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家的第一件事不是休息，而是直奔之前联系好的一家公司去应聘。那时候，急于想找到一份工作，急于要证明自己可以独立。

崇明岛上公司非常少，就业机会不多，所以仅仅在面试了两家公司之后，我就上班了。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大型集团公司下面的销售公司的崇明办事处。工资还可以，工作也不难。

那时候觉得自己挺幸运的，一到上海就能找到工作。可是，任何一件事都有它的两面性，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至。这份所谓幸运的工作，我却只干了一年。原因很多，有公司的战略调整和制度的弊病，也有我自己的原因。不过，同事之间的相处还是很愉快的。

我的办事处主任是个80后的小伙子，西安人，个子不高，但长的很帅，人也很随和。他从上海分配过来，主管崇明的销售。

不知道是否我没来之前他们已经把崇明的货铺的很好了，反正我所看到的，是他很轻松就把崇明的业绩做得比市区的都要好。

他和他的女朋友都在这里工作，而我来，就是接替他女朋友的工作岗位，因为她觉得这里太偏僻，这份工作没前途。

这份工作的确不难，我们只交接了一个星期，我就已经基本能做下来了。

那里的业务员全都是崇明人，虽然已经过去八年了，但我还能记得他们每个人的容貌和名字。

我们的办事处在南门，黄姐和费姐住的近，每天早晨会来报道一次，其他业务员基本每周来开一次会。

他们开会讲的都是崇明话，我几乎一句都听不懂。即使到现在，我也只能听懂70%，还得凑近了仔细听。

那时候最头疼的就是听他们开会，有一次让我做会议记录，我就提醒他们说普通话，可是没过一会，他们又开始讲崇明话了。就这样不断的提醒，结果会议记录还是有一截没一截的。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两个销售系统里给业务员调整拜访线路，检查他们的拜访情况，统计销售数据。工作不难，但很繁杂，每天都要做各种数据报表。和公司主管用工作QQ联系，还算自由。

不过这样的好景没多久就结束了。上海销售公司这边流通的业绩做得一踏糊涂，流通渠道一度陷入瘫痪。公司总经理换了一个又一个，那段时间平均两三个月就要换一次总经理，下属的各区域经理也是流水席般频繁来来去去。而且之前一直主管我们的销售经理也因为和经销商之间的一些不当合作被起诉，差点坐牢。

在极度混乱的情况下，我们崇明办事处主任被调往北京总部工作，办事处就此取消了，而我，也被要求调到上海销售公司工作。

那是一段特别晦暗的日子。

上海销售公司在杨浦区。突然的调离要求让我措不及防，因为没有住的地方。上海的房租并不是我这个每月拿几千块钱的小姑娘能够承受的，除非与人合租一间房，但马上就要上班了，哪里来得及，毕竟是同处一室，总不能随便找个人就住下吧。

我差点就辞职了。好在当时和我一个岗位的另一个区域的同事帮了我。我至今都非常感激她。虽然后来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这世上，锦上添花的很多，而雪中送炭的又有几个呢。

在搬去她住的地方以前，我们只见过一次，我们之间的交流就是每天在工作群里聊工作，偶尔私聊一下。后来她知道我没住处，就主动邀请我住在她租的房子里。

其实那时候她住的也不宽裕，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拥挤。狭小逼仄的房间里放了一张双层床。她住上铺，同住的一个女孩住下铺。房间里还有一个穿衣柜，一张吃饭写字两用的桌子，一个冰箱。

星期天下午，队友送我去住的地方。人要倒霉，喝凉水都要塞牙，这话真没错。走在平坦的大路上，好好的突然把脚给扭了。开始感觉还好，只是有点痛，还能走路，就没当回事。

忍着痛买回了一张单人床，往房间里一放，本来就狭小的空间里真的就只剩走路的地方了。

没有床垫，就铺一层床单，还好是夏天，凑合就那样睡了。到晚上，扭伤的脚开始发作，肿的跟馒头一样，疼痛难忍，第二天竟然连路都走不了。

跟公司人事部请了两天假，可是两天之后完全没有好转的迹象。人事部通知我请假必须有病假单的，得去医院看。可我刚来上海，根本不知道医院在哪里，而且一个人也没法去。没办法，只能去上班。

住的地方离上班不远，为了节省开支，同事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那几天，她总是先把我送上公交车，再骑车到公交站等我下车，然后送我到公司。当时我只能一只脚走路，吃饭上厕所都是用一只脚蹦来蹦去，活像一只麻雀。

人在困境的时候，能更真实的看清周围的人。第一天上班，缺少很多必备的东西。有些平日里关系还不错的同事只顾自己的工作，反而某些打交道甚少的同事主动出来帮我。虽然只是一些小小的细节，可我至今仍然记得。

就那样坚持了三天，终于熬到了周末。我向人事部请了一周的假，回崇明拍了X光片，还好并无大碍。

一周之后，脚好了很多，至少可以一瘸一拐的走路而不用像麻雀一样蹦了。于是又回到市区上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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