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骑着自己的单车行驶在人行道上，我都会遇到一个看来那么习以为然现象——在距离我大约50-100 m处，那些驾驶着自己的电瓶车群体，一般都会鸣笛；并且愈近鸣笛越频繁，直到通过我身边为止。当然这样的现象还能够扩展到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在大海中行驶的轮船。

一般传统的解释，都只是归因于每个个体都有遵守交通规则的义务（鸣笛毫无疑问是一种明文规定的交通规则），否则将受到交通法规的制裁。可是，我的直觉再三告诫自己不要把一切都认为理所当然的，需要有批判精神。

我自己对这种解释也不能完全同意，至少为了证明他的不完善性，也亲自做了系列实验。实验告诉我，应该寻找另外新的解释，才能够较合理地看透习惯中的深层缘由。

思考这个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了，当初想问老师；可是都不知道怎样设置问题，才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获得自己需要的答案。转眼间，时光荏苒，已经处于研考最后阶段了。时间紧迫可想而知，但是总想把自己想到的一些东西，尽量能够记录下来，以便以后找个时间集中再思考。

我一直怀疑我大学的四年中的成果，所以还是那句话：我做的，一个老记者绝对能够做得到。不过也好，至少发现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了。

从大二开始接触Steven.NS.Cheung的经济思想，瞬间就对大师产生浓烈的兴趣。他的思想已经超越普通人所能承受的境地，每每对经济现象的解释，都不得不为之心服口服。虽然继承不了他的衣钵，但是凭借现代发达的信息流通渠道，还是能勉强领悟他的所云所述。闲言莫多言了。

为什么我后面的车在大约50-100m处，就开始鸣笛呢？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在发出一个信号——前面的车辆请注意，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赶上你。

不过，这个信号暗示的，却并非一定是请遵守交通规则之类的事宜；而是在对你说：前面的驾驶者请你选择一个固定的方向并且不能偏离这个方向，直到我赶超了你。

这就意味着，我行驶在前面时，无论我选择什么方向，对后面的车辆都是没有关系的。他的鸣笛，只是向我表示，请给他一个理性预期——保持固定方向不变，而不是不规则运动。

倘若我行驶在道路右边，并且后面的车辆在大约100-200m范围内，看到我一直在靠右行驶，从未有过偏离（当然这很符合交通规则，皆大欢喜），那么他一般很少会鸣笛，根本用不着那个喇叭。

相反，如果我一开始就选择了靠稍左边行驶，并且后面的车辆在100-200m范围内，看到我一直保持靠稍左行驶，从未有过偏离（这似乎不符合交通规则），那么结果也会与前面几近相同。

再假设考虑到后面的车辆有严格的交通规则遵守意识，那么他接下来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就在离我稍远的距离开始鸣笛（100-200m），因为如果在很靠近我的时候鸣笛，那他的信号作用（暗示我保持此方向不要变动，否则后果很严重）可能被我误用——我可能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左边，这不符合交通规则，应该立刻转到右边轨道"，那这样反而容易造成交通事故(他鸣笛，我下意识的就靠右转移，而他本来的意思是叫我继续在左边且不要偏离，他会选择靠右行驶)；

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他不用鸣笛（毕竟通过长距离观察到我从未偏离过原来的行驶方向），直接行驶过去。因此无论我先前在右还是在左，都能够成功地让后面的车辆行驶过去，只要我能够固定方向且不变。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的行为对他们已经形成了理性预期了（谦和地说是适应性预期）。

后面的车辆通过前段时间的观察，形成了一致的看法——“我”只愿意固守“我”已经选择的方向，请后面的车辆选择另一条轨道吧！所以也就很难发生诸如意外的事件了！

这里能够有效地见证到理性预期的功力了，社会本来没有必要有什么规则，只要大家能够创造出一种给另外的个体理性预期的情形。现实是社会有很多规则条条框框束缚着文明社会中的自由个体，这皆起因于大家不能一致地给别人理性预期的形成创造条件。

其次，在50-100m处鸣笛的个体一般也是风险中性或者风险厌恶者，很少情况下会是风险爱好者。在这起事件中，一定程度上就会出现一个渐进的博弈过程，最终达到所谓的Nash Equilibrium（纳什均衡）。

一般情况下，可能绝大多数个体都是风险厌恶者，对不确定性尤其敏感，甚至回避。在一个博弈中，如果博弈一方是一个风险爱好者，在没有其他影响因素下，他将会成为博弈中的胜者。

再进一步，博弈双方中，谁更偏好风险，谁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当我选择靠右行驶，这符合交通规则，他没有必要鸣笛（鸣笛，则是在暗示我保持在右边不要偏离），因为在博弈中我处于不利的一方。

既然我靠右，则可以肯定我是一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个体，也就蕴含着我是个风险厌恶者或者说风险中性者，不会是风险偏好者（偏好那就可以靠左行驶了）。

我既然给了他暗示，我不是一个风险偏好者，那他就根本没有必要鸣笛，因为他的风险偏好对我而言是个未知因素(他在我的后面行驶)；而他却已经明细地知晓我的风险偏好概况（这也能够见到信息对一场博弈中的巨大功力）。这样的场景中，很少会发生灾难性的意外事故的。

若是我一开始选择的是左边（按照常识，这不符合交通规则），那后面的车辆无疑将这当成一个潜在的信号——我可能是个风险偏好者，请尊重我的选择，因为连交通规则我都敢违犯。这个信号可是强大的，因为如果后面的车辆也选择靠近左边行驶，那他就必须比我更偏好风险。

这里的鸣笛的信号作用仍然在于给我发出上面所说的那个信号：保持固定方向（此时在左边）并且不要偏离。如果说鸣笛主要在于帮助他警告我的违规性行为（意在叫我靠右行驶），但这很少能够左右我的行驶轨道（毕竟是我先给他发出两个连续风险偏好信号—我愿意靠左边行驶）。

如此逻辑，无论是我靠右行驶还是靠左行驶，后面车辆的鸣笛行为都只是发出一个信号——无论你靠右或左都不要紧，但务必请保持固定方向且不要偏离。

再次，在50-100m出鸣笛的个体的选择也是减少交易成本的有效安排方式。在我与后面的车辆其实在行进的道路上，隐形地有一个契约安排——为了能够成功地通过这条道路，请我遵守交通规则；如果我选择靠左行驶，那就是请我务必保持固定方向并且不要偏离方向。这个契约节约了很多的交易成本，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彼此之间的信息搜集成本（相对于后面的车辆，我的信息搜集成本要低很多）。

何来信息搜集成本呢？这就是上面的博弈过程中的一系列信息的搜集成本支出。譬如：他需要判断我是否是个风险偏好者；我能否给他理性预期；我的信息成本体现在我不知道是否他比我更具有风险偏好性等。这里面的成本其实很费时费精力的，不然也不会制定如此多的交通规则还通过道德说教灌输它们了。（简略）

其实可能还有很多因素能够影响到这个事件，但是视野所限，只能勉强思考至此。最主要的是不敢真正地用生命去做更富有冒险性的实验。

结论：后面的车辆鸣笛，是在发出一个信号——请前面的车辆保持已经选的方向，并且不要偏离轨道（无论选择的是左还是右行驶）；而非一定是在告诫前面车辆，叫其遵守交通规则，靠右行驶；否则他的非理性因素将要诱使他增加风险偏好。

写于5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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