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学者余秋雨的眼中，文物无疑是“活”的——“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莫高窟确实有着层次丰富的景深，让不同的游客摄取。听故事，学艺术，探历史，寻文化，都未尝不可。一切伟大的艺术，都不会只是呈现自己单方面的生命。她们为观看者存在，它们期待着仰望的人群。”（余秋雨《文化苦旅·莫高窟》） 文物散发着让人流连盘桓的磁力。失去了磁力就失去了文物的生命。让文物“活”起来，余秋雨认为，“要义在于保存”。“把损坏降低到最低度，是一切真正的废墟修缮家的夙愿”。“并非所有的修缮都属于荒唐。小心翼翼地清理，不露痕迹地加固，再苦心设计，让它既保持原貌又便于观看。这种劳作，是对废墟的恩惠”。他反对重建，“这与历史，干系不大”。一定要重建，他建议，“千万要保留废墟，傍邻重建，在废墟上开推土机，让人心痛”。（余秋雨《文化苦旅·废墟》） 文化界领导则从主动围绕大局，自觉服务大局的高度来认识让文物“活”起来，从文物工作“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十六字方针全局高度强调抓落实。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励小捷局长在全国加强文物合理利用工作交流会上说，“加强合理利用 让文物活起来”。国家文化部雒树刚部长在国家文物局调研时也专门作了强调。雒部长说，“要努力促进文物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当地居民生活相融合、让文物保护成果惠及民生”。文化学者和文化界领导二者视角不同，但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即让文物“活”起来。
文物的原真性是文物的生命的内核，是文物的磁力，让文物“活”起来，关键在于文物的“真”。 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励小捷局长在全国加强文物合理利用工作交流会上讲话，讲到利用的“四个前提”，首先就是“一切利用都要以保护为前提”。这一点和文化学者余秋雨“要义在保存”以及《文物保护法》“不改变文物原状”的法律规范是一致的。让文物“活”起来，就是依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十六字文物工作方针的要求，发挥文物的作用。这是文物工作的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对文物工作的期盼。
让文物“活”起来，要突出文物的“善”的文化价值。读余秋雨《文化苦旅》，常惊叹余秋雨先生对莫高窟，阳关雪，都江堰，风雨天一阁等等描述，“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余秋雨《文化苦旅·阳关雪》），可从莫高窟看到的隋文帝统一中国后，“衣服和图案都变得华丽，有了香气，有了暖意，有了笑声”（余秋雨《文化苦旅·莫高窟》）看到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 （余秋雨《文化苦旅·都江堰》）——打动人心的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其中鲜活的人文价值的生动阐述。国家文化部雒树刚部长在国家文物局调研时说，“文物资源所蕴含的文化精神是凝聚力量、促进发展的重要元素。要加强对文物资源蕴含的优秀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着力拓展文博单位的社会教育功能。博物馆不能仅仅成为文物仓库，而是要让这些珍藏为广大社会公众所了解”。 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励小捷局长也强调，“一切利用都要建立在对文物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深入研究、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非如此不能传神。
文物价值的“善”，基础是“真”，形式是美。反对“为赋新诗强说愁”，强立道德造型——如同余秋雨所描绘的那样，“一个导游指着几座略似人体的山峰，讲着一个个贞洁故事，如画的山水立时成了一座座道德造型”。余秋雨说，“我真怕，怕这块土地到处是善的堆垒，挤走了美的踪影”。 （余秋雨《文化苦旅·莫高窟》）要留住美的踪影，就要以“真”为基础，以鲜活的形象传达“善”的理念，使其入耳、入心。如雒部长所言，“要精心策划体现民族风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物展览”。文物陈列方式要契合观众的心意状态，使其想象力和知性等认识能力激动起来，自由的互相协调，并由此产生审美愉快，就要在展陈方式上下功夫。对此，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励小捷局长要求，“要充分利用信息、网络等新技术，创新文物展陈形式、手段，创新文博数字产品传输方式，建立互动体验、即时共享平台，拉近文物与社会大众的距离，积极打造智慧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