件事就解决一件事，解决完毕，马上忘怀。人生就应该如此，这就是致良知的最高境界。
致良知不是静坐凭空想象，也不是枯木死灰般什么都不想，它是要你不欺良知地事上练。其所提倡的“事上练”，到各种诱惑、困难上去练心。磨炼到最后，真诚无欺成为你的本能，不必考虑，不必运筹，面临情境，立即发动，这就是真正的致良知了。
我们必须经历一些大利害、大毁誉，才能真正体悟良知的妙用，才能真正做到致良知。
这种大利害、大毁誉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到处都是，对其他人无足挂齿的事情，对你而言恐怕就是比天还大的事情。在这些事情上努力致良知，形成惯性，这就是我们人生最好的道路。
致良知要形成惯性
东汉时有个叫杨震的官员，常以“清白吏”为标准要求自己，所谓“清白吏”就是两袖清风，秉公执法。
某年，杨震被调到东莱担任太守，赴任路上路过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提前得知消息后，不禁大喜。王密当初做秀才时，受过杨震的恩惠，后来他进入仕途，也是杨震举荐。王密想趁此机会报答杨震。
首先，王密请杨震吃大餐，杨震很高兴，吃饱喝足后回住处，王密跟了过来。两人谈天，夜已深，杨震就大气哈欠来。王密向外探望了半天，连鬼都睡觉了。王密拿出带来的箱子，打开后全是金子，大概有十斤。他对杨震说：“感谢您多年来对我的照顾和举荐，这是我答谢您的。”
杨震立即板下脸，正色道：“我们俩相交，我自认了解你，但你却如此不了解我，你现在这么做是在凌辱我。”王密拿出官员的伶俐来，说：“勿要见怪，今晚这事是没有人知道的。”杨震大摇其头，声音洪亮地回道：“天知道，地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这就是杨震著名的“四知”论，后来世人就称杨震为“四知先生”。
伟大的杨震终生都奉行这种价值观，有人让他给儿女积累些财富，他说，要让儿女也做清白吏。
有人问王阳明：“我总是很认真地下功夫要让良知不间断，可应付事物时突然发现良知照管不到，这该如何是好？”
此人的疑惑是大多数人的疑惑。人在无事时，没有诱惑是，总觉得自己是圣人，一旦有事，诱惑一来，马上就钻了进去。钻进去之后，才大吃一惊：哎呀，我的良知呢？
王阳明告诉疑惑者：“你这就是对良知认识得不真切，所以有内外之分。所谓”内“就是未经之事时，良知不会发动，所谓”外“就是事情来了，良知发动。同样一个良知，内时有，外时无，原因就是对良知认识不真切。”
为什么会对良知认识不真切呢？因为你根本没把良知的指引当回事，正如你不把一个人当回事，那就不会去深入了解他，不深入了解他，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会疏远，关系疏远，就等于没有了关系。你和良知没有了关系，对良知的认识肯定就不真切了。
我们如何和良知建立真切的关系？王阳明说，非是靠你的聪明才智掌握许多知识，而是要将心中的渣滓化去，使得心中没有丝毫沾染与滞留才行。
这沾染和滞留就是对财色名利的沾染和滞留，我们观察杨震的生平就会发现他平时一直对财色名利保持淡然之态，所以才能拒绝别人的金子。
如果对财色名利始终保持热情，即使平时把大话说得惊天动地，也没有用，一遇诱惑，必然失身。
唐朝中后期，名臣裴佶的姑父在京做官，但他这个官是清水官，没有人巴结他。裴佶常常去看姑父，姑父总说些大义凛然的话，说完这些话，就批评同僚崔昭，说崔昭这家伙没有任何德才，却能得到诸多同僚的赞赏，原因就是崔昭这孙子总送礼给那些人。
裴佶的姑父越说越气，险些把茶杯砸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来通报：崔昭那孙子来了。裴佶的姑父大怒：我不见这种人！
可略一思索，他就跑了出去。过一会回来，满面春风地说，崔昭大人真不错，送了我官绸一千匹，哈哈。
裴佶的姑父之所以有如此变化，就在那一千匹官绸上。一千匹官绸没有来的时候，他的良知在内，大义凛然，忧国忧民。绸缎一来，良知就跑出心外去应对了，应对的结果是，收了绸缎夸起了崔昭。
这就是内外不一，凡是平时心上沾染财色货利和滞留在财色货利上的人，都是这德行。只有悟透良知的真谛，真切地认识良知，才能避免内外不一，才能知行合一。
天道即良知
王阳明曾有诗云“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在这里，他说，良知是极端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是非只依此来判断，绝不会有差错，所以，良知就是你终生的师父。
人的自然禀赋被称为“性”，顺着这种本性行事叫作“道”，按照“道”的原则修养叫作“教”，王阳明的解释是，天命就是本性，率性就是顺着本性，就是天道，天道就是教化。
有人问他：为何说天道就是教化呢？
王阳明的回答是，天道就是良知。
为何天道是良知呢？因为一切道都在我心中，纵然是天之道，也是被我的心认可的，所以，天道就是良知。
这样看来，我们人就是宇宙的中心，宇宙的心脏，宇宙的良知，宇宙（天）所赐予人间的一切道，都逃不开我们人的评判和接纳。当然，这是人文科学，如果是自然科学，譬如重力这个天道，不管你接纳与否，它都在发挥作用。
朱熹理学还有点科学精神，王阳明心学把自然科学彻底排除，只谈人文科学，只谈人生，不谈自然。
不做噩梦的办法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掉哥哥太子李建成后，登基称帝。但他总是很焦虑，因为他杀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亲哥哥。这说明人做错事是知道的，知道的理由是，心上总不安，这是人人皆有的良知在发挥作用。
李皇帝先是白天焦虑，后来夜晚也不消停，他总能在梦中真是的看见浑身是血的哥哥死盯着他看。后来，有术士给李世民出了个主意：”邪念最怕正念，邪人最怕正人，您因为做了亏心事，所以现在不是正人，需要找个正人为您守护心灵，不让邪恶进来“李世民就找来大将秦琼和尉迟恭，让他俩在自己晚上睡觉时，站在门口。俩人站了几天后，李世民不做噩梦了 ，白天精力充沛，也不焦虑了。再后来，李世民见二人太辛苦，所以就找人画了二人的相貌。贴在门上，这就是中国的“门神”的来历。
很多人做了亏心事后，晚上很难入睡，一入睡则噩梦连连。这正如王阳明所说的，良知不但知昼，而且知夜。意思是，良知不禁在白天存在，夜晚也存在。表面上看，人睡觉后良知就不工作了，可你一叫别人，别人就会从梦中醒来，这就是良知知夜。
如何让自己睡个好觉，不做噩梦呢？
如果在白天你的良知畅行无阻，不被遮蔽，那夜间，良知就会收敛凝聚，不会干扰你。确切地说，我们白天做事都符合良知，晚上良知就会和你的身心一样，处于美好的休息阶段。反之，白天做事总是违背良知，晚上良知就会报复你，让你不停地做噩梦。若想昼夜心安，就要致良知。
最后，王阳明说，良知在晚上的行为才是它本来面目，因为人在睡觉时，良知和人的身体心灵一起寂然不动，没有任何杂念私欲。人如果能在白天面对事物如同在睡觉中一样，那就是良知光明到极致了。
为何佛道二家不能治国
王阳明年轻时对儒释道三家思想有过精神的研究，最后归于儒家。其对佛道的痴迷可从以下几件事上看出。
1501年，他到九华山上寻找佛道的奇人异士，闻听山中有个叫蔡蓬头的高人，立即钻进深山，四处寻找。后来终于找到，他热情邀请蔡蓬头到他临时住所吃饭喝酒。
蔡蓬头吃的特别高兴，王阳明就趁机问长生不老之术，蔡蓬头吃的上气不接下气，只是回答他两个字：尚未。这哑谜更激发了王阳明的追问热情，他不停地问什么是“尚未”。蔡蓬头只是回答他：尚未。最后蔡蓬头被追问得走投无路，只好说：“我见你第一眼，就看出你非我道家人，你还有世俗相。”
王阳明不罢休，又继续去寻找其他高人。但所有的高人都告诉他：“你的世俗相太明显。”
在自我冥思苦想了许多日后，他终于明白了佛道二教的弊端。那就是，佛道二教都要抛弃亲情，才能成佛成神。但亲情如何能抛弃？
两年后，他在杭州一寺庙内看到一个和尚静坐，有人告诉他，这个和尚已经不视不言静坐三年。王阳明就绕着和尚走了几圈，像是道士捉鬼前的作法。最后他在和尚面前站定，看准了和尚，冷不防地大喝一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
这句话就是传说中禅宗和尚的禅机。所谓禅机，就是用含有机要秘诀的言辞、动作或事物来暗示教义，让接收方触机领悟。
不知是王阳明的禅机触动了和尚，还是王阳明的大嗓门惊动了和尚，总之，和尚惊慌地睁开眼，“啊呀”一声。
王阳明盯紧他，问：“家里还有何人？”
和尚回答：“还有老母。”
“想念她吗？”
和尚不语。一片寂静，静的能听到和尚头上汗水流淌的声音。最后，和尚打破了这一死寂，用一种愧疚的语气回答：“怎能不想念啊……”
龙场悟道后，王阳明对佛道二教更是刻意忽视，有弟子问他这方面的内容，他从来不作答，一旦作答，就是臭骂弟子不务正途。
在上面这段话中，我们只需要记得最后一段：佛教虽然养心，但不可治国。
养心就在于格心，佛教和道教格心，是把事物统统格掉，这样一来，世俗事物就成了佛道修行的拦路虎。王阳明说它之所以不能治国，一是刻意，人与生俱来诸多烦恼，客观存在，佛道二教非要去除，一旦去除不了，就会人格分类，成为虚伪；二是人与生俱来诸多情感，尤其是亲情，佛道二教却要和亲情割裂，这就导致佛道二教无法做到“亲民”；三是佛道二教格心，却不在事物上格，而治国必须在事物上格心，儒家格心，从不脱离事物，最好的格心就是去事物上格。
人类历史上，用佛道治国的皇帝似乎只有印度阿育和中国南朝的梁帝国。阿育王的孔雀王朝讲佛教慈悲，但更讲“亲民”。南朝梁帝国的萧衍（梁武帝）以佛教治国，自己常常玩“舍身寺庙”的把戏，让大臣拿钱来赎。梁帝国于是成了最喜剧性的帝国：开国皇帝萧衍后来居然被活活饿死。
所以王阳明说，唯有儒家能治国。原因是：儒家看重世俗事物，儒家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融为一体，儒家能做到“亲民”。
此心不动的境界
孟子和告子都说，人要做到不动心。但这二人的境界有云泥之别。告子让人不动心，是在“不动心”这个行为上用功，正如你面对不义之财，告诉心，你绝对不能动，你感动，我就干掉你。孟子所谓的“不动心”是一种境界，欲达到这种境界不能只关注境界本身，而是要关注达到这种境界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集义。所作所为都符合道义，自然就在遇到诱惑时不会动心。
告子的办法看似有道理，但太执着，把这件事看得特别重，一遇事，立即想到这句话，总是过度关注性，深怕它到了心外，就成为另外一种模样。这就是把心物一分为二，总是战战兢兢。孟子的办法则是，顺着我们本善的心去做就是了，本善的心自然能分辨善恶。分辨了，就按它的答案去行动。
王阳明说，心外无物，只要遇到物时，顺着良知的判定去行，就没有问题，何必过度关注“无善无恶”呢？
越是关注、执着于某事，某事可能会让你失望。此心不动的境界，只是让我们凭借良知去行动后的必然结果罢了。
万物一体
王阳明说，人的良知就是世界，世界如果没有人的良知，就不能称为世界。这意思是说，没有人，这个世界就不可能存在。因为是人创造了世界，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我们人类发现了它们，和它们建立了联系。
此为万物一体，王阳明在此举的例子很特别：五谷、禽兽等都可以滋养人的身体，药石等东西可以治疗疾病，是因为人与万物所禀的气是相同的，所以能够相通。
能相通，就说明我们是一体的，万物一体，就需要我们善待天地万物，如同善待我们的身体一样。
这就是博大精深、悲天悯人的心学世界观。
岩中花树论
王阳明最著名的岩中花树论，虽然只是短短的一段话，但异常灵动玄虚，其主题则是“心外无物”。
他那位伟大的朋友说：“这朵花，在深山中自开自落，和我的心无关，既然它不在我心内，那就是在我心外，可你却说，心外是没有事物的。你做何解释呢？”
王阳明回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的心是同归于寂的。即是说，你的心和那朵花没有建立联系（以心去看它）时，你的心对那朵花而言，就是寂静的，没有动。而那朵花固然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它没有和你的心建立联系，它对你的心而言，就是寂静的，没有动。
而当你来看此花时，事情就变了。你用眼睛看此花，是受心得指使，心指使眼睛看到了花，心和花建立起了联系。
然后最关键的一点来了：你必须给花赋予一定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鲜艳。天地万物，存在的前提是有价值，而价值必须由我们的心来赋予。你和任何东西建立联系，都会潜意识地赋予它们价值，不建立联系，就不可能赋予天地万物价值，没有了价值的天地万物就不是天地万物，心动才有万物价值，不动就没有。所以，心外无物。
人见到鲜花会赋予其价值——鲜艳。驴见到鲜花则会赋予其价值——好吃。鲜花仍是鲜花，但看它的对象不同，其价值就不同了。
王阳明这段“岩中花树”论，只是诠释“心外无物”的绝佳例子，它只是王阳明“心外无物”的低级解释。“心外无物”理论的本源是王阳明心学的世界观“万物一体”；既然天地万物都是我身体和心灵的一部分，它们和我的心密切相关，那么，哪里有心外之物？
阳明心学的诸多概念、理论，诸如“一念发动即是行”“心外无物”“心外无事”既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警醒。“心外无物”警醒我们的是，人须有“万物一体”的世界观，世界观的博大决定你人生的境界，同时也提醒我们，少喝那些无聊的事物产生联系，它会耗费你的精力，力争做到心外什么都没有，心里有的全是良知。
万物一体，也有轻重厚薄
人和万物是一体的，因为人有仁爱（良知），但《大学》却指出，仁爱应该有轻重厚薄，否则就是墨子的兼爱，爱别人的父亲如同爱自己父亲一样，可谓莫名其妙。
王阳明在这里已经说的很清楚：仁爱为何有厚薄，不必用逻辑论证，它是天经地义的存在。倘若你要牺牲身体的某个零件，是手指还是眼睛？肯定是手指，如果是眼睛和心脏呢？肯定是眼睛。我们和禽兽是一体的，但有朋友来，难道因为和禽兽一样就给朋友吃糠？
为何有时候我们会牺牲万物之一，而保留另外的万物之一？就是因为仁爱源自亲情，一切都从亲情出发。倘若只有万物一体，没有轻重厚薄，要么你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要么就是白痴。
一旦我们没有仁爱轻重厚薄的意识，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许多付出，注定廉价。在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屈原，战国后期楚国人。楚怀王在位时，他对楚怀王可谓是奉献一切的忠臣，但楚怀王对屈原却一直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对他爱理不理。最终楚怀王被秦人扣为人质，死在了秦国。屈原得知此事后，悲痛万分，整日疯疯癫癫，对人生失去了兴趣，就跳了江。这就是今天端午节的由来。
屈原的死，你可以说是被忠君的思想逼到了悬崖边上，不死不足以证明他忠君。但以人性角度论，他多年对楚怀王的付出，始终得不到正向的回应，这是他最后闭目向江里一跳的根源。
这里还有一个反向的例子，大名鼎鼎的伍子胥年轻时和老爹一起在楚国做官，他老爹大公无私，所以得罪了很对奸贼。奸贼就在楚平王耳边吹风，最后楚平王把伍子胥老爹捉起来准备宰了他。
有人对楚平王说：“这老头的两个儿子有超人的智慧，必须斩草除根。”楚平王就对伍老头说：“给你的两个儿子写信，让他们来。他们来了，我就放你。”伍老头狂笑道：“你别做梦了，他们不会来的。”楚平王大惑不解道：“难道他们不忠君孝父？”伍老头说：“那咱们就试试。”于是他给伍子胥兄弟俩写信，说：“你们来，我就活了。”伍子胥和兄弟们商量道：“咱们老爹为楚国付出那么多，居然也遭遇这种厄运，我们算什么，去了就是死。但咱们又不能不孝。”伍子胥说：“复仇和杀身成孝，哪个更难？”兄弟说：“当然是复仇。”伍子胥说：“那我选复仇。”后来伍子胥的兄弟去见他老爹，被楚平王杀掉了。伍子胥本人逃出楚国，辗转到吴国，最后用吴国的力量灭掉了楚国。他把楚平王的尸体挖掘出来，鞭尸三百，以示复仇成功。事后有人问伍子胥：“你带领他国军队灭掉了自己的祖国，这算什么？”伍子胥睁目道：“楚王对我不仁不义，我为何还要对他忠诚？”
我们常说：付出总有回报。不付出肯定没有回报，但付出未必就有回报，因为付出必须有接收方，也就是付出和回报必须产生感应。
屈原对楚怀王毫无保留的付出就是廉价的，因为他得不到回应。伍子胥深谙此道，所以他不会被忠于楚王这个概念绑架，全身心投入复仇中，绝不付出。
如果你知道了最廉价的付出是什么，就知道了什么才是最高贵的付出。那就是积极回应我们付出的人，比如我们的妻儿、父母，和那些把你当回事的亲人朋友。只有肯回应我们的人，才配让我们付出，因为这是世界上最高贵的付出。
当然，最高贵的付出还有一种，那就是为我们自己付出。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为自己好，锻造自己，使自己身心都安康，做最好的自己。这种付出比世界上任何付出都要高贵，因为只要你对自己好一点点，瞬间就能得到回应。
最后一段话：“眼睛没有本体，以万物的颜色为本体；耳朵没有本体，以万物的声音为本体；鼻子没有本体，以万物的气味为本体；口舌没有本体，以万物的味道为本体；心没有本体，以天地万物的感应是非为本体。”
王阳明以此段话说明了两个道理。第一，要行动，你有眼睛、耳朵、鼻子，倘若不去用，这些东西就不会存在。而它们存在的意义就是去看、去听、去闻。尤其是我们的心，它存在的理由就是和天地万物感应互动，倘若没有这些感应互动，我们的心就是个不成材的器官。这段话再一次证明，阳明心学是行动哲学，一切都以行动为标尺。第二，我们要以心去感应天地万物，在“万物一体”的大环境下，要能感应出轻重厚薄，什么对象是值得你为之付出的？什么对象是你应该弃之如敝履的？这个，很重要。
生死，全人类的问题
夭寿不二，意思是，无论上寿还是短命，都是一样的。言外之意：人，有生必有死，死亡无法躲开，它是全人类的问题。
1507年，王阳明抵达几乎是洪荒时代的龙场驿，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折磨让他痛不欲生。在身心双重的折磨下，他感悟出，人到绝境，可以抛弃一切，只有一种东西无法抛弃，那就是生死观。我们为何无法度过生死关，就是因为它是从生命的根子上带来的，而且它和其他欲望不同，人对生的欲望和对死得厌恶，是绝对的天理。再也没有一种天理比这个更纯粹。
但是，如王阳明所说，倘若我们无法对生死看得破，想得透，整个心体就不会畅通无阻，就无法尽性至命。
自有人类以来，就开始研究生死。宗教创造了死后世界，中国儒家创造了“做圣贤，永远活在别人心中”的摆脱生死的方法。
如何摆脱生死观，抛掉未来科技不算，至少有三种方法。第一，皈依宗教，这种办法很有效，它创造了一个死亡后的世界，让你永远不死。前提是，你要坚信它。若你的理性太多，这种办法就会失效。第二，关注当下，让自己永远都关注当下的人和事，使自己的脑子停不下来思考生死问题。按王阳明的说法，做好当下每一件事，以良知贯穿其中，生时有意义，死后同样意义重大，就等于长生不死。第三，创造一种让自己信服的理论。这需要的东西很多：智慧、心态、学识以及强大的不为外物所动的内心。若要看透生死观，你要在这三个方法汇总来回地跳。
热力学第一定律认为，所有的能量在传递与转换过程中都守恒，即是说，能量可以从一个物体传递到另一个物体，转换过程中，能量的总值保持不变。
宇宙中所有的能量都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也不会凭空消失不见，人体内蕴含的所有能量，在我们死后都会成为别的事物的一部分，也许是蝴蝶，也许是飞鸟，也许是星云的一部分。如此，我们就可明白，现在构成我们身体的每个部分，都曾经是别的事物的一分子。可能来自太阳、月亮、外太空的星云，也可能是猴子、猪、驴。
那些事物当时也惧怕死亡，但在我们身上却获得新生。我们现在惧怕死亡，根本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在死亡后也会在别的事物上获得新生。
人为何怕死？其实很多人根本不怕自己的死亡，而是担心自己死后，亲人如何。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从生命根上带来的”，我们一生下来，就自动自发地生出责任感，特别是对亲人的责任。
对人生（各种情感）的眷恋，才是我们惧怕死亡的原因。
这样讲来，害怕死亡的人，才是真有良知的人。
规则和原理，哪个重要
王阳明曾说过，致良知的要点之一就是，在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病根逐一找出，扫除干净，如猫捉老鼠一样，绝不放过一个，彻底根除。
有弟子认为，把这些病根都找出，扫除干净，就像是把肉挖掉，倘若把肉挖掉，那不是留下个大疮吗？即使好了，也会留下疤痕。
咋一看，这种论述很正确，王阳明恐怕也拿不出好的理论来反驳，所以他才正色道：“这是我治病的房子，确实能去掉人的病根。即便有再大本事的人，过了十几年也还用得着。你如果不用就放下，不要糟蹋了我的方子！”
王阳明这段话很重要，它其实探讨的就是，规则和原理那个更重要。
什么是规则？
规则就是，去除那些病根会留下疮和疤痕，所以这种治疗方法不适用。规则就是你必须这样，不能那样。
什么是原理？
原理就是这种方式经过时间和事情的验证，很有效。王阳明说，我的这个方法已经被多人验证过，即便有再大本事的人，过了十几年还用得着。
人生在世，其实遵循的都是规则，很少有人孤注一掷地遵循原理。
因为原理，很多时候是一种直觉和本能，无法用科学证明，却能用实际证明。
我们对规则要有怀疑之心，因为规则是在某个情境中的产物，情境一变，它可能就消失了。我们应该对原理深信不疑，因为它是随着情境的改变而改变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平庸的学说，它永远都能解释所有的问题，但很多时候，它无法解决某些问题。阳明心学，简易明快，直指本心，它虽然不能解释人世上所有问题，但它能解决人世上所有问题。
阳明心学就是原理，不是规则。
致良知只能靠自己
王阳明“致良知”的法门只一句话：你的良知是自家准则，情境来，良知判定是便是，非便非，不欺它而行，这样就能致良知，就是致良知。
这段话，王阳明大概说了很多次，可还是有很多人来问。有人明明知道了致良知的功夫该如何练，却仍要王阳明再进一步说明。王阳明则认为，既然知道如何致良知了，那还有什么需要说明的？良知如此明白，你在致良知法门上实在下功夫即可。不在这方面用功，只在言语上说来说去，越说越糊涂。
实际上，欲达到知行合一之境界，王阳明心学提供了两种办法。一种是被动的，静坐和省察克治；第二种是主动的，就是致良知。王阳明让我们致良知，只是要叫我们去事上磨炼。所谓事上磨炼，就是要力诚，所谓力诚，就是让我们认识知行合一的本体：知行本一，不必曰合。一切所知的就是所行的，一切所行的就是所知的。
你永远无法让一个围棋高手告诉你，他为何会走出天外飞仙的一部；你也无法让一个高明的厨子告诉你，他是如何炒出好菜的。
他们唯一知道的事就是他们做出了这件事，这就是一切所知就是所行，一切所行就是所知。懂得了这些，我们就会发现，阳明心学只有一个灵魂，那就是知行合一。
倘若不把知行看做是一回事，那就不会在致良知上下功夫，因为致良知的目的就是为了把“知”“行”合一。而致良知，靠不了别人，只能靠自己。
为什么圣人能预见未来
1222年，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统治者成吉思汗和最伟大的道士丘处机见面，成吉思汗之所以要见丘处机，是因为民间都传颂着丘处机能“前知”，懂得成圣不死之术。总之，民间传说中的丘处机就是个活神仙。
成吉思汗问丘处机：“如何统一天下？”
丘处机回答：“不滥杀一人。”
再问：“如何治理天下？”
回答：“敬天爱民为本。”
又问：“如何长生？”
答：“清心寡欲为要。”
成吉思汗沉默一会，问：“仙人可前知？”
丘处机回答：“只要心至诚，就能感动天地，天地就会给予前兆，敏锐地抓住前兆，就可预知未来。”
成吉思汗深以为然
孔子说，命这东西不可知，尽量少谈。因为在中国传统儒家看来，命运很多时候是注定的。
人一旦想“前知”，那就是对命的一种亵渎：命是注定的，“前知”是想在不可能中制造出个可能来。这缘于人的私欲：想要趋利避害。人一旦想趋利避害，有些有害无利的道义之事，就不会去做。
所以，凡是那些“无事不登三宝殿”“要佛祖开示未来”的人，都是有私欲的人。
圣人为何不“前知”？因为圣人也无法免于祸福，圣人只有一个办法可尽量避免祸而得到福，那就是有颗至诚之心。“诚”就是良知，其实就是关注当下致良知。
一旦你能让良知光明，就能在别人浑浑噩噩时发现事物的前兆，抓住前兆，就能抓住事情变化的方向，然后才能解决问题。
而要获取这种辨识前兆的能力，就要以致良知之心对待天地万物。理性而言，我们专注于某种事物时，就能发现事物的本质，其发展变化的内因就能为我们所知。
倘若你没有把当下做好，而总是“超前”地想要知道未来。这不但是私欲，而且还会忽略当下，让未来转向。世界上所有人都看不到未来，圣人能看到未来，诀窍就是，以至诚之心做好当下。
良知无知而无不知
《智囊》记载，诸葛亮有次去找刘备，刘备正和一个人聊天，这人见诸葛亮来，就找了个借口跑了出去。诸葛亮对刘备说：“此人是刺客。”刘备大吃一惊。诸葛亮说：“他看到我后心神不宁，可见他听说过我的厉害，我就是面镜子，妖魔鬼怪一来，必显形。”
历史上有些以识人闻名的人，比如管仲、杨坚、王阳明、曾国藩……
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能瞬间洞察对方的心理活动，然后做出最快速最精准的判断。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本心纯粹，如一面镜子，万事万物到面前，马上映现。
张居正未做内阁首辅时，和心学门徒耿定向走得很近。二人经常在一起论道。某次，有个叫何心隐的人来找耿定向。（何心隐也是心学门徒，自诩是阳明心学的正宗门徒。）耿定向热情招待何心隐，二人谈的热闹，忽有人来报，张居正来了。何心隐听过张居正的大名，觉得他是官场中人，自己乃布衣，不便相见，于是跑到帷幕后躲了起来。
张居正和耿定向聊了一会便离开了。何心隐面无人色地从帷幕后走了出来，对耿定向说：“讲来杀我的人，必是此人。”
耿定向大为惊骇，问原因。何心隐说：“你等着瞧，事实会证明一切。”
后来张居正做了首辅，力推改革，何心隐到处煽动改革派人士，和张居正反抗。张居正大怒之下，命人将其逮捕、剿杀。正如他所说，自己就真的死在了张居正手里。
何心隐和张居正连面都未见，只是听了张居正和其他人的几句聊天，就断定自己会死在此人手里，非是他未卜先知，而是他良知光明看透了张居正。
真正的圣人能“知”他人，就是因为充分发挥了良知。良知并未有意识地告诉他们，我可以知人。但一遇到人就能知。正如太阳不可能告诉万物，我要照耀你们，可一遇万物，它必然照耀。
良知从来不会有意识地去知，却无所不知，良知知道一切，只要你能光明它。
这是心学的梦想，你行动了，就成现实。
别拿勤奋和别人的天赋拼
在所有领域中，都有顶尖高手。如果对他们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他们固然很勤奋，但真正让他们成为那个领域顶尖高手的却是天赋。凡是某一领域的顶尖高手，都具备了这一领域所要求的天赋。
古代战场上，韩信、成吉思汗、王阳明等出类拔萃的军事家，努力固然重要，但天赋才是决定他们成为名将的主要因素。同样的付出和努力下，项羽就不如韩信，没有人能和成吉思汗相提并论，也没有人能和王阳明平起平坐。
什么是天赋，天赋就是老天爷给你植入的神一般的能力，你来到世界上，只需要把它使用出来即可。既然是神一般的能力，凡夫俗子怎么能和这种能力比拼？
什么是勤奋，勤奋就是希望能通过后天努力得到这种神一般的能力。
别拿自己的勤奋和别人的天赋拼，那样你会活的很累、很辛苦。或许有人说，我的勤奋也能创造奇迹。正如曾国藩，天赋不高，却通过辛苦努力完成了人生试卷的满分一样。没错，如果满分是一百分，那大家都一样。但是，曾国藩的一百分和天赋极高的王阳明相比截然不同。曾国藩的一百分是因为只能考到这个程度，而王阳明的一百分是因为试卷只有一百分。这对于后来的人生成就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所有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找到自己的天赋。发挥自己的长处，才最容易成功。
情欲即天理
大明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独揽大权后，准备进行改革。当时正缺人才，有人就向张居正推荐了海瑞。海瑞在大明乃至整个中国历史，都是大名鼎鼎的，他以清廉、绝对的铁面无私著称。
推荐海瑞的人本以为张居正会立即启用海瑞，没想到张居正拒绝了这提议。他说：“海瑞这人刚正不阿，执法必严，为人处世向来都以人性为出发点，受老百姓爱戴理所当然，但是他没有情感，冷面无情，不懂得用情感当人际关系、官场中的润滑剂，所以才屡次被同僚弹劾。这种人，只能做旗帜，绝对不能让他参与实际政务。”
人心分为两种，一部分是人性，一部分是七情六欲、情感、情绪。用七情六欲、情感、情绪推动人性去行动，就是知行合一。你要做一件事，首先它必须符合人性，符合天理，但人性、天理只是指路牌，人不可能只盯着指路牌就能达到目的地，必须有情感的推动。
你对符合人性的事物付出情感，这个事物就会如你心愿，你付出的情感越多，这个事物就会越让你满意。只要你本人付出情感了，觉得事物很满意，那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别人也会对你的事物满意。
反之，如果纯靠人性，因为没有情感的润滑和推动，你很难把它做成。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处理问题、和别人的交往其实靠的都是情感，而不是冷冰冰的人性，虽然它是正能量。
很多人一听到“情欲”就觉得它很坏，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七情六欲”产生了执着心。饿了吃饭是天理，但我们非要执着于满汉全席，要吃得像样，吃得让别人知道我很有钱。这就是人欲，就是恶了。
七情六欲、发自良知的情感以及情绪，倘若不执着，不刻意拔高它，就都是天理。人之所以为人，正能量的人性固然重要，但情感更重要。唯有如此，我们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人格分裂的变态。
海瑞值得称颂，然而社会纷繁复杂，要在这乌烟瘴气的社会中做成事，空有情怀和人性远远不够，必须借助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伟大情感。它是一条通往成功之路的捷径，你走在这条路上，只要带着良知，就没有任何任何问题。
知行合一的三类人
从知行角度来划分，人分三类。第一类是“生知安行”的人，这种人，良知特别光明、要做什么事，只要按良知的意思去行动即可。
第二类人“学知利行”的人。这种人，良知也很光明，但必须经过省察克治之功，努力按良知的意思去行动。
最要命的是第三类“困知勉行”人。因为他们的良知收到蒙蔽禁锢十分深重，即使想按照良知去行动，也会被私欲阻隔，必须付出比别人多千百倍的功夫，才能按照良知的指示去行动。
我们由此可知，如果努力，人人都能知行合一。只不过，有人很容易就能知行合一，而有人要下很多功夫。不管怎样，知行合一是人类能做到，能达到的一种人生最高境界。
它容易之处就在此，但它也有难度，即使是那些“生知安行”的人也不敢自以为是，一旦自以为是就可能达不到知行合一了。至于那些“困知勉行”的人，根本没有努力，就认为自己轻易能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更是痴人说梦。
所以，若想知行合一，先确定自己是哪类人。确定之后，再向知行合一进攻。
遇哀事，是否还有乐
儒家学派说，乐是人心本体。意思是，乐应该主宰人心，每个人都应该以“乐”为灵魂。
有弟子问王阳明：“如果遇到父母故去，哀悼痛哭之后，心中的乐是否还存在呢？”
王阳明回答：“父母故去，肯定要哭，这是人之常情。也只有自动自发地尽了此情，快乐才会重新回到我们心中。”
很多人往往沉浸在悲痛中，无法自拔，这是错误的，因为你遮蔽了人心的本体——乐。
生老病死本是客观规律，无人能改变，人活着的目的是追求幸福和快乐，如果被这些客观规律阻碍，那就不是人了。
悲痛有限度，快乐无限度，记此，则知人生。
你看到的是鲜花还是坟墓
周文王的《卦辞》、周公的《爻辞》、孔子的《十翼》都是对《易》的解释，但看法不同。
王阳明的解释是，只要这种解释不是哗众取宠，不是炫耀学问，而是发自良知地让世人知《易》，那就没有问题。因为同样的事物，因观察者的角度、学识和心胸的不同，而会出现不同的价值判断。这也同时说明，心外无理。
正如竹园里的竹子，只要长着竹子的枝节，就是本体上的相同。倘若拘泥于教条、固定的成规，就会被框死。人必须发自真心地去对待所有事物，而人因为性情的不同，对待事物所秉持的价值观在细节上也会不同，但大体上相同，这大体相同就是遵循良知的结果。
鲁迅的作品《过客》中，过客想一老人和小女孩问路。老人告诉他，过了前面的坟墓就到了；小女孩告诉他，过了前面开满鲜花的土丘（坟墓）就到了。有人说，人应该学小女孩的心态，整个人生就会明亮起来，千万不能学那老人家，否则人生一片黑暗。这种说法乍一听动人心弦，其实是一厢情愿的扯淡。那个小女孩看到鲜花以及老人看到坟墓，二者都是发自良知。小女孩没有经历人生的艰辛和随年纪增长对死亡的恐惧，她的世界是开满鲜花的，这就是她的良知；她看到鲜花并非是有意看到，而是她的良知使然。老人经历了人生的苦难和年纪渐长后对死亡的恐惧，他的世界是现实而阴森的，这是他的良知。他看到坟墓并非有意去看到，而是他的良知使然。
我们的良知是有阶梯的，或者说，我们在人生中的每一阶段都有固定的良知指引。它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看到鲜花，什么时候该看到坟墓。
你真有自知之明吗
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舜是出名的孝子，他老爹自从娶了第二任老婆后，对舜就没有从前那样慈爱。但是舜却认为自己不孝顺，所以他在孝的方面始终在努力的补。其实，这才是真正的自知之明：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而不是认为自己做的很好。知道自己哪些地方不足，才有补的意愿，才能补上来。他老爹在慈爱方面始终没有补的心，最后就成了舜大孝，他老爹大不慈。
如果舜当时干掉他老爹，孝之美名无法传播，尧也不会把江山交给他。
我们中国历史顺口溜“尧舜禹”就少了个“舜”，历史将被改写，所以，有自知之明多么重要！
如何说服别人
王阳明举了一个孔子的例子：有个大字不识的农夫来向孔子请教，孔子并没有给他讲任何知识点，而是抛出一个问题，让农夫来辨认对错，农夫知道对错后，孔子再帮他分析，为什么这是对那是错。
如此一来，农夫自己知道的是非，是他内心本体就有的天赋准则，即便如圣人孔子那般聪明，也只能引发对方以良知判定，而不失用自己的大理论帮助别人判定。
当有人向你请教时，尽量少卖弄学问，直奔主题，启发对方是非之心的良知，让他们自己判定。不要卖弄学问，夸夸其谈，这看似显得你十分博学，却只会使对方手足无措，最后违心地承认你说的是对的，这就等于把对方的良知遮蔽，你以为你在做一件说服别人的好事，其实是大恶。
如何说服别人？从字义来看，这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你根本无法说服别人，服人之口，未必服人之心。真若服人之心，必须让对方自己判定对错是非，你所要做的就是用各种方式激发出他的良知，只要激发出他的良知，良知自会知是知非。
感谢在最好的时光里遇见的人渣
王阳明说，恶人这玩意儿，有个特点：文过饰非，掩盖罪恶。如果你直接去碰触这个特点，那就是假发了他的恶性，非变本加厉搞死你不可。你也不能总想让他变好，因为对恶人而言，变好人是难度特别大的事。一旦你着急，还会激发出他的恶性。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他既不憎恨也不关爱，在自己心上用功，把自己锻造的内心强大，以自己的光辉去悄无声息地感染他。
当然，如果你被恶人欺负得特别不舒服，你就要想开点，这是老天对我的考验。孟子说了，人若想成为圣人，老天必须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以致肌肤消瘦，使他受贫困之苦，使他做的事颠倒错乱、总不如意；通过那些来使他的内心警觉，使他的性格坚毅，使他具备不曾具备的才能。
一旦这样想，你就会心情大好，原来老天是让我成为圣人的前奏啊。这当然有点阿Q精神，但如果你把这些苦难都熬过来，并在苦难中修炼了心，那你离圣人的境界就不远了。
在最后好的时光里遇到人渣，能度过难关，本身就是一场修行。正如舜在年轻时遇到象一样，王阳明说，如果舜不遇象，舜就不可能在谋害他这件事上格物。韩信不遇无赖，就不会钻裤裆。从而也就没有由此萌发的奋进之心，冲破千难万阻，抵达人生最高境界。康熙不遇鳌拜，就不能体会到皇权必须靠自己取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由此才在后来的岁月中珍惜权利，清明执政。
遍观历史上那些伟大人物，都经历过非人的遭遇，因此才能在掌控人生后，正确地对待自己的人生。
不过，一定要在最好的时光里遇到人渣，这个最好的时光就是青少年时期，这个时代，人的思维清晰，想象力活泼，拥有渴望观看世界、统治世界的青春意志。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热血时代。这个时代需要磨，那些人渣就是上天赏赐的磨刀石。
在最好的时光里遇到人渣，必须冲破它的牵绊，才是一种荣幸。倘若你被人渣击倒，没有把它当成磨刀石，却把他当成人生中的拦路石，那就不是荣幸，而是悲哀。
当你站在人生巅峰，俯瞰往昔岁月里的人渣时，你要感谢他们。感谢他们的方式只有一个：复仇！
舜后来当上了天下之主，为了感谢象多年来的“照顾”，把他封赏到当时兔子不拉屎的湖南道县北做鼻国国君，这大概就是复仇。
自悟和被点化，哪个更重要
孙膑和庞涓都是鬼谷子的学生，而且学的是一个专业：兵法。孙膑灵性比庞涓高，但庞涓有个孙膑没有的优点：他特别好学，尤其是对鬼谷子所教授的内容异常上心，几乎能倒背如流。
几年后，鬼谷子对二人说：“我所知道的都传授给你们了，你们现在可以选择，是继续在山中学习，还是下山去。”
庞涓选择下山，跑到魏国，很快凭借实力做了大将军。孙膑在山中又学了一段时间，但可疑的是，鬼谷子根本没有传授他任何知识，只是让他自学。
后来，孙膑下山去投奔庞涓，不久，其军事才略就如火山爆发，把庞涓甩出去几条街。庞涓非常懊悔，臭骂鬼谷子是个骗子，他认为自己走后，鬼谷子又传授了孙膑很多兵法知识。
但孙膑说：“没有，我那段时间只是把从老师那里学来的知识变成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不是老师给的，而是我的。”
再后来，庞涓陷害孙膑，孙膑逃到齐国，最终在战场上干掉了庞涓。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王阳明说的很对：学问的确需要开导，但不如自己领悟那样一通全通。所谓一通全通，就是能建立自己的体系，这个体系是子得于心的。如果自己没有体系，你灵性再高，靠别人开导得到的也只是碎片化知识。
碎片化知识虽然是知识，却无法升华成智慧，这就是靠名师和靠自己的最大区别！
从根上用功
王阳明说，孔子的气魄特别大，别人就特别关注孔子的气魄，总想学那气魄，就如有人看到拳击手勇猛而去学拳击手的走步一样。殊不知，人有大气魄，是长时间积累的结果，这种积累包括心性的涵养、知识的学习等硬件设施。没有这些你根本学不来。
正如参天大树，要学大树参天，就要培养树根，而不是去枝叶上搞名堂。否则就是搞反了。人必须从跟处开始努力，平时多付出，才会有回报。
有了错，不要掩饰错
掩饰错误，虽然能糊弄住他人，但糊弄不了自己。正如王阳明比喻的：在过错上用功（掩饰），就好像修补打碎的瓦罐，时日一长必然会产生文过饰非的毛病。
文过饰非的毛病大大要不得，它会让你犯了一个错误，然后用另外的错误去掩饰。如此一来，形成恶性循环，你的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文过饰非的人总比那些明知错误而不改，非但不改还不加掩饰的人要强很多。至少，在掩饰错误的人的身上，我们还能见到良知的一点光亮。
不过，文过饰非是人类的一种防御本能。所有人都认为有了过错要改正而不是掩饰，其实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问题没有发生在你身上，你当然希望对方承认错误而且改正。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是把这种负面本能去除了，光明正大地接收别人的批评，改正自己的错误。
你会吃饭吗？
吃饭本身就是修行，在吃饭这件事上我们最好的修行就是细嚼慢咽，吸收更多的营养。但有人常常是食不甘味，无论什么美味，迟到嘴中如同嚼蜡。
这至少说明以下几点：第一，他的心已经放不到饭上，因为心上被各种物欲遮蔽，所以他指出，即使饭后没有事，也总是潦草地吃；第二，即使是吃饭这种事，如果你不用心，付诸情感在里面，你也吃不出味道来；第三，人被各种物欲俘获后，由于欲望无止境，所以永远忙不完，这样一来，你就成了一个特别忙的人，身累心累；第四，王阳明让人关注当下，关键是让你做一件事就倾注所欲人性和感情在这件事上，唯有如此，才能心平气和，否则，吃什么都是浪费，根本不懂如何吃饭。
良知就是同理心
如果良知是厌恶上级对你的某种行为，那么致良知就是，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你的下属；如果良知是厌恶下属对你的某种行为，那么致良知就是，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你的上级。
这就是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换位感受、换位行动，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同理心“。
人若能有这种同理心，就会让别人舒服的同时，也能让自己内心安宁丰盛。这种同理心如何获得呢?
王阳明的答案是，致良知。知道自己在哪里过了或者不及，就是中正平和的良知。矫正自己的”过“，补充自己的”不及“，就是致良知。
每个人都应该常问自己的良知：我遇到的好事，应该让别人也感受下，我遇到的坏事，绝对不能让别人感受。很多人做不到这点，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叫”奴使奴，使死奴“。一个奴隶能使唤其他奴隶，说明他和从前的主人一样掌管了一点小权力。此时，他不会抱有同理心：从前主人对待我，让我生不如死，我绝对不能让我的奴隶也和我一样生不如死。诸多奴的想法是，我终于可以欺压别人了，要像从前的主人一样欺压那些奴隶。
人失了同理心，没有换位思考的动力和能力，归根结底，就是良知不明，要么是过了：别人给他一棒子，他十棒子对待其他人；要么是不及，别人给他一块肉拯救了他，他觉得理所当然。
诸多人的良知不明，就是在”事上磨炼“环节出了问题。”事上磨炼“是练去除欲望、培养善念，去除恶念之心，很多人却在”事上磨炼“上练就了一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心。
良知就是同理心，丧尽天良就是没有了同理心。
良知的妙用
苏秦、张仪是师兄弟。张国时期，二人靠一张嘴赢得功名利禄，并名垂史册。二人在当时被称为纵横家，通过说服当时的各个国君而成就功名。
王阳明认可这二人的才智，说他们具备了圣人之资质。同时还说二人擅长揣摩人情，无不中的。为何能有如此奇效，就是因为他们窥见了良知的妙用。
在整个《传习录》中，王阳明常常提到良知的神秘莫测和天下无敌，但举的使用良知的例子都是那些骨头烂掉的、传说中的圣人。在这里，总算举出了两个使用良知、验证良知天下无敌的人——苏秦、张仪。
良知到底有什么用？
在这里，唯一的答案就是，揣摩人情，无不中的。
我们都知道，良知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道德感和判断力，它是我们的本能和直觉，尤其是直觉，真正的直觉不是错觉，而是通过天赋和后天的努力，会精准地判断出对方的心。
简单而言就是，如果你的良知足够光明，你就能发现对方心里的缺陷，它对欲望的追求程度，它内心的强大程度，它最想要的是什么，最厌恶的是什么等等。
只要你知道了对方的心理，剩下的事就是按方抓药。人皆有良知，良知可以交换可以互相感应，在交换和感应的过程中，你能判断出对方的良知是光明还是黑暗。一个良知黑暗的人，必然是私欲强盛的人，那就用各种办法满足或者破除他的私欲，他一旦得到满足，必然就成了你的傀儡。
王阳明说苏秦和张仪没有把良知用到好的地方，可能是他们只关注当时的国君，把国君搞得团团转，而没有拿出良知来让当时的老百姓受益，确切地说，没有做到亲民。
到底该如何理解人性
关于人性的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几乎倾巢出动，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最有名的当属三种：人性本善、人性本恶、人性可善可恶。哪种正确呢？
这就是王阳明心学的精明之处。王阳明说，要给人性下个确凿的定义，这不可能。一旦你给某种事物下定义、规则，它就失去活性，没有意义了。
为何会有那么多人对人性的看法？原因就是，有人从人性本体上说（人性本善）、有的人从发用上说（人性本恶、人性可善可恶），有的人从源头上说（人性本善）、有的人从流弊上说（人性本恶、人性可善可恶）。
这就很容易让我们理解，为何有些好人会做坏事，而有些坏人也会做点好事，因为性流动起来，倘若没有良知的力量，人是无法看管好它的流向的。
人类有一种心理叫首因印象，就是首次看到你时，你的某种行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而这种印象就是他评判你的标尺。譬如第一次见你，你正在吹胡子瞪眼，那对方就会认定你脾气很差；第一次见你，你正在狼吞虎咽，满嘴流油，那对方就会认定你没有修养，等等。
这就是犯了王阳明所谓的”执着“的错，人的本性是无善无恶的，流动起来会有善恶，但流动起来并非是其人性本体。
我们要让自己的人性美好，不是在它流动时用功，因为它的流动很随意、没有规律。一个脾气特别好的人，有事会突然发怒，一个性格特别开朗的人，会突然焦虑、抑郁。我们必须在源头——人性本体——上用功。
如何用功，只是致良知而已。不停地致良知，形成惯性，让我们人性善的一面永远流动，恶的一面永远不流动。
美好的人生，就是伏羲时代
王阳明把一天比作从古至今（他那时）的时间段。不过，他是先从夜晚开始的，即是说，人真正的开始是从夜晚，而不是早晨。夜晚来临，大家睡着后，没有了视觉、听觉，没有了思想和作为，心中淡然平静，这个时候好比是上古伏羲时代。
”伏羲时代“很长，有整整一夜的时间，然后进入清晨。人如果专心地休息，早上起来后则会神清气爽，安定庄严，但此时人已经有了视觉、听觉，有了思想和作为，开始准备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如果准备的心全是正念，那就是尧舜时代。那个时代，有明王在世，万物一体。
上午，人的精力最充沛，正能量十足，大家都会礼貌交往，秩序井然，这就是”夏商周时代“。中午以后，吃饱喝足，人的慵懒本性萌发，精神昏聩，往来杂扰，不能聚精会神于一件事，各种念头杂七杂八，这就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等到夜晚渐渐昏黑，万籁俱寂，人的心和天地万物一起沉寂，绕了个圈子，重新开始。
有的人把一天都过成了春秋战国，有的人则过成了夏商周，但很少有人能把一天过程伏羲时代。这是因为我们不坚信良知，总是被外物牵绊，所以有人的一天，表面上看有早晨、中午、晚上，其实过得就是中午那个浑噩的春秋战国。
王阳明期盼的是每个人要过伏羲时代，这就需要良知光明，不为外物所迷惑，如此才是真的内心平静。
不做乡愿，不做道德攻击，因为这都是弱者的表现
乡愿这种东西，在人类历史上、你的身边，比比皆是。他们的主要特点是，常常因照顾别人的情绪和感受，不坚持自己的立场，是非观随别人，永远不是自己的；总喜欢用世俗道德评判别人，这种行为恰好证明了他自己没道德。
于是我们即可知道什么是”非乡愿“：在做任务选择时，遵从根植于自己内心的良知去判断、行动。至于其他，什么都不管。
这是一种很少有人能达到的境界，因为很多人都在意别人的评价，都不坚信自己良知的力量，没有高度自信，所以就无法拥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狂者姿态。
乡愿没有自己的是非观，所以注定是弱者。当时王阳明受到的批评如雨后狗尿苔，但他依然凭良知我行我素。于是对他的道德攻击就越发激烈。越是如此，王阳明就坚信良知的力量，继续不管不顾。因为他坚信一点：弱者的唯一武器，就是道德攻击。
在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曹操和刘备，一个是王安石和司马光。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汉献帝要投奔各路军阀，只有曹操伸出援手，将其接到自己的根据地许昌。在曹操的操盘下，东汉帝国再度雄起，大有王者归来之事。但叛乱分子不绝如缕，刘备就是其中一支。刘备在军事上没有曹操厉害，所以他以道德为武器攻击曹操。对于刘备的谩骂和侮辱，曹操的反应极为平淡。他说：”刘备这大耳贼太弱，之所以没有锋利的武器和我抗衡，只能在道德上谴责我。可他却不知，我是只注重才能不太注重道德的人，他用错了武器，自然也投掷错了人。“像曹操这样的人才是英雄，不被道德武器击倒，对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连他的皮毛都伤不到。
北宋王安石变法期间，以司马光为首的高级士大夫们强烈反对变法。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挑不出毛病，就在王安石的道德上做文章。这文章特别难做，因为王安石几乎没有道德瑕疵。但皇天不负有心人，司马光终于找到了王安石的道德缺陷：这家伙修身不成，几个月不洗澡。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治国平天下？若干年后，王安石变法半途夭折，司马光卷土重来，主掌大权。他将当年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人全部罢黜。那么被罢黜的人也对司马光进行道德攻击。司马光怒不可遏，在此上奏皇上，把他们贬到了南方荒凉之地。此时他才想起当初对王安石的攻击，最终得出结论：道德是门武器，它智能被弱者使用。
中国人特别喜欢喜欢谈道德，只是谈，真正能做到道德完人的屈指可数。中国是个道德至上的过度，尧当初把位子禅让给舜，只有一个理由：舜具备了孝的美德。
孝这种基本美德，竟然有如此洪荒之力，能让一个人成为天下之主。
正因为道德如此重要，所以中国人总把它当成一个威力巨大的武器。这个武器当然很有效，因为它纵然搞不倒对手，也会把对对手搞臭。
不过我们常常发现这样的问题：把道德作为武器的人永远是弱者，强者从来不用这个武器。因为这门武器很容易拥有，谁还没有个道德瑕疵？只要有道德瑕疵，那这个武器马上就能派上用场。至于是否立竿见影，那要看对手是谁了，遇到曹操这样把道德当做脚底泥的对手，你就束手无策。
弱者之所以总指摘别人的道德，因为他处处不如人，只能在道德这个虚无缥缈的领域内和对手对垒。谈钱，谈不过人家；谈权谈能力，都不如人家，只能谈道德，再升级一点，就谈人生境界。
正因为处处不如人，所以弱者们总感觉比他强的人都有道德问题，如果没有道德问题，他怎么就那么有钱、有权，混的比我好？”为富不仁“正是这种心态的写照，这句酸味十足的话就是道德谴责——凡是赚到钱的人都有道德问题。
你不可能用道德创建事功，正如你无法缘木求鱼一样。你若真有道德，就不会用道德去谴责别人，搞人身攻击，搞道德绑架。最没有道德的，就是那些总那道德说事的人。这种人，不但没有道德，而且会是永远的弱者。
傲慢不是致良知
人皆有良知，只要肯致良知就可以成为圣人，所以那些致良知的人都是平等的。既然大家都是平等的，那么我们在为人处世中，就不该自卑——人皆有良知，你也有；更不能自傲——人皆有良知，你有，别人也有。
很多人的地位和成就不足以证明他的实力，大多数时候只是凭着运气和时势而获取。给那些致良知的人一个运气和时势，人人都能成功。
人只要致良知，天理自然呈现，没有谁比谁更高明。我们总是钦羡那些如泰山一样的人物，因为他们凸出于地面，可王阳明却说，真正大的不是泰山，而是地面，但你们却见不到地面。
地面一律平等，人人不可见，却是事实。人不可自傲，不可凸出于地面，一旦凸出地面，虽然让你引人注目，但你实际并不庞大，因为平地比高山大。
放下身段，做平地，不要扯起身段，做高山。
四句教：知行合一的流程
四句教就是著名的天泉证道，所证出的道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世人又称这内容为四句教。
王阳明最后给出的解决方式是，对那些资质高（良知光明）的人，你只须和他说第一句和第三句：无善无恶之心体，知善知恶是良知。他一听到这话就明白了什么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体光明，始终在行良知，日用而不知罢了。
而对那些资质较差（良知被遮蔽）的人，你就要和他说第二句和第四句：有善有恶意之动、为善去恶是格物。他一听到这话就明白该在”念头“（意）上为善去恶，时刻警醒自己，我的”意“是有善有恶的，千万要谨慎，一定要正念头（格物）啊！
显然，这不是最圆满的一种学说的解释，而是私人订制。既然王阳明没有说明白，是不是四句教真的就是不明不白呢？
若干年后，心学门徒耿定向说，其实四句教称为天泉证道，证的道肯定和王阳明龙场悟道有关。王阳明龙场悟道悟的就是格物，就是心理合一，就是知行合一。所以，四句教一定是这些大同小异的概念的一个步骤。确切地说，是如何让你格物，如何让你知行合一。
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里的“善”是中庸、中和、不偏不倚的意思，“恶”是过或不及的意思。“四句教”是阳明心学的精髓，同时也是简易明快了解阳明心学的工具，更是阳明心学的“天机”。
这里有一个故事，有一天王阳明正在为他的弟子们讲解心学。这时以老农来求见，老农不是来听课的，而是想和王阳明做一笔买卖。老农说，最近家里财政状况堪忧，很多地方需要现金。可悲的是，他没有现金，所以决定将自己的一块天地卖给王阳明。王阳明宕机拒绝。他说：“君子应成人之美，不可趁火打劫。你是农夫，田地是你的生存源泉，我若买了你的地，你是能解了近忧，可讲来怎么办？”王阳明决定，借给老农所需要的现金，还款日期不限。老农感激涕零，拿着钱千恩万谢地走了。
几日后，王阳明和弟子们到山水间游玩。在一处风景如画之地，王阳明看向山凹处一块田地，不禁赞叹道：“你们看，那里面山背水，远看如菩萨莲花宝座，实在是风水宝地啊。”有弟子试探性的问道：“老师喜欢这块田地？”王阳明眉飞色舞。“怎能不喜欢？良知能知善恶，它告诉我这就是‘善’的，我真是如喜欢美色一样喜欢这块田地。”随即，王阳明脸色呈现遗憾的申请，“可惜它不是我的。”该弟子笑道：“它理应是您的，只是您舍了。”王阳明迷惑地看着该弟子。该弟子解释道：“这块田地就是几日前那个来和您做买卖的老农的，他当初要卖给您的地就是这块地。”王阳明“哎呦”了一声，人人都能听出他语气里的懊恼。可语音未落，王阳明立马顿足扼腕，说道：“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众弟子茫然。王阳明找了个地方坐下来，紧闭双眼，静如枯木。许久，才睁开眼，看到弟子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神态，缓缓说道：“我刚才的那想法就是私欲啊，欣喜的是，总算被我克掉了。”众弟子恍然大悟。
耿定向的解释是，当王阳明和弟子们在山水间游玩时，他的心坦坦荡荡、无牵无挂，是无善无恶的，这就是四句教第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可当他听到关于那片田地的所有信息并产生懊悔之心时，就说明他的意动了，这就是四句教第二句“有善有恶意之动”。
那么，这个“意”是对是错呢？
他顿足扼腕，就说明这个“意”是错的。错就错在，他不该有懊悔的想法，一懊悔就证明他想据为己有，据为己有的心时错心。
他是怎么知的呢？是与生俱来能知是非善恶的良知告诉他的！所以这是四句教第三句“知善之恶是良知”。他一知道错，马上就静坐，克掉这个错误的“意”，去掉恶，保持善。最后，他如释重负。这就是四句教最后一句“为善去恶是格物”。无疑，耿定向的这种诠释是阳明心学“致良知”的过程，或者说是程式、法则。
万物一体和事上磨炼
王阳明说：“你们虽然离开了，但还在天地间。”这话就是万物一体的宏大世界观：你们纵然离开我，也逃不出地球，逃不出人间，既然你们在天地间，而那天地万物和我本是一体，所以你们在或者不在我身边，都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心中互相有彼此，彼此有感应，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大家是一个整体，如同手足是我们的一部分，人怎么能忘记自己的手脚呢？
弟子说王阳明学说日益精进，从1508年创建心学到1521年提出致良知，王阳明心学的概念多如牛毛，心即理、立志、知行合一、静坐、事上磨炼、诚意、存天理灭人欲、格物致知，直到正是提出致良知，他似乎终于找到了其学说的精髓，或者说是法门。
同时，王阳明在长期讲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授课经验，使用各种巧妙无比的方法，抓住感召学生的时机。这样一来，他的学生自然就多了。这也算是事上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