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被手机铃声吵醒，刚接通对方便挂了。看看是陌生号码，也就不想回拨。眼涩而睏，皆因昨晚想多了，曾一度辗转难眠。
七时许，坐到书桌前时，滂沱大雨骤至，雨声紧密，哗哗有声，甚为刺耳。窗外榕树的枝叶不断摆动，平时在枝枒间跳跃欢唱的小鸟，此刻不知躲避在谁家的屋檐。
一杯热茶下肚，睏意顿失。脑子异常的清醒，心清若泉。我又陷入了沉思遐想之中。
我常常回想往事，自我剖析，自论是非，亦在私心里评判别人，听其言，观其行，以人为镜，鉴己得失。
久而久之，也知道自己在这人生的历程中，曾做过许多好事，交过许多好友，也曾经因为不善自我控制，发起火花性来，做过蠢事。这蠢事对人无碍，却伤及自己，那破损处沁出的血，得自己舐干。假若那是自釀的苦酒，总得自己喝。
生活环境的不尽人意，始终是一种思想压力。穷大方的性格，对雅趣，对一种理想目标的执着追求，注定我在经济上，物质生活上，永远落在别人的后头，无法与人相比。
然而，我深知，正如我那在部队当过军官，转业后在某部当党委书记的朋友所言：物质的追求与精神的追求，往往是很矛盾的。在这两者之间的取舍，又往往是身不由己的，取决于各人的价值取向与修为。
朋友所言极是。如此看来，我并不会因为物质生活的不如人，在人格上便比那些宝马轻裘珠玉满身的人低一等。在精神层面上，对社会，对人类的贡献，或许在某方面，我还有比他们更足以自豪的地方。
我正这样想着，杨姐恰好撑着一把深蓝色的雨伞，从对面楼走过来，唤我开门。她进来后，将雨伞置于阳台，笑盈盈的进了我的书房。她说，凌子即将往广州番禺一职业技师学院读书，要我为其出具困难证明，以便向校方申请助学金。
杨姐持了证明，又冒雨归去之后，我便想，其实杨姐这廿年来所承受的生活重压，思想负担，远比我要沉重得多。她依然竖起她的脊梁，坚强地忍受着，劳作着，尽了她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含着微笑生活下来。
杨姐的丈夫老黄，原是1979年参战的退伍军人，到我们单位工作后，因公致残已廿余年，前年6月又摔至大腿粉碎性骨折，到广西玉林医治，不得不截肢装上义肢。
20年间，老黄一蹩一拐，已失去劳动能力，办了残疾证。为了生活，他曾经拄一根拐杖才能跨上车座，却开三摩载客。一个残疾人，思想如此乐观，意志如此坚强，千难万难无所畏惧，从不自馁胆怯，咬紧牙关忍受思想的，身体的，生活的种种痛苦，见人总是乐呵呵地朗声打招呼。他坐着开车时，不知道的人，决不会想这竟是一个残疾人！更难能可贵的是，老黄身为79兵，残疾人，从不到民政部门吵闹，伸手要求这种那种照顾。他说，凡政策规定的待遇，民政部门自然会给自己，吵闹只会影响别人工作，影响社会秩序，那种事我不能干。
杨姐呢，作为一个残疾人的妻子，三个儿女的母亲，她所经历的磨难，是一般生活比较顺利的女人无法想象的。
当初老黄在建筑工地上从高空坠落摔伤，住院医治半年，又在家卧床半年，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全靠杨姐陪护，为他喂粥喂汤，洗脸擦身，悉心照顾，让他得以重新站立起来。
那时儿女尚小，仅靠单位那点工伤住院生活费、护理补贴维持，有些善良的干部职工也赞助一点，但毕竟艰难，苦涩，有苦都无处诉，也不愿诉，只能自己默然忍受。换了那心性高，图享受的妇人，或许早已无法忍受，弃之不管，一走了之。
杨姐呢，却忍受着，坚守着，维持着这个家，为丈夫，为儿女作着默默的贡献。这20余年来，她就凭一辆摩托车载客，在这城里的大街小巷，穿梭来往，风来雨去，不仅买了一套近50平米的单位集资房，雀子有了巢，还将两个大的儿女培养出来，参加了工作，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可以减轻她夫妇的负担了，老黄再不用出去载客，家庭生活渐渐也就有了改善。待最小的女儿凌子三年后技师学院毕业，他们的生活将会更加美好，这是毫无疑问的。
老黄夫妇的故事，虽然有些让人难过，又如此平淡，但他们夫妇那种乐观，坚强的生活态度，含情达观的精神，既让我感动，也给了我许多为人处世的精神鼓舞，以及人生必须积极向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