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周末又读了杨绛先生的作品《杂忆与杂写1992—2013》《“隐身”的串门儿 读书随笔》等书。每次读杨绛先生的作品，无论是随记感想、怀人忆旧的散文随笔还是谈读书、谈戏剧、谈翻译的学术文章，都感觉文风真朴自然、旨趣淡泊宁静，感染得我发自内心体会到读书真趣。一句话，读杨绛先生的书，一点不累、乐趣无穷。

众所周知，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一生做人为学严肃认真、抱朴守拙，以布衣书生身份做出了伟大的民族文化贡献。谈到杨绛先生的文化成就，她却说自己只是一位业余作者。杨绛先生在《〈杨绛文集〉自序》中说，“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杨绛先生一生坎坷，她人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消耗在了应付外界的纷纷扰扰之中，以及运用到了辅助丈夫钱钟书先生的事业上。以至于她大部分重要作品，都是七十岁以后才写就的。

对于一生为人处世、做人为学，杨绛先生曾说，“我甘心当个零……含忍和自由是辩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这话反映了她的处世之道。特殊年代遭人嫉恨、打压和批判，杨绛先生心态平和、含忍不屈，她默默坚守内心底线，不做无谓抗争，亦不做无底线退让。在自己内心的自由天地里，抓紧时间读书做学问，诸多人事纷扰和名利纷争，先生根本就不看在眼里。

另一方面，杨绛先生又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读书自傲的“书呆子”，恰恰相反，她始终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她一生都保持着对群众尤其是底层民众发自内心的悲悯情怀。先生曾说过，“我生平做过各种职业，家庭教师、代课先生、中学教员、小学教员、灶下婢（大家庭儿媳妇也是一项）、大学教授、研究员。经验只有一条，我永远在群众中。”杨绛先生在“杂忆与杂写”系列散文随笔中，有大量篇幅是描写她家保姆和身边普通甚至穷苦百姓的，文章字里行间透着先生对群众发自内心的关心与照顾。先生并不以自己文化人的身份自傲，更不以“文化人”为由而脱离群众。正如我国另一位文化学者、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所说，“我们应该打倒士大夫阶级！我们不是士大夫！我们（文化学者）都是民众！”知识分子或曰文化学者与普通民众的区别，仅仅是分工不同。杨绛先生、钱钟书先生以及像顾颉刚先生那样的老一辈文化学者，既不自视清高，又能忍辱负重，无论面临多大压力绝不自辱、不失自尊，这便是“民众”的坚韧性与“士”的“不可辱”精神的完美结合（雷颐语）。

杨绛先生不仅是一位悲天悯人、含忍坚韧的伟大学者，更是最贤的妻、最慈的母。她为了让丈夫钱钟书充分发挥其天赋，自愿在生活中、事业上付出巨大心力来辅佐丈夫。杨绛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中写道，“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钟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也是不容易的。实话实说，我不仅对钱钟书个人，我对所有喜爱他作品的人，功莫大焉！”虽然杨绛先生付出一生心力辅助丈夫事业成功，可她也不无遗憾地发现，钱钟书先生身后留下的遗憾太多了。丈夫生前最年轻力壮、最可能出学术成果的时期，却被人为剥夺了大量自由创作的时间与机会。等到老病相催、神疲体倦，很多学术文章、文学作品想写也没那个心力、体力了。曾有学者攻击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等学术作品太琐碎，缺乏有力度的学术文章及自成一体的学术体系，却岂知造化弄人，即使有才学有天赋，环境未必允许你干自己最想干的那些事。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还好钱钟书先生终其一生也算是实现了他自述的理想：“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而这点则和杨绛先生志趣相投。

一九九七年早春，一九九八年岁末，女儿和丈夫先后去世，杨绛先生伤心不已。她为了逃避内心悲痛，就把全部心力投入到柏拉图《对话录》中《斐多》的翻译中。杨绛先生说，“他（苏格拉底）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我感到女儿和钟书并没有走远。”杨绛先生一生历尽千难万苦，从不曾气馁懈怠，她一生始终保持着一股向上之气。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总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她相信“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练自己”；她看重古圣先贤曾参所说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她认为“这个苦恼的人世，恰好是锻炼人的处所，经过锻炼才能炼出纯正的品色来”。杨绛先生是这样认为，更是如此一生躬行不怠的。

我作为后学末进，没有理由不像杨绛先生那样一生忠恕为人、精进学问，锤炼自己、帮助他人；以自身一生心血争取做出有益世道人心的些微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