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蔡男神强推我们多看看文学大师沈从文的书，看看真正的好的汉语是什么样的。想着汪曾祺是沈老的学生，自然也不会差到哪里，遂一并借来拜读。
汪老的文章很是神奇，文字和风格都让人有一见如故之感，谈吃，谈艺术，谈文学，乃至人生，没有丝毫的艰深晦涩，亲切，有趣，但也意味深长。字里行间充满人性之美，饱含人道主义关怀。我多么想和这位老人交朋友。
汪老先生若还在世，比我外公还要长十来岁。虽时间距离稍远，但读到一些文章，也时常能唤起我对于小时候，对于故乡，对于已故婆婆的记忆。
散文《冬天》，读着读着，脑中竟浮现婆婆的身影，滋味难受，心情复杂。文中的冬天拆帐子，在床里铺稻草，生火炉，煮咸菜汤，我是很熟悉的，这是记忆中的婆婆一直为我们做的，为我做的。
我们方言里管“奶奶”叫“婆婆”。婆婆是在我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去世的，到底什么时候，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是个夏天，暑假，电视里在播《还珠格格》。婆婆去世时才五十多岁，还很年轻。记忆中，婆婆从来不曾歇息，一直佝偻着背，一直在劳动，要么是忙于繁杂的家务琐事，喂猪，放牛，灶头煮饭，要么在田间地头，插秧，除草，收麦子。总是着粗布衣，款式简单，应该说过于简单，没有任何的图案花纹，颜色多灰暗，不止一层的补丁。
夏天，经常有骑着自行车，来村子里转悠吆喝着卖冰棍的。他们的自行车后座上通常有个泡沫箱子，箱子里全是五颜六色的冰棍，最面上盖着厚被子，防冰棍化了。和现在的雪糕不同，这些冰棍特别硬，像石头子儿，按现在来说，就是把往水里兑点有甜味的色素，放冰柜里头冻一整晚。不过对于那个时候的我们，听到这样的叫卖声，可比什么都高兴。两毛一根，棕色的，黄色的，白色的，我最喜欢黄色的，最甜。家里小孩子多，婆婆没什么钱。她把家里能找到的坏了的塑料盆子和胶拖鞋给卖冰棍的，给我们几个换冰棍吃。卖冰棍的不干，又耐不住我们几个小孩儿眼巴巴，最后还是拖着一堆破烂儿，蹬着自行车走了，继续叫卖、吆喝。我们几个小孩子吃的特别开心，嘎嘣嘎嘣地咬着，奶奶看着我们吃，笑了。那个时候的冰棍很甜，夏天很短。
今年夏天又要来了，我想起了我的婆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