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书《贫穷的质感：王梆的英国观察》，作者王梆。

一直都对社会观察类的书籍很有兴趣，因为读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作者的描述，身临其境般地了解到社会中平时没有看见的角落里发生的一些事。这本书便是王梆在英国生活期间对英国社会和文化的观察，文笔生动有趣，史料记录详实，阅读的过程令人大开眼界，看到了英国很多意想不到的方方面面。

王梆是一位扎根英国多年的文字工作者，她住廉租房，逛二手店，后院种菜，下地劳作，作为一个异乡人，从自身的真实处境出发，在对英国不断的观察中，讨论贫穷与制度、家庭与养老、乡村与城市、脱欧与留欧、文化与历史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让人惊讶的不仅是她丰富的生活阅历，还有她对于周遭一切的深入思考。

这本《贫穷的质感》也是她思考的产物，比如关于生存这个问题，身兼“穷人”“移民工”以及“外来女”三重身份的作者，一直很困惑：在一个发条不断失灵，只能持续疯转的老牌资本主义社会里，跟不上速度、随时会被离心力甩出去的人，如何才能有尊严地活着？

王梆在书的开篇就说道：“我的很多人生悲剧，大抵是穷引起的。”自从27岁离开报业，选择了自由写作之路，王梆就过上了朝不保夕的生活。刚到伦敦的第一年，更是一贫如洗。在多年的生活中，她观察到了一个两极化的英国社会。

在所有形容“贫穷”的英文词汇中，王梆认为“dirt poor”这个词最贴切，因为“灰尘是最势利的，当你衣着光鲜它退避三舍，当你破衣烂衫它就从四面八方猛扑而来”。

关于造成贫穷的原因，“伯根计划”（美国非政府组织，旨在消除全球贫困，反对贫富分化）给出了五个答案：历史成因（比如被压迫和剥削过的殖民地），战争，国债，歧视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均，环境恶化和自然灾害。

在王梆看来，最刺眼的原因当属“歧视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均”。

歧视链无所不在，对贫穷的歧视，对体力劳动者的歧视，对性工作者的歧视，对LGBT人群的歧视，对流浪者的歧视，甚至连“颜值”也被纳入歧视的范围……而贫穷几乎可以说是各种歧视混杂的产物，像一条融汇百川的脏河，贯穿着人类的整个文明史。

为了反对歧视和歧视带来的贫富分化，欧洲自“二战”开始后便建立起一整套税收和福利制度。低收入者不但可以租住政府廉租房，他们的孩子还有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失业救济和全民医疗保险。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这样的福利，那些垄断全球经济的资本家、财团及其门下政客，咬定“贫穷是自身之过”，多年以来一直在想方设法地瓦解这套体系，比如卖掉政府廉租房，实行紧缩政策，将水、电、交通、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私有化，似乎只有如此才能从金钱和道德压力下脱身。

英国《卫报》记着斯蒂芬·阿姆斯特朗走访全英，见过许多“dirt poor”这样的人。他认为政府的见死不救是“歧视”，尤其是“机构性歧视”的充分体现。他引用欧盟的数据：“1300万英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贫困儿童占儿童总数的五分之一。”在做了严谨的调查之后，他指出，穷人不是贫困的罪魁祸首，而是它的产物。贫困也不可能通过“自律”自愈，“紧缩”只会导向更极致的贫穷。

书中提到的史蒂文的例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史蒂文原本是一位古建筑修复师，他修过大大小小的古建筑，“这种活非常考究，要由化学家在旧建筑中取样，得出其原材料和配方，再在此基础上仿制出色泽和质地几乎没有乱真的建材，才能完成修复。温莎城堡的天花板，就是我和另两名修复师一起修复的。”而这样专业的人才，又是如何落到了“dirt poor”的境地呢？

原来史蒂文临退休前，举家搬到了西班牙，却在那里和结婚十四年的妻子离了婚，只好带着所剩无几的积蓄孤零零地回到了英格兰。62岁，找工作不易；想自己干，又买不起昂贵的古建筑维修工具。为了去西班牙，原先的房子也卖了，山穷水尽。他在儿子家住了4个月，后来又在哥哥和姐姐家各待了一段时间，最后他卷起包袱，住进了树林里。

斯蒂文认为人应该有傲骨，他不想麻烦孩子。当有人问他：“你觉得我们应该怎样帮助世上那些贫苦的人？”他回答：“不要做道德审判，不要给他们扣上各种罪名。”

在《年老的隐喻》中，她提到了工业革命对英国社会带来的颠覆性影响。她并不对反“工作本位，勤劳致富”的价值观，但却质疑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生长情况。英国的就业率非常高，但工资却非常低，很多人打几份工，并由于工作缺少保障而频繁更换工作。正因为福利太低，穷人才离不开低薪工作，结果变得更穷，同时雇主们也懒得在更富有成效的方式上投资。

在《英国乡村纪实：当田园遇上全球垄断资本主义》中，通过对底层人群生活状态的观察，王梆也直接指出了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的邪恶之处：垄断市场，兼并土地，大搞农业工业化，让可持续发展的地域经济窒碍难行；将失去土地的农民逼成“移民工”，将贫困归罪于懒惰，将资源的缺失嫁祸于移民；用最少的土地，最高端的科技，最低的人力投入，炮制最高产、品质低下甚至有毒的廉价农产品，将绿色食品变成少数人餐桌上的特权。

在《路易逊的伦敦：多元化和世界主义》中，她发现了阶级是一件金缕衣，随时代更换样式，从彰到隐，延续至今。

在《英国民间观察：附近、公共和在地的造乡》中，她通过频繁参与社区活动，作者也和很多当地人成为了朋友，不再因为外来者的身份而倍感孤独，也对英国的民间社团有了新的认识：

民间社团没有政治门槛，亦不设左右之分，它不仅将不同党派、不同阶层的人聚拢在一起，还利用其独特的“在地性”，推动着附近公共空间的拓展，守护着越来越稀有的在地公共资源。它就像微创手术，在巨大的混沌和黑夜里，年复一年，缓慢而平和地，修复着一小块乾坤。

她发现在面临各项严重的社会问题时，民间社团甚至能自发性地解决民众的困难和满足民众的需求，连一些政府无力解决的难题都不在话下。她因此意识到：大问题并不需要大规模的解决方案，一个行动上的基本框架，外加无数小的对策就足够了。

在《疫情中的英国社会：最糟糕的人管制这最坏的时代》中，她描述了在疫情洗礼下英国民众艰难求生的不易，抨击了执政党的无能与自私，“病毒在地域和经济生活中的扩散，依赖着霸权经济模式中那些早已存在的裂缝与缺陷。”

在《寻找替罪羊之旅：英国猎巫运动一瞥》和《英国家庭史一瞥：惩罚与反叛》中，分别讲述了再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英国的上流社会是怎样戕害女性和儿童的。其残忍程度令人难以想象。

这是一本文学性和思想深度都兼具的书，作为异乡人，作者从一个观察者的身份慢慢转变成一个行动者，一点一滴地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并尽自己所能地给周遭的人事带来一点小小的改变，哪怕只是传递一丝善意，表达一些理解，通过自己手中的笔将英国底层社会的模样展现出来。而阅读者即便不能改变什么，只要能看到这一切，已经是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