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经济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归根到底是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努力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文明，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一对立统一规律的客观反映。经济发展速度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依赖于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和持续生产能力，保护和改善环境提供了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而环境保护也需要经济发展的持续力量为其提供物质上、技术上的条件支撑。因此，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相辅相成、唇齿相依，是完全可以寻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并行不悖的。
当前，环境问题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大气污染，如何协调好大气污染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是当下要解决的最紧迫的环境、经济问题。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大气问题的产生，大气污染治理并不能摒弃经济发展，甚至还有赖于经济发展提供深厚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支撑。面对这一现状，在“十三五”全面推进环境质量改善、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和重要阶段，我们要积极适应经济新常态，找准环境、经济平衡点，用环保倒逼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用经济发展给大气污染治理带来设备设施更新、技术手段升级等联动性优化反应，推进大气污染治理新突破。
大气污染治理考验“智慧与耐心”
大气环境问题，现阶段关注人数最多、影响范围最广的是雾霾问题。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和雾霾影响范围的扩大，雾霾已发展成为跨部门、跨行业的社会问题。人民群众对良好空气质量的需求与现阶段空气质量无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环境问题中的最主要的矛盾之一，大气环境治理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和耐心。
环境问题是民生问题，雾霾问题是心肺之患，加强大气环境治理，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行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维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迫切需要。近年来，我国已采取了众多有力措施，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为大气环境治理确立了目标和方向，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大气污染形势依然严峻，治理任务仍然艰巨，加强大气环境治理，减少雾霾天气，仍是当下最具重要性、最具必要性、最具紧迫性的任务之一。
然而环境质量的阶段性取决于经济结构的阶段性。经济结构是第一性的，环境是第二性的，经济结构决定环境质量。在经济结构转变之前，我国的环境质量很难得到根本性改善。雾霾问题不是我国独有的，美国洛杉矶、英国伦敦都早于我国出现雾霾问题，他们均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了，城市化、工业化基本结束后，才实现了环境质量的根本改善。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调整的关键期，发展方式较为粗放，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不尽合理，在这一阶段，我国的一次性能源生产和消费70%源于煤炭，远高于发达国家20%左右的水平。目前，我国的煤炭消耗已由2000年的13亿吨左右，增长到了近40亿吨。燃煤排放的废气为雾霾的主要形成源之一，所以我国出现雾霾天气不足为奇。这意味着一方面我国的环境问题尤其是大气环境问题还很严重，亟需改善；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的大气环境将会跟美英等国一样必将得到改善。
经济结构发展的阶段性决定环境质量的阶段性，我们不能抛开现实谈环境，更不能跨越阶段说环境。但这并不是说，环境质量改善只能等待经济结构调整完成，达到合理阶段之后再来谈，而是要认清阶段问题和当下形势，面对雾霾问题，正确客观对待。首先，正确认知雾霾带来的身心健康问题，采取有效的应对防范措施，同时不夸大、不恐惧雾霾的存在，认清这是必然存在的阶段性环境问题，能够也必然会得到改善；不恐慌，不着急，为环境治理留出时间，这既有利于环境质量改善，也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次，不着急不等于不积极。虽然雾霾问题是不可避免的阶段性问题，但是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不是一句空话，我们不能通过“等”来实现阶段性问题的跨越，需要积极作为，在现有条件下推进环境质量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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