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时间的记忆

那天晚上，脚步声从天上传来。由远及近，时急时缓。母亲说，这雨，是我的性格。

哭声，响亮、清脆。是我对这个世界问候的方式。雨却被吓到了，半天不敢出声。就这样，名字里有了水汽，性格里有了雨声。

我哭着，母亲却笑了。这个疑问在心里长成了茧子。却发现，哭是俘虏母亲的武器，也是相聚与离别搅动内心的表现。

那时，像一个刚会爬行的小动物，母亲是我的世界，除了望着头顶那个绿色的玩具，就是随着母亲的身影蠕动。母亲的身影画出一圈天际线，而我趴在圆点，半径是我的视线到母亲的距离。我用哭声诉说着饥渴冷热，用哭声寻找母亲的怀抱，也用哭声固定着母亲的眼神。

周晓枫在《墓衣》中说，我一直觉得上帝用一只眼睛照看芸芸众生，用另外一只眼睛专门来照顾我。如此的宠爱，让她骄傲万分。而我却想说，母亲，两只眼都在照顾我，比上帝要伟大。由此，母亲成了我幼小记忆中最丰满的内存。白天的太阳，夜晚的星星，还有那些花儿、鸟儿，至今还保留着嫉妒的眼神。

我和窗外的小树苗一样高了。背起书包的日子，母亲迎着微笑的太阳，挥挥手，我用眼泪祈求陪伴，母亲说，放学时，我去接你。从此，炊烟成了黄昏最美的风景，飘过母亲的肩头到达我的头顶，而母亲和我的距离成了一条直线，这头是母亲，那头是学校。

跌倒了，自己爬起来，母亲说得轻描淡写。我却在雨中的水洼里哭得昏天黑地，而母亲只是远远地伸出一只手。

左手的大拇指，在记忆掀动那一天的日历时，还会不自觉地疼几下。竹竿做成的跷跷板，这头翘起时，那头会落下；那头翘起时，大拇指已血肉模糊。哭，是唯一寻找母亲和转移疼痛的方法，母亲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滴到我的脸上，我怔怔地望着母亲，忘记了哭泣。

左撇子究竟是缺陷还是天才，祖祖辈辈都没人去研究，但打击却是普遍现象。写字、拿筷子，所有拿到手里的东西，跟左手过分的亲昵，就是祖爷爷眼里的大逆不道。饭桌，分两个，一个是祖爷爷的大桌，右手挥动着他的威严；一个是左撇子的我，木板凳是饭桌，小马扎是凳子。母亲在耳边说，把写字和吃饭改过来吧。倔强的泪水滴到左手上，像是对它的道歉。

记忆是一座城，任由怎样扩张侵占，都不会掠夺记忆的内存。清理和删除键，不适合在亲情中使用。我带着这些内存，走出了母亲的视线。

吉普车抛锚在海滨公路上。母亲的身影和家乡的一切，被搁浅在深秋的雨中。那条从家乡延伸出去的路，拉长了我和母亲的距离，线段沿着天际线的方向延伸下去。

从此，“长大”不只是两个字，而是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一座城市连着一座城市。在故事里，我需要辨别路径；在城市里，我需要把握方向，甚至重新调整呼吸的频率。我知道，离开母亲的视线，我要独自迎接每一个风山雨径的旅程。

上天对人的挑战其实也没有新意，比如发烧，就是一座新城对一个新人水土不服司空见惯的礼仪。但不会作为我“权且罢兵”的理由。看着一滴滴液体流入体内，忽然很想念母亲。霓虹灯为城市披上了一夜的金缕玉衣，星星开始窃窃私语，月亮依旧雍容娴静，路的尽头闪烁着神秘的光明。应该给母亲写封信了，告诉她，我很好。

仓库里只有钢板，一张张，高过头顶，表情冷峻，像老板的脸。长度、厚度、宽度，未知数；梦中也从未和这些冰冷的家伙打过招呼。老板的声音像从这些钢板的缝隙间挤出来，会用算盘吗？把这些钢板换算成吨，每天的出库、入库，以吨的方式报送我。身后的小会计忧心忡忡地看着我。文字对于我，就像是一件美丽的裙子。而数字，只不过裙角点缀的十个花瓣。而今，我要换掉漂亮的裙子，为那几个阿拉伯数字投以青睐的目光，着实地不情愿。

太阳都急红了脸，火辣辣地炙烤着我，我考虑再三：休假一天！

一天的奔波没有任何结果，我将最后的一点信心扔到到书店外的台阶上。正在关门的售货员推开关了一半的门，从角落里拿出一本被灰尘蚕食的书。新华书店拯救我了。我告诉母亲，我用一晚上的时间学会了用0、1、2、3做加减法，来计算四位数乘法和除法，并且是用算盘。多年后，老板还记得请我们看话剧，我从开始睡到剧终的情景，他却不知道，母亲一直陪伴在我的梦境里。

母亲说，生活是有褶皱的，它需要储备一些时间，藏起一些东西。我不理解。去上海，只为看一眼张爱玲笔下“在梦中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梦”的地方。终于明白了母亲的“褶皱观”。它像严冬御寒的皮衣，夏季遮淋的雨具，禁得起时间的打磨，路才会走得稳妥、踏实。

母亲与我的线不断加长，踮起脚尖都望不到彼此。我学会筑自己的风景，装饰自己的心情。就在这风景与心情日益完整时，母亲毫无防备地妥协给时间，把我像道具一样卸下，让我乱了阵脚，再无法进入角色。怎么都想不通，我们按母亲这个家庭总导演的分工，一幕幕上演着和谐剧。很投入，很融洽。突然，松开了手，画出一个拉长的句号。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一遍遍抚摸母亲留下的东西，保留母亲浸染我的习惯。我用习惯诱惑着时间，怕她被一路上太多的忘忧草吸引了目光，失去我最后用于取暖的东西。

我坚信，记忆会穿透时间，在各自不同的世界牢记我们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