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某一天下午，我那段时间正频繁在往返于深圳和北京之间向多个出版社的领导们宣传介绍我的图书防伪溯源系统，我从住建部下属的一个出版社出来，突然想起一个出版社的老朋友，他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处在返聘状态，我们很久没有联系过了。
我打通了他的电话，他很高兴，请我晚上一起吃饭，我答应了。
我和这个朋友认识快20年了，是在海口的一个会议上认识的。
他年长我很多，是一个非常低调的红二代。也许是有代沟，我们在很多问题上观点不一致，几乎每次见面谈到一些事情都要发生激烈的争吵，最离谱的一次是在深圳，在他住的酒店房间，我们一直争论到凌晨四点，和他同行的都哭笑不得，但是这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
他来深圳出差都会联系我，我到北京办事的话也会给他打个招呼。
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和一个同事赶到了他定的餐厅，他也带了一个同事。他解释说以为我是一个人，两个人在餐厅不好点菜，少了不够，多了浪费。下班出办公室时正好看到对面办公室的同事，于是邀请他一同前往，而这位同事又已经约了饭局。
在他的劝说下，那位同事就推掉了约好的饭局来到这里。
没想到我们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我对图书行业的一些认识，一些创新的想法一致得不到认可，但在这里找到了知音。
于是，我再来时北京也约他这个新朋友了。
差不多过了大半年，我一个人在北京要度过周末时间，新朋友约我去爬香山，他太太的大学闺蜜从深圳到北京参加学习，周末正好一块聚一下。
这样我就又认识了她这个新朋友，还是在深圳工作的。
她的孩子那时三岁多，正是当妈妈的开始操心将来读书选学区的时候，也正是因为我们对孩子教育都很关注于是就互相加了微信。
我那时主要精力还集中在推广图书防伪溯源系统上，但她后来推荐了一个教育领域的专家微信给我，这个专家又将我拉到一个教育群里，让我也开始关注教育问题了。
因为做图书防伪溯源系统，我得罪了太多既得利益者，不得不考虑暂停。
这时在教育领域认识越来越多的朋友，有的已经在微信上聊了几年了还没有见过面，更多的是利用出差等机会从线上走到了线下。
现在的教育确实问题重重，但这要看对什么样的人来说。我现在交往的很多教育领域的非主流专家们都有教育自己孩子的成功经验，与他们为伍，有他们的帮助，我孩子教育的问题就不再会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