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
初读《塞翁失马》这篇文章就被其祸福转换的辩证哲理所震撼，被塞上老翁淡看得失的人生智慧所折服。失去一匹家马，带回一群骏马，儿子坠马骨折，免于征战保全性命……
身处“人皆吊之”和“人皆贺之”这两种众人看法一边倒的舆论场中，塞翁始终保持着一份处世的清醒，不为一时之得失祸福而悲喜的他，比别人看问题看得更本质，更长远。想来这篇文章的出处——《淮南子》也一定是一本不凡之书。
被后世尊为道祖的老子有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塞翁无疑就是深谙此道的一位生活哲人。《淮南子》这本书虽然糅合了墨、法、阴阳等学说，但其基础和主旨还是先秦的道家思想。胡适曾经这样评论道，“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书又得道家的大成。”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鸿即广大，烈即光明，此书讲的就是广大而光明的人间大道，读后可以让人通透旷达，睿智无忧。而该书的主要编写者——西汉淮南王刘安想必也是一位人间少有的大智之人，想必也会像失马的塞翁一样遇祸不惊，逢喜不狂，潇洒淡然于得失之间吧。
然而，当后来看到这位很有才的淮南王刘安的人生“履历表”之后才发现，自己当初的判断与历史的真相竟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公元前154年，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爆发时，刘安就想亲自带兵参与叛乱，后来才采纳了其丞相的建议，让他的丞相代为率军起兵，但明智的后者只是守护城池并不让淮南的军队直接参与战斗，所以后来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刘安才得以性命无虞。
经此一事的刘安并未作罢，汉武帝即位之初，他到京城长安去朝见，却背地里与太尉田蚡相互勾结图谋不轨。为了知己知彼，刘安还派自己的女儿刘陵在长安久居，并用金钱等非法手段结交皇帝身边的人，以刺探朝中的情报。而为了防止谋反之举遭到泄密，他还与其儿子刘迁合谋疏远并最终送走了太子妃，即汉武帝姐姐的女儿。甚至，在后来还变本加厉地伪造朝廷丞相、御史奏章以及诏狱书，制造恐慌，煽动民众，唯恐天下不乱，为其造反做进一步的准备。
最后的结局是，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大臣前往淮南惩治他，心高命薄的刘安见大势已去自刎身亡，从此淮南封地被废除，改为直属中央政权的九江郡。
令人感慨的是，在当时皇族之中算是颇为博学并留下传世编著《淮南子》的淮南王不仅没有表现出“真塞翁”的超然淡泊，也没有表现出“圣人不以身役于物，不以欲滑和”（《淮南子》卷一原道训）的养生节制，同样没有表现出“善用兵者，当攻其乱，不攻其治”（《淮南子》卷十五兵略训）的理智。在遇到中国古代少有的雄才大略之君主的时代反而野心膨胀，误判形势，多行不义，最终倒在了一片凄凉的哀叹之中，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论及对时局的清醒，刘安和大将军卫青是有明显差距的。汉武帝时代前后13任丞相，4位自杀，3位被杀，还有1位发疯而死。遇上一位雄主，低调而又有所作为是最好的处世之道，深谙并践行此道的卫青得以享用终生荣华。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这样写道：
太史公曰：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择选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效此意，其为将如此。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刘安主持编著的《淮南子》一书其目的就是针对初登天子之位的汉武帝刘彻并要与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治变革一较长短的。
人世间经常听得有人贬低大道理的实际价值，甚至对此嗤之以鼻不以为然。其实，所谓大道理大都是具有时空普遍性的真理，这些真理虽然有时比较抽象，但并非空洞无用，而持“大道理无用论”者多半对道理本身的认识和体悟就很浅层，所以才会有貌似“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现象一再发生。
知道并不等于深谙，深谙并不代表践行，我们不能停留在表层的认知上，还要具有强大现实支配能力的深度智慧。这些智慧深植于生命的土壤之中，为个体的行为输送着源源不断的思想能量，从而保证了“植株”能够不惧风吹，不惑迷雾，坚守城池，傲然不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