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份，常年被饭圈、时事包围的微博热搜，赫然出现了一条名为“浙江的农村有多豪华”的话题，引发1.6万人讨论，累计2.6亿阅读量。话题下的浙江人晒出的无一不是花园别墅洋房，再配上“这不是农村标配吗”“十几年前就是这样的房子”的评论，直接惹得人眼红一片。

如今亲自到浙江农村走上一遭后，我的体会也更为强烈：走过那么多地方的村子，浙江足以称得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板间、农村建设的领跑者。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浙江的农村建设得这么好看？为什么浙江人爱回农村老家造“豪宅”？

首先，任何社会现象的背后都是经济规律的体现，雄厚的经济基础是根本前提。“浙江人有钱”，几乎成为一种共识，而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几乎每个市域有自己的特色产业，比如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义乌，被誉为“塑料制品王国”的台州，还有靠“江南皮革厂”一夜爆火的温州。

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浙江的民营经济占到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当中的96席，连续22年居全国各省首位。

更重要的是，浙江大多地区都就地发展民营经济，把厂房建在乡镇或者市区边上，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上班，甚至还有住在市区的人每天往返于乡下上班。

如此一来，村民们不必抛下老人和孩子到城市务工，当地产业的发展不仅带动本地人就业，也吸引了许多外来务工人员，从而拉动了乡村现代化的变革，乡下与城里真正形成了经济命脉的共同体。

就拿沫沫村里的水蜜桃产业来说，最开始只是几个农户在十几年前的小规模尝试，到最后推广成为全村人的致富秘籍，尤其在成为水蜜桃种植示范村以来，伴随着生产、保鲜、加工、销售等环节的更新迭代，“桃经济”也被赋予新的内涵：“春赏桃花夏卖桃、秋吃桃胶冬品酒”，借力于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逐渐从单一的桃业种植延伸出深加工产业、文旅事业等全产业链条。村民的腰包鼓了，路修通了，房子自然就盖起来了。

2020年12月发布的全国综合竞争力百强县榜单上，浙江以24席的数量居于首位，其次是占23席的江苏。从收入情况来看，2020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1930元，排名第二，仅次于上海。经济的发达离不开浙江人渗入骨子里的经商思维。

自古以来，江浙一带就多经商人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它本身的自然地理环境所造就。浙江多山、少耕地，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说法，频发的自然灾害也让浙江人意识到单靠传统的农耕文明行不通，开始探索起“做商贩，走四方”的商业文明，经商的传统就此在这片土地发迹。

春秋时期被尊奉为“商圣”的范蠡，就出身于定都会稽(今浙江绍兴市)的古越国，“三致千金”的经历令他成为浙商的典范，重商的越国也成为浙商最早的发源地。此后更有数不胜数的浙商名人：来自湖州的明初首富沈万三，来自宁波的“五金大王”叶澄衷，来自湖州靠创办丝起家的南浔“四象”……近代以来浙商一举崛起，与徽商、晋商、粤商并称为“中国四大商帮”，敢闯敢拼的创新精神在一代代浙江人的血脉中传承。改革开放后，他们更是先人一步搭乘上民营经济的春风，凭借多年累积下来的资金和技术资源，让非公有制企业遍地开花。

直到今天，浙商依然是不可复制的神话。《2020胡润百富榜》中，共有308位浙商上榜，比2019年增加70位，连续三年蝉联第一，这里面有我们耳熟能详的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网易创始人丁磊，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以及首次上榜便位列第三的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前十榜单中，浙商就独占四席。到2021年，最新的福布斯实时亿万富豪榜显示，我国排名前三的富豪均来自浙江。

也许你会说，这只是浙江头部城市的经济发展，并不具有普遍性。实际上，从全国范围来看，浙江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区域发展差距都相对较小，并且也在逐年缩小贫富差距，是一个能打造“共同富裕”的好地方。比如2020年浙江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96，比上年缩小0.05，连续8年呈缩小态势，也是自1993年以来首次降至2以内。

浙江不仅富裕，而且富裕得很均衡。乡村配套的公共服务建设也不比城市差，比如基本每个村都会配备农家书屋、文化礼堂、卫生服务站等。当某些城市商品房还在用“150米内基本商店齐全”“绿化覆盖率达35%以上”的噱头来招揽房客时，这些在浙江的新农村已经基本得以实现。

乡村发展得好，自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抗大城市的虹吸效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埋头往外跑，而是主动回到家乡，开启了在家创就业的新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