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才十七岁，那年我高中刚毕业没多久。
我刚从学校里出来什么也不懂，我不懂得步入社会就开始走上了人生的战场。这都是少不更事的缘故。
人生的战场确实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我考上了一个小学教学的职位。
那个时候，虽然我学习认真，工作负责，但是我还是跟我的一个同事发生了争执。
我的这个同事个子很高，但我不能因为他不学无术就喊他为傻大个。
因为他不过就是不知道皇帝发怒是龙颜震怒，对过去朝代的文武大臣所穿的蟒袍玉带也知之甚少。
人家不是那个朝代的人，不知道是在情理之中的。
他没考试就当上了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因为他有一个好堂叔。
他的那个堂叔叫李铨友，比他还小三岁，才十九岁，后来又考上了高邮师范学院，就把考的教师给他了。
对这一切，你只能羡慕他交上了好运，你还能说什么呢？
不过，有一次为了争剩下的粉笔去上课，他竟然口出粗语说“操你娘的”，我当然不甘示弱，我也回敬他说“操你娘的”。
我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还暗讽他只不过是攀着他堂叔的肩膀上位的，还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呢，不过是一个胸无点墨的大草包而已。
这下比扒了他家祖宗八代的坟墓还让他伤心，他恼羞成怒，跟我对骂起来。
结末是，他的另一个堂叔叫李铨文的，他说我这人虽有才华，但不适合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李铨文也是我的同事，不过，他教的是小学附中的中学语文。
我当时还在试用期，公社教育局对我的所作所为失望极了，他们把教了两年学的我辞退了，我又回到了我们村的生产队里当上了一名公社社员。
我也没有多想，不过就是由教员变成了社员而已，都是员，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谁让我这个人天生就是一个不安分分子呢，我在生产队里干了没几天，我就爬上了一辆开往无锡的车子，我到了有“小上海”之称的无锡。
你千万甭小瞧了这个小上海无锡，它比上海还牛逼。
无锡虽然没有上海的十里洋场，但它有一到晚上霓虹灯就像银河降落尘世的朝阳路。
无锡虽然没有上海的浦江大桥，也没有波平浪静的黄浦江，但它有气势恢宏的天桥，还有那烟波浩淼的太湖，也是让人留连忘返的地方。
这还不算，来无锡的人真是各式各样，比去上海的人还要丰富多彩。
我在无锡梅园新村种菜时就遇到了我大哥和大嫂。
他们把我的侄女姜丹霞丢在家里让她外婆带，他们买了一艘大水泥船到无锡的太湖上替人家运送石头和砖头。
他们搞运输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当超生游击队的光荣的革命战士。
说到底，他们是为了躲养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而到无锡的。
像他们这样从农村蜂拥至无锡的人很多，他们组成了史无前例的太湖游击队。
对他们这类人，各个公社的计划生育办公室也是无可奈何，想找回他们，把那女同胞结扎绝育了，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太湖烟波茫茫，你对往来其间的船只看得眼花缭乱，你怎能认出谁是谁，谁不是谁呢？
公社计生办只能等他们抱着接班人回来罚他们的款了事。
罚了好，不罚他们更上劲，说不定第二个乃至于第三个接班人也会纷纷降临人间，像空降部队一样，是不需要谁规定且指定他为接班人，他就会当上接班人的。
我大哥和大嫂那个时候已经超生了接班人了，那就是我的侄子宝宝。
但他们还不能立即就回去，他们必须把那超生费挣到手才能回家，因为公社计生办的人守在那里，等他们回来给孩子注册户口时交报名费。
报名费不多，才区区八千元而已。
但是，这八千元人民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于收入不多的农村人来说，不啻是一组天文数字。
在农村里要想挣上这八千元还不知到猴年马月，从土里刨食的公社社员虽然已经包产到户了，但所得还是有限，能混个温饱就算不错了，还想交上一笔费用弄个超生游击队员干干，那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
因此，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家想生个接班人，就因为交不起这笔昂贵的超生费，而生生地把一代革命接班人胎死于腹中了。
说是扼杀在生命的摇篮中是不恰切的，因为儿子根本没有生下来嘛。
所以，我不能不对我大哥和大嫂为了生产下我侄子宝宝而任劳任怨地在太湖上搞运输产生出由衷的崇高的敬意，尽管他们这样干是公社计生办所不允许的。
我在无锡遇到我大哥和大嫂后，由于我又辗转到苏州去打工，我把一箱携带不便的书放到了他们的船上。
两年后，我回家了，因为快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了，我也二十一二岁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该考虑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了。
如果拖到下一个世纪，即使举办上一场世纪婚礼，我也可能是老教授了，还不能指望有幸娶上一个如花似玉的娇妻。何况我并不是一个教授呢！
这要感谢我的妻子，是她不嫌弃我家徒四壁嫁给我的，是她不要我巨额彩礼而把清白的女儿身托付给我的。
我在幸福满满时不禁时常想念我那出没于太湖波浪中的我大哥和大嫂了，还有我的侄子宝宝，现在也该有两三岁了吧。
也就在这时，我二叔姜夷凤带来了我大哥和大嫂捎回来的信，让我到苏州湖滨XX村找石汉隆，找到了石汉隆，就能找到我大哥和大嫂。
我大哥和大嫂不仅要我去取回书箱，而且还要我带上两挂猪大腿肉给他们。
他们还要再干上一年才能回来，我的可怜的大哥和大嫂。
那个时候，我们把猪大腿肉称为猪蹄膀，简称猪膀，但大多数人叫猪棒，叫错了音，猪膀是猪棒吗？猪的棒棒腿骨头怎么吃？也真是的呢！
然而，就在我动身前往苏州时，我的贤惠的妻子叫上我，让我仔细想想我二叔姜夷凤带的口信究竟准不准。
因为根据她的直觉，她觉得苏州湖滨XX村没有石汉隆这个人，别的地方也许有，但苏州XX村绝对没有石汉隆。
我问她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她说我二叔这人邪乎，不可信。她接着叫我想想我奶奶死的时候，我二叔那种势利小人的样子真的让人感到恶心。
她的话让我想起了她刚嫁过来我奶奶就去世的情景。
俗话说的好啊，好人不长久，祸害一千年。但我从感情上来说我是不想把这话用在我奶奶身上的，因为她毕竟是我奶奶。
不管她曾经怎样虐待过我英年早逝的妈妈，也不管她曾经怎样欺凌过我那白发反送黑发人的外婆，她能活到九十四岁才驾鹤归西，那是她自己的寿限，跟下辈人对她的敬爱与否没有半点关系。
因此，我奶奶去世后，怎样发送她就被提到我们老姜家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按照村里人的一般的做法，是要让高寿而逝的老人在家停灵三天的，三天后送到茅山火葬厂火化，用一很贵重的骨灰盒装上骨灰，然后送葬的子子孙孙和从孙子以及滴里搭拉的孙子把骨灰盒很虔诚地一路运回家。
这还没完，骨灰盒运回家后，好戏才刚刚拉开帷幕，更加精彩的还在后头。
这时做孝子的要身穿白孝衣，腰系稻草绳，一手扶着一支哭丧棒。注意，这哭丧棒就是哭丧棒，而不是丐邦洪七公的打狗棍。孝子的另一只手上要捧着骨灰盒。
那长头孙子这时也身穿白孝衣闪亮登场，他手上要抱着老人的近影玉照，为的是让村里人看到。
在他们后边，跟着家族的无穷无尽的子孙，浩浩荡荡，都是纯白的白孝衣和白孝幡，女的还披着很长的白孝布，真正地像一列银车压地而来。
不仅如此，而且每个人都要哭，不管你悲不悲痛，你都要化悲痛为力量，使劲哭，没有眼泪也要挤出眼泪。不然，你就是不孝顺，是忤逆子忤逆孙，为世俗所不容的。
这场绕村子的大街小巷巡视完毕后，孝子就要嚎啕大哭地把骨灰盒放到一个红漆棺材里。
棺材板都是很贵重的木材，不是松木，更不是杨木，是檀木，还是楠木，记不清了，反正是很珍贵的木料。
这样，抬棺材的抓着长头孙子的手拿着的铁斧子，当地一声钉上棺材盖上的第一颗铁钉后，其余的，就是他们自己钉了。
我记得这钉钉子盖棺材板都是村子里的德高望重的木匠担任的，但他也在抬棺材人里边，尽管他不抬棺材。
然后，他们把棺材抬到河边泊着的一艘大水泥船上，送葬的下辈们也到了船上，一直送到荒坟地边的祖茔上，再由抬棺材的把装着骨灰盒的棺材埋到坟墓里。
村上的人死了，家家户户都要送冥钱（就是黄草纸）给死了老人的人家，一般都是长子长孙很荣幸地充当这个角色。
送完葬，丧主就要请人做出很丰盛的美餐佳肴宴请村里送冥钱的父老乡亲。
这还不算，客人大快朵颐后，还要很缓慢地从跪在巷道边的孝子贤孙的前边走过，边走边说，节哀顺变，死者已矣，活着的人还要很好地活着。
那年我奶奶去世后，为了把这一套把戏都能很圆满地演完谢幕，我们老姜家整整花费了四千元人民币，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这笔钱还是蛮奢侈的。
正因为如此，我二叔手里拿着一沓百元大钞，他乜斜着我老爸说，我有两千元钱，你有吗？
我老爸跟我二叔不一样，我二叔只有一个儿子，所以他负担不很重，而我老爸有四个儿子，负担重，把儿子抚养大，艰辛的生活已经压弯了他的腰。
面对着我二叔的咄咄逼人的挑衅，我老爸把头低到他坐着的桌边。
我妻子看到我恨不能替我老爸钻到泥地缝里去，她义愤填膺地冲我二叔说，我老爸虽然没有两千元钱，但是你不要忘了，他有四个已成家立业的儿子，古语说，父债子还，我老爸的这两千元钱，我们家兄弟四个摊了。
我妻子的话振地作金石声，语惊四座，余音绕梁，不绝如缕。
我妻子当即把她出嫁时娘家给她的压箱钱五百元拿了出来。
她生产我女儿时，她都没舍得拿出来买营养品，当她看到我老爸陷入到如此窘迫的境地时，她却毫不犹豫地拿了出来。
那时我大哥也回来奔丧，他看见如此情形，也是没说二话，拿出了五百元，我二嫂和我那个当中学教师的弟弟也纷纷把钱丢到了桌上。
这就是对我二叔的势利的最好的回答。
想到这里，我也对二叔的话有些不信起来。看我踯蹰不前，我妻子多给了我三十元盘缠，以备不时之需。
我临走时，我妻子抱着女儿把我一直送到村口，她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她说找到更好，找不到赶紧回来，免得她做妻子的在家苦苦悬望。
我答应了妻子，然后从蜿蜒曲折的田塍走过去，一直到了村前边的塘河镇镇边的临时停车站等车子。
往江南的汽车终于来了，我登上汽车往江南而去。
汽车在光溜溜的柏油马路上行驶着。
时序正值数九寒冬，柏油马路冻得硬梆梆的，不像夏天时柏油马路都溶化了，脚踩上去绵软绵软的，有时脚还能陷进去。
汽车一路没颠簸地行驶着，它的骨碌碌的轮子与冻结的柏油马路的摩擦声，像一支催眠曲似地把我催得沉沉睡去。
汽车到八圩港登上渡轮后，众人都下车走到轮船甲板上，我却没下去。
司机看了一下我，我对他摆了摆手，他呵呵地笑着说，没事，你睡吧！但要注意，别冻感冒了。
这司机人很好，我以前往江南时常常看见他的。
我跟他说我经常看见他时，想不到他居然万分激动。也太莫名其妙了，一声简单的老气横秋的自来熟的话，他竟然会陶醉无比。
看见母鸡下蛋了吗？母鸡下了蛋，脸红脖子粗地喔喔鸣叫着，主人洒一把稻谷给它吃，它很心安理得。
直到到了无锡汽车站我从汽车上下来后，他还不住地朝我挥着手说，回头见！
我当然也跟他说，回头见！我又到了火车站，马不停蹄地乘火车到了苏州，在浒墅关下了车。
苏州当然是个古色古香的城市，跟无锡的景观不大一样。
我按图索骥，找到了苏州湖滨XX村，我逢人就问有没有石汉隆这个人？但是人家都是一问摇头三不知。
正当我绝望之极时，有一个好善良的大婶说，石汉隆可能是外地人，你要问就去问村支书吧，他知道的。
我多方打听才到了那个村的村支书家。
我看到那个村支书胖胖的，竟然有将军肚，他坐在他家院子里的一张藤椅里，背靠椅背，看上去就像一摊肉摊在藤椅里。
听了我的问话，他像看一个外星人似地看着我，他说，嗯，石汉隆？没听说过，没这个人。
当我想再问时，我看见他眼睛已经闭上了，我知道他在下逐客令了。
这个村支书，冬天坐在院子里纳凉，很有上古名士之风，那些人夏天穿着棉袄摇着芭蕉扇，冬天围着火炉吃西瓜，不是像极了这个村支书吗？
但村支书冬天纳凉是对的，我看见他满脸油汗，他大概是刚喝了酒身上火烧火燎吧？
我从村支书家出来后，径直来到湖边，看见那里堆了很多石头，湖边泊着好多艘水泥运输船。
我想起大哥大嫂运输石头在太湖上萍踪浪迹的情景，不禁高喊了一声，大哥，大嫂，你们在哪？
这时西山的太阳已经落下了，太湖湖面上静悄悄。
有一个身材很魁梧的正值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站在一艘船的船头，他的妻子拉着他问，岸上那小伙子喊什么？
男的说，喊大哥大嫂，我们这儿没有他大哥大嫂。
他妻子说，你怎么知道？帮着问一下，看他着急的。
男人说，不用问！他这么大声，他大哥大嫂肯定能听到，他的口音他大哥大嫂也听得出来，他们不在的。
我折回头，在苏州城郊的一条土路上走着，肚子饿了，去到附近的小吃馆里吃了一碗面。
我摸了摸衣兜，妻子给我的钱还在。但一想到没找到大哥大嫂，我是不敢于去住旅店的，一夜旅店住下来，钱费去是小事，我再没有钱回无锡就不行了。
想到无锡，在梅园新村，我姐张栖霞和姐夫陈振翔还在那儿，我的心里又安宁了不少，我决定明天就到我姐那儿去。
这一夜我没睡，繁霜夜降，夜风刺骨地寒冷，我为了抵御这难耐的严寒，我在苏州城郊的一条土路上来回奔跑着，极像《红岩》中的华子良在狭窄的牢房里和通风时在院子里作原地跑步走。
华子良一边跑一边在心里恨极了狗特务，我一边奔跑一边在心里把我二叔诅咒了一百零八遍。
我想我二叔肯定是胡说八道，什么石汉隆，完全是他编排出来的，他就编吧！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我又急急忙忙地赶到浒墅关去等火车。记得刚到苏州时，我把浒墅关的浒读成水浒的浒，其实在这里应该读成许的读音。
火车来了后，我又登上了西去的火车，我往无锡赶去，也不贵，花了五元钱。
到了无锡，我直接坐公交车去了梅园新村，我到了我姐张栖霞那儿。
我姐和我姐夫也早结婚了，我姐还生了一个儿子呢。
我姐看见我很高兴，又埋怨我当年和我妻子到苏州去，不蹲在她身边，不然，一家人在一起是多么其乐融融。
她要我这次回去一定把妻子带来，她给我们留着的菜地都还在，一直是她和我姐夫代种着，很忙。我表示乐意听姐姐的话。
在中午他们为我特地设的接风宴上，我姐夫陈振翔问我到苏州干什么。
我告诉他说，去找石汉隆，找到了石汉隆，就找到我大哥大嫂了。说到这里，我还说我大哥大嫂是运输石头的。
我姐夫听了后哈哈大笑，他说，在苏州湖滨XX村只有一个石滩，是专门堆集石头的地方，从来没听说过有个什么石汉隆。
我一听恍然大悟，石滩之所以变成石汉隆，也许是我大哥给我二叔的信封上写得缭草了，滩字写松散了。
但再松散，也应该是汉隹两个字，怎么会变成了汉隆两个字呢？可见是我二叔那种笑穷妒有的人像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古语说得好啊，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听了我姐夫陈振翔的话后，忽然一下子明白了好多道理。
吃完饭后，我就要去找我大哥大嫂。我姐不放心，让我姐夫陪我一起去，还拿了五十元钱给我做盘缠。
我只得又带着猪膀跟我姐夫乘着火车，到了苏州湖滨XX村的石滩边，在湖边挨个儿找船上的主人。
当我最后在一艘水泥船上要张口问话时，我大哥正好从船舱里出来了，跟我们迎面相遇。
我说，大哥，我到苏州终于找到石汉隆了。我大哥说，苏州湖滨只有一个石滩，没有石汉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