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意即整个文明世界，也就是国际、外交关系的总和。早期，受自身认识的局限，我们所谓的“天下”其实只有华夏一族生活的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相应地，所谓的“国”也就是指某个地区的部落集群或是诸侯国。直到春秋战国之前，我们都认为天下除了中华王国再无别的文明，其余地方皆是荒野或少数蛮族人游荡的地方，故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说，此时的国际关系全都受王国君王的统一节制，可以说是王即天下。

后来，北方的草原游牧民族渐渐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势力，我们一开始并不想承认他们是另一种形式的文明，但他们确实已经与单纯以家族方式聚居的原始野蛮人不同了。他们能够进行规模很大的、协调一致的有组织攻击，而且由于他们的骑兵数量众多、骑术精湛，到秦朝时已经成为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实际威胁。秦朝的郡县制完全取消了诸侯国作为行政单位的存在，我们又暂时不愿意认可游牧民族的文明群体身份，所以当时的“国家”与“天下”两个概念出现了重合，致使两个词语各自的用法一度模糊，基本成了中华帝国等于天下。

汉朝时，汉高祖刘邦攻打匈奴不利，遭遇“白登之围”，被迫议和，这才正式承认了游牧民族的文明群体地位，华夏自此不再是孤独的文明。王昭君出塞和亲则相当于认可了匈奴的政权与中华一样是个独立的国家，尽管我们中许多人从内心里并不情愿尊重匈奴的国家主权与中华是平等的。事实证明，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民族政权，似乎更不打算尊重中华文明的国家主权。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我们认识了更多的西方文明国度，再往后我们知道，像天竺那样拥有丝毫不逊色于中华的文明精神的国家也是存在的。我们曾经非常向往着更多地学习世界上其他文明国家的思想，了解他们的历史、习俗、文化，充实我们的知识，以便于更好、更全面地理解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可是你们知道，美好的事情经常在现实中占不到多数，在对外交往的现实历程中尤其如此。与我们毗邻的南方蛮族虽然也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文明国家，然而他们的实力普遍较弱，发展相对缓慢，还算容易相处，但北方的游牧民族就大不相同了。你们可能学到过相关的知识，草原放牧的生产方式不能产生出足够人们生活所需的一切，游牧民族必须时常通过交易兑换大量生活所需的粮食、果蔬、茶叶等农副产品。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年代里，一旦出现大范围的异常天气变化（如冬季寒潮活动加剧），农业和畜牧的收成都会大幅度下降，我们依靠千百年积累下来的种植技能和抗灾经验，凭借面积广大的国土和集权朝廷有力的救灾措施，一般尚能勉强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但游牧民族的牲畜却会大批死于严寒和饲草不足。

断绝了生活资料来源的游牧群众，很愿意在他们可汗的领导下把所有见到、遇到的财富夺为己有。倚仗着强健的快马、弯刀、利箭，将路过的地方全部化作废墟，这就是他们的文明的存在方式，也是他们独特的生存之道。游牧民族彪悍的民族性格、健壮的体格、崇尚掠夺和侵略的习惯、以及高超的战术素养、战斗素质，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上赫赫有名，多少国家被他们击破、惨遭屠杀和抢掠，坚固的城池也经不住他们的铁蹄践踏。作为东亚地区最富裕的农业国家，我们自然就成了游牧民族生活困难时一个重要的劫掠目标。

虽然屡屡遭到游牧国家的抢劫和骚扰，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拒绝与邻邦的交往；虽然从不主动挑起民族复仇战争，我们也懂得吸取教训、防范来自草原的入侵；虽然知道对方是文明的民族、了解他们侵略行径的本质只是因生活所迫，我们也不能放弃抵抗、任人宰割。在与游牧民族漫长的交往历程当中，我们尝试了各种办法，希望能够用某种努力维持自身和他们之间的和平状态。这些办法包括：正面的军事对抗、反击，在边境地区建设大规模的防御设施（长城、关隘）、依托地形和工事固守，签订协议、政治联姻、加强外交关系，推行民族融合政策、帮助他们改变生活状况，屯垦戍边、建设边境缓冲地带……结果你们都看到了，这些举措都无法永保和平。

我们得到的经验表明，如果自己国家内部不团结、动乱频发，或表面繁荣实则积贫积弱，不能以坚强统一的意志行事，就必然不能御强敌于国门之外。反之，则没有无法战胜的敌人。游牧骑兵再怎么凶猛，我们亦曾多次将其打得溃不成军，不论在战略还是战术上都取得过辉煌的胜利。但是，战争状态不可能永久持续，胜利或失败都不过是暂时的现象，也许一时的胜负会对后世造成深远的影响，可这并不能改变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只有和平才能带给人们可靠的安宁和健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