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试论“夏”字的起源

“夏”字就是饕餮纹（兽面纹）的文字化

下面我从两个方面说明这个观点：

一是字形，二是古代政治理念发展所呈现出的文化特质。

1）、字形对比分析：

下面两图分别是商代较为标准的饕餮纹图形及“夏”字的金文和小篆。

其图形结构就是“夏”字的图像化。下面我们展开讨论：

这是饕餮纹（兽面纹）的基本结构图，我们与金文的对比：

中间巨大的一对眼睛（目），中间鼻梁向上，上面一对成横的角。然后饕餮纹眼睛边的耳朵旁下侧，是兽爪，对应金文‘目’左右手，然后饕餮纹面部耳侧上方位置，则缩小抽象的兽身，兽尾。我们看这个饕餮纹其实是一种立体抽象画。饕餮纹在青铜器上的展开，类似于人站在一个巨兽的头前面看它。其巨大兽爪就在其头侧下方，其身体和尾部图形大小相比兽爪和头部大幅缩小，显示视距从前往后看的立体效果（可以想象兽身巨大且长，所以在头部后面很远显现出很小的样子）。

这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三个结构部分。分别是中间的巨大头部，两侧下部的爪，两侧上部的身尾。

这从字形结构上，与金文、小篆的结构全部匹配

而饕餮纹在应用过程中，有些地方呈现抽象化和简化倾向。尤其前爪和身体尾部。在器物上有出现缩略化和抽象化表达。这跟金文、小篆简化为大篆夏字方向很类似。

这幅的爪、身、尾都缩小抽象。角快形成一字横状。

我们再看金文。饕餮纹展现的巨兽整体立体的形象，由于文字状态，是完全平面的，更显抽象，显然原有构图方法可能无法在平面文字上体现立体性。因此文字结构里，巨兽的身尾进行了调整。巨大的头（有角兽头）爪在脸侧下，而身尾则在文字表现中，避免文字化过于抽象所可能产生误解，而直接显示从头颈部延续向下延伸（扩大了表现身、尾的力度）。

饕餮纹是从兽头正面当中看巨兽的立体对称展现，而引用该金文这个写法，基本则采取从兽头正面侧10~20度左右看巨兽全身的立体表现方法。所以其整个左半面都呈现相对右侧缩小省略状态，以显示右侧更靠近观者。这种造字方式，影响之后小篆及之后汉字的写法。

小篆里的身躯和尾巴直接偏向了右侧，保留了对称的爪显示最早字源对称性构图的特色。而之后的再简化，将表明原图对称性的抽象爪子也取消了。

当然了这种简化方式，与器物上饕餮纹的简化应用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上面这些器物上的饕餮纹，爪、身、尾都简略到极致，的这显示了，无论是饕餮纹的应用简化和文字的简化的逻辑方向呈现一致性。

2)、华夏古代政治理念发展

(1)、红山文化，龙是夏人的图腾及政治理念直接反应

在前面讨论文明起源，华夏族合并等章节，有讨论过。

早期华夏大地上的人类族群（炎黄时期），族名、族地、图腾、政治（文化）理念应该是高度合一的。

在华山之边兴盛族群，谓之华族，以花为图腾，植物繁茂盛开之状，或许有先进农耕生产力使族群兴盛繁华之意。

而红山文化代表的那个族群，以玉雕兽类（龙）图腾，

                                                                （红山C型龙）

                                                               （红山玉猪龙）

玉猪龙为玉龙的一种小型化样式。这里与饕餮纹的结构有相似之处，兽首蛇身，其中头部巨大眼睛，以及眼睛上部貌似抽象的突出的角。

玉为礼器，玉龙形式的出现，不仅代表着红山文化所在地族群以龙为图腾，而且早期的“龙”形本身，就已经呈现不同兽形融合的样式，已经表现出某种融合各种图腾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

红山文化就是夏人祖居之地（黄帝为轩辕氏，名字本身就有着强烈的游牧部落生活习气，而《史记五帝本纪》 记录也印证黄帝一族游牧习气。而考古发现，证明华山边的华族是一个当时高度农耕状态的族群，这显然与黄帝身份不符。因此炎帝所在就是华族族群，而黄帝族群就是红山文化为代表的族群，红山文化他们就是夏人先祖。）。

考古发现辽河流域的夏人先祖以及黄河中游、华山山边起源地华族，这两个族群经过长期交流，逐渐实现融合。这就跟历史记载是由黄帝和炎帝带领两个族群结合而成华夏两族历史相对应。华族的花图腾在华夏两族融合后逐渐消亡，而龙图腾兴盛至今，证明史料记载的领导合并后的华夏族的黄帝，事实就是以龙为图腾的红山文化后裔。红山文化代表的玉文化以及龙图腾，在长期文化大交流中向各个族群传播，被长江、黄河流域很多族群接受，其中就包括长江下流的良渚文化前身。

红山文化代表的夏人的玉龙（图腾）到底表达了夏人什么样的政治文化理念？因为没有那个时期的文字记录，我们只能从历史中夏人的表现来体会。

前面讨论过，从华夏族成立，进入黄河流域的夏人快速转化为华族一样的农耕族群，以及在处理与华族的关系，以及征服东夷后，融合东夷的措施呈现出夏人是一个保持自我独立性条件下，善于自主吸收先进文化的族群，在政治活动中有相当决断力和政治智慧。比如战胜炎帝、东夷族后，在炎黄、华夏之名，将华族、炎帝的位置放在前面的政治礼遇。在五帝顺序中，将东夷族传说先祖伏羲（太昊）放在最前面，都显示夏人黄帝及后裔作为华夏族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不仅有强大的政治斗争手段，又有柔软的政治身段笼络斗争失败的华族、东夷族，给予他们极大的政治声誉。

同时玉龙图腾又体现了，夏人在信仰领域（巫）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夏人玉龙图腾反映出的政治理念，以及实践巨大成功（融合主导华夏族，并征服东夷族）或许就是红山文化及玉文化、龙文华大兴四方的关键原因（学习先进，融合各族、保持独立、强大、智慧的政治信念）。

红山文化一些考古证据显示，在组织结构上，巫和族长（神权与王权）基本是分立的。

(2)、良渚文化给龙图腾的巨大发展

红山文化的玉龙图腾传播到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地区，包括华族的先进农耕文化南下，这让良渚文化所在族群在接受这些传来先进文化的基础上，自身进行了创造性发展，在社会众多领域出现了巨大进步。良渚遗址的考古发现：良渚文化所在族群建造巨大的定居城市，建设了古代罕见面积极为庞大的水利系统，显示其农耕、水利、城建等众多领域的文化技术能力得到极大提高。这种现实实践的巨大进步，尤其是大规模水利建设和城市建设，显示社会组织能力的先进性。这意味其在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上有了巨大的进步。在良渚高等级墓葬里发现，巫与王的礼器共存与一穴的现象，这表明良渚已经发展出明显的王权神权合一的情况。这些进步最终直接抽象反映在考古发掘出的良渚‘神徽’上。

良渚文化考古出土文物上发现的‘神徽’（此处为反山遗址出土的一只玉琮上），呈现出一个发冠张扬的良渚人（可能是巫），在兽面纹（饕餮纹）之上的完整形象。

我们看到这是两个结构的结合，上部的巫的头部被夸大表现，上肢躯干细化，而下半部的兽面和前肢，其中兽面，尤其是兽目被夸大强调，前肢明显的兽爪状。这个神徽就是饕餮纹的原初样态。

神徽这种结构，或许表明当时良渚文化的族群，对自己文化及能力的自信，人能把握天地（兽）对人的挑战（人能应对自然挑战。人持兽首，显示人对”兽”代表的自然的挑战有能力掌控。这对夏人后来敢于迎战洪水，在思想理念的触动和影响有重大意义。华夏文明将应对自然对人的挑战放在文明最高实践任务，这种文明特质，事实很可能源头就在良渚文化）；或是显示了良渚文化与红山文化的融合（下半部的兽面纹与红山玉猪龙的头部有相似性）；巫手捧兽，或是显示良渚人对兽面纹代表的外来文化的尊重；或是表明这种文化融合是基于自己主动把握下的拿来主义；或是显示通过融合兽面纹代表的外来文化，自己呈现出比外来文明更加强大（巫在兽上）的状态 ；亦或是神徽上部的人与下部的兽（代表自然、神）共处一图，显示某种人（这种人是王权与神权的合一的人）与神的平等性。

良渚文化在政治文化实践中这一显著划时代的突破，使得中国人在之后实现王权凌驾神权，奠定了深刻基础（王权凌驾神权的前提王权与神权的合一，这样就避免两个权力系统之间在争夺主导权时爆发的激烈竞争。王权至上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产物）。

良渚文化在生产力技术水平以及政治理念体制上的巨大进步，使其文化迅速向四周族群扩散，这让夏人领导的华夏族很快就关注到其先进性。并开始大量汲取良渚文化的优秀部分。饕餮纹饰就在这时候从长江下游传播到黄河流域。华夏族这次对良渚文化的大学习成果，形成大禹治水成功的坚实基础。

(3)、良渚文化反哺华夏文明

华夏族向良渚文化这次学习过程了除了学习良渚的农耕、城建、水利技术，对良渚王权神权合一的政治理念学习，就鲜明体现在，饕餮纹的使用上。

考古显示兽面纹主要经龙山文化传入中原。

                                             山东博物馆现存龙山文化的玉锛上兽面纹饰

在山东龙山文化出土的“良渚神徽”上部的人（巫）大幅抽象缩小。

最终出现在代表夏朝二里头文化（早期）的遗址的出土饕餮纹铜牌。

考古学家王青，对二里头1987 V M57：4饕餮纹铜牌饰分析认为“...虽然也是圆形目，但眼以下有明显表现鼻和须的纹饰，眉以上为鳞甲纹。王青认为这是龙的形象，表现的是夏人神祖的神徽。[45]” ，到二里头时期，饕餮纹完全看不到良渚神徽的人的形象。很显然，这是夏人表达自己的主导性，而去除了良渚文化中良渚（巫）占优、主导的含义。而恢复了红山文化以来的龙图腾（纯兽型）的形式。或者是夏人将良渚神徽的人形（代表良渚文化）融合进兽身中（龙鳞）。

良渚神徽（饕餮纹）本质就是良渚人基于夏人政治理念的图腾（玉龙）文化，进行提高演化出的新图腾。巫的形象，兽面纹、甚至出现在代表王权的玉钺之上。

在良渚文化发掘的高等级墓葬里发现了巫用的礼器与王权的钺集与逝者一人之身的现象。良渚人对红山文化传来的玉礼器的发展、定制。形成了明确的天地人世界观和宗教信仰观念。这些都是当时最先进的知识所在。这些东西反映了表征良渚文化高光时刻的先进文化。它们在后来不断北上反哺华夏族，于是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在华夏族活动地区发现大量出土的明显源自良渚的饕餮纹玉器等器物。上面我们讨论过商朝的饕餮纹的结构。饕餮纹明显具备了蛇身、鱼尾、鸟爪，面部结构有牛、羊、虎等形态。很明显，这就是起源红山文化（夏人先祖）玉龙图腾的复杂演化版本，跟我们现在看到的龙类似，华夏族的重要图腾玉龙，已经从红山文化的简单的C型龙，融合了大量崭新的其他族群图腾内容，演变成复杂的饕餮纹龙型。华夏族接受饕餮纹龙型，显示出华夏族强大的广学四方先进文化，与各个族群和合共存的意志在其中。同时，我们也可以认为，华夏族接受了良渚文化神权王权合一的政治理念及制度变革，并很快就推动了王权和神权的合一。笔者认为：饕餮纹（兽面纹）就是华夏族的图腾——龙（在这个角度，饕餮纹的名称比兽面纹的描述更准确）。

华夏族在吸收良渚文化之后，成功在尧舜时期的制度大变革时期，实现了王权对神权的凌驾。完成了基于政治治理（王权功能）为核心的高度集权。

这次对良渚先进文化吸收并自我提升的过程，使得华夏文明获得大禹治水巨大胜利，同时也将饕餮纹代表的政治文化理念，与河图洛书这种基于自然世界，以像数结合的特殊形式（八卦）表现的理论，进一步推动华夏文明的核心理念的诞生。

饕餮纹图形，或许表明古人直面强大，直面危险困难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将强大猛兽的强大之处变成自己的强大，将自然的挑战变成自己进步的动力的强大意志。

因此，饕餮纹就是华夏族吸收良渚文化后对龙图腾的进化改造 。饕餮纹就是华夏族，尤其是夏人的族徽。

因此，我们看到无论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及后来的商朝、周朝，饕餮纹成为非常重要的器物纹饰。

所以，周人说诸夏，实质本意就是黄帝一脉（夏人）自黄帝后一直是华夏族的统治者。龙图腾源自红山文化，是黄帝祖源之地，而到大洪水之前，龙的形状从简单的C型演化成极为复杂，有明显多种图腾综合出的新龙型饕餮纹。这个作为华夏族的图腾、族徽。不仅象征华夏族的万族和合的实践路径，更显示了，黄帝一脉（夏人）成为华夏族始终的统治者的这个历史现象。因此，商朝大量应用饕餮纹，本身就证明两件事，一、商人就是华夏族本族之人，所以才采用华夏族徽；二、商王一脉就是夏人，且为黄帝后裔。

饕餮纹商朝大量应用本身就回答了几个问题：

1、商人为什么在卜辞里基本不谈夏朝。

答案是：商人在不断声明自己是夏人，看整个贯穿商朝的器物上的饕餮纹应用。因为饕餮纹就是华夏族的族徽。如果商王在给自己老祖宗祭祀、打猎、打仗等等活动占卜中不断强调自己不是夏人。不断阐述，作为同样夏人后裔的自己消灭了夏人。 这不是很诡异的现象吗？

2、古代以地名命名族名，‘夏’字如果是龙图腾，不是与这个规律相悖了吗？

我们要知道甲骨文到商才基本完善。夏朝时，甲骨文可能还很不成熟。那么在文字诞生前，夏朝人如何自称？文字出现前，只有读音，而根据历史习惯，各朝代以王族所兴地名为名。比如商周都是地名。所以字没创造之前，只有音，但是这个音在造字之初跟什么样的字形结合呢？

如果大禹祖兴之地是‘夏’字的原始声调与夏字所指华夏族徽结合呢？（在文字诞生之时，存在语音所指之物与字形所指之物不同而合的可能性）

所以很可能是造字初始，夏字的原始读音是大禹祖地地名之音，字形用了华夏族徽。在这个角度上，商人反的是‘夏’字的原始读音所指之物，而不是反字形所指之物。

 3、商人是谁？

商人大量使用饕餮纹，已经证明，商王表明自己就是华夏族，且为黄帝后裔（龙文化代表的夏人），只是他经过上千年演化， 是华夏族的外部一支分支，而大禹则是黄帝一脉华夏族本族（前面试论过，商人极可能是华夏族战胜东夷蚩尤后，黄帝派出地监管东夷族的那支族群。商灭夏是中国历史上一国两制下的强支夺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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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良渚文化与华夏文明》陈声波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版 p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