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中兴高管鲍毓明涉嫌性侵养女李星星的案件，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
我在网上观望许久：
大众舆论一开始几乎一边倒地指责鲍毓明，到后来随着鲍毓明抛出录音证据证明两人恋爱关系，以及警局的人在接到李星星的报案后又看见她与鲍毓明牵手回家，被李星星寻求法律帮助的志愿者却发现她回家时给鲍毓明带早餐，网上的风向逐渐转变，甚至出现了是李星星诱骗鲍毓明的声音，居然还有人在等待事件来一个惊天大反转。
不可否认，李星星的行为确实存在矛盾点：
对于一个多次侵犯她的人，想要将其绳之以法却还会对他好；后来在没有被限制行为自由时却不出逃；鲍毓明长时间不去看望她时，还与鲍毓明吵架威胁。
这也成为了许多人争议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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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实，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背后，
是来自于一种心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是指被害者对于罪犯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
当罪犯操控着人质的生活、胁迫着人质的生死时，人质会对罪犯产生一种心理的依赖感。罪犯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罪犯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罪犯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从而维护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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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理尤其在年幼受害者中，容易出现。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作者林奕含，幼时被家教老师性侵，家长对于性话题的回避更使她求救无门，在老师不断洗脑下“那是出于爱”，她成为了老师的秘密情人，将老师介绍给闺蜜认识，互动模式宛如情侣。直至成年以后，自我意识逐渐清醒，试图将老师告上法庭，最终定罪未果，她罹患抑郁症自杀身亡。
影片《壁花少年》中，男主幼时遭到十分亲近的姑姑的性骚扰，事后姑姑解释是因为爱他，并且与他约定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小秘密，还给男主带礼物。这使男主一面觉得难以忍受，一面又觉得姑姑更偏爱自己，于是更亲近姑姑。后来姑姑出车祸死亡，男主感到悲痛的同时，又感受到了庆幸开心，这种开心的“坏念头”加深了男主对姑姑的愧疚之情。长大后，男主与女主进行性行为时，才发觉当年姑姑的真面目，最后心理崩溃接受治疗。
这些案例都可以看出，年幼的孩子没有足够的分辨能力，遭到迫害往往不知所措，进而给了罪犯加害的机会。而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逐渐认清罪犯的真实面貌和恶行，却因罪犯长久以来所灌输的歪曲观念，以及自身斯德哥尔摩征产生的依赖情感，使被害者内心矛盾冲突，产生反复行为。
如此看来，李星星反反复复的行为也不难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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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鲍毓明第一次侵犯李星星时，李星星并不知道自己受到的是性侵。后来上网询问医生才得知真相，几次报警鲍毓明却毫发无损，这使李星星的内心十分困惑，再加上鲍毓明“出于爱”的洗脑，更使她迷惑自己所受到的侵害是否真的是伤害。后来，鲍毓明在家安装监控，控制其与外界通讯，强迫她观看儿童黄色影片，更将她置于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使她的世界只有鲍毓明一人，进而产生了依赖心理。同时，鲍毓明不断强调自己给予李星星的丰厚的物质生活，许下娶她的承诺，更加强了她的感激和依赖。
鲍毓明钻着法律的空子，从寻找女童开始就在编织一张巨大的网，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一步步摧残着少女的心智，实在可恶。
哪有什么李星星行为蹊跷诱骗鲍毓明，她不过是不幸地成为了养父的斯德哥尔摩情人。
回顾李星星的案件，亲生父亲这个角色从未出现。可见她的成长过程中，父爱严重缺乏。
当一个孩子对爱和安全感强烈渴求的时候，鲍毓明给予她的一点点恩惠，冠以爱之名，都足以她奋不顾身了。
李星星忍受着以爱之名的伤害，也错把自己病态的依赖当作了对养父的爱，她只是一个可怜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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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该做的是为受害者发声，而不是去宣扬什么“完美受害者”的论调。
就算在法律上无法界定斯德哥尔摩征的行为，甚至李星星种种行为和录音还会为她带来不利影响。
但我们要相信邪不压正，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一定不会缺席。
也希望至少通过这篇文章能够让大家通过行为的表象，看到更深入的东西，明白事实的真相，警惕斯德哥尔摩征所反映出的人性的弱点。
同时也希望未来法律在性侵儿童方面能更加完善健全。
还有更多一点的希望，就是希望未来国家能够更加推动心理学的普及。使各行各业与心理学知识结合，透过表象看到深层次的问题和本质，健全行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