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所享受的舒适生活，大多是有益无害的，但其中也有不少副作用。就说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下降吧。由于天花、阑尾炎、产后破伤风、狩猎的意外事件而死去的年轻人大大减少了，但老年病、癌症和心力衰竭的死亡率增加了许多。为什么会这样？这主要是因为有更多的人能活得更久，能活到身体易受这类疾病伤害的年龄。不在10岁或30岁被狮子吃掉的代价就是在80岁时可能心脏病发作。现代化的食物生产、医药、公共卫生、工业和居住条件有了巨大的改善，人们有可能活到老年。不幸的是，衰老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多。
新环境常常与过去没有显现功能的基因，产生相互作用，带来了更多的表型变异，其中一些超越了正常范围。这些脆弱的遗传型只有在新的环境因素下才会出现异常。新的物理、化学、生物和社会因素给一部分人带来麻烦，或者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影响。例如，引起近视的基因使文明社会里四分之一的人发生问题，但是对我们的祖先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从环境中取得食物的途径发生了许多积极的变化，也带来新的问题，我们的祖先猎取野牛、野羊。猎手跟踪这些牛群或者羊群企图杀死其中一作为食物，取得皮毛以及其他资源。终于有一天，这些猎人成为原始的牧民。另外一些更爱素食的祖先学会了种植，成为农民，农业社会确实比狩猎采集社会能够维持更密集的人口。人口密度的增加又成为另外一些问题的起源。
文明时代的营养不良
畜牧与农业使人类的食物更加充足，但颇为讽刺的是，与此同时，营养不良出现了。500克麦子比500克浆果有更多的热量和蛋白质，但是维生素C的含量较少。农业社会比原来的狩猎采集社会时期容易发生维生素C和其他微量营养成分的缺乏。
冰岛就是一个例子，他们缺乏维生素C的问题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那里的农民主食是羊排，羊毛是主要的出口商品，往丹麦一带销售。而进口香料和某些奢侈品，比如咖啡和糖，但是没有进口富含维生素C的水果。维生素C仍然靠当地的紫浆果和其他野生植物供给。因为这些浆果和野生植物的供应有季节性，到了冬季和早春，食物中缺乏维生素C时，许多强壮健康的冰岛农夫开始牙龈出血，感觉疲倦和抑郁——这都是坏血病常见的症状。那些经历过冬季坏血病的人，他们摸索出了民间验方：沼泽地解冻时能挖到当归根，那是富含维生素C的好东西。还有一种“坏血病草”也在这时发芽，像当归根一样可以吃。人们认识到这些野生植物能够治愈坏血病，要比发现吃柠檬可以预防远航的水手得坏血病更早。坏血病是一种文明病。在人们倚重于家养的动植物之前，还从来不曾像现在冰岛的农夫和水手们那样连续几个月吃腌肉这种食物。远在有出海航行或冰岛居民之前，人们就已经因为农业而发生过营养不良。大约五百年前，北美大陆南部的原住民部落抛弃了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开始种植谷物和豆类。这个变化清楚地记录在他们的骨骼上。与更早期的原住民比较，这些农民不够强壮，有些明显缺乏B族维生素和蛋白质。尽管缺乏营养，这些农民比他们的祖先较少死于饥饿，抚养后代的能力也更强，然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他们的健康变差了。我们石器时代的祖先无疑经常面临食物缺乏的困境，但是他们一旦得到足够的热量，便同时得到了足够的维生素和其他微量营养元素。我们现在知道，我们需要维生素和矿物质，而且现代社会比早期农业社会的获取渠道更多，量也更大。与制药厂的推销广告相反，现代人很少需要补充维生素。只要我们吃各种新鲜水果和蔬菜，从谷物豆类和肉类中摄入充分的蛋白，我们便得到了所需要的所有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营养。今天，大多数人面临的问题不是营养缺乏，而是营养过剩。
文明时代的营养过剩
现代的营养过剩，主要是指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持续吃得太多。今天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史以来，糖和盐几乎一直都是供给不足的。于是想方设法得到它们。今天，我们能够吃到更多的油脂、糖和盐，已经超过了生物学需要，使现代社会里许多疾病是源于高脂肪、高糖、高盐食物的不良作用，高脂肪食物还使癌症的发病率显著升高。过多摄入脂肪引起了肥胖，不少糖尿病也随之而来。我们吃的食物也无疑已经被杀虫剂和抗生素污染了，有可能他在十年、二十年之后因此患上癌症。也许的确是这样，但是这些毒素对未来健康的影响，与那些油腻的汤和奶油煎饼中过多的油脂以及高热值糖汁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密歇根大学的遗传学家尼尔和合作者注意到，旨在缓解亚历桑那州皮迈印地安人慢性营养不良的努力，竟引起了肥胖症和糖尿病。他推测，这些遭罪的个体属于所谓的“节约性遗传型”，他们的基因决定了他们可以高效摄取并储藏食物中的能量。即使他们的食谱看似正常，许多皮迈人还是不断地发胖。在一个经常发生饥饿的世界里，这是一种很好的适应能力——储存了大量脂肪的个体在饥饿时的耐受能力更强，而同类可能会饿死。但是，节约性遗传型在一个从来不发生食物短缺的世界里，却会带来麻烦。最适应饥荒年代的人可能将变得越来越胖，然后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营养过剩的问题很好理解，却不容易纠正，许多常见的解决方案多半有害。身体的调节机制可能会把严格的饮食限制理解为食物短缺，结果机体调整基本代谢率，提高能量的使用效率，反而存储下来更多的脂肪。限制食物的另一后果是饥饿感变强，随后吃得更多。研究表明，人工甜味剂并不能帮助人们减轻体重——这个结果并不意外。尝到甜头，在整个人类的演化过程中，一直是预告有糖从小肠进入血液循环的信号。不难想象，甜味可能迅速重新调整代谢活动，以减少身体储备的脂肪和糖原分解变成血糖。事实上，这种适应得以成立的一个前提是，确实有糖类可以很快地补偿这种变化。如果糖的信号幌子，人体可能发生血糖不足而增加饥饿感；可惜，认识到人工甜味剂负面效果的人寥寥无几。非营养性的脂肪代替物也可能产生类似的危害。现在有一种甜点，外观和味道都像冰淇淋，不仅低糖而且不含脂肪，这会给代谢调节机制带来什么信号呢？在农业文明出现之前，龋齿是罕见的。如果牙科医生知道石器时代的健康状况，他们应当早就明白20世纪常见的龋齿是新环境因素造成的。我们现在知道，这是牙齿频繁地接触糖带来的后果。这些糖能滋养细菌，而这些细菌所产生的酸却反过来侵蚀牙釉。龋齿不是一个营养问题，而是一种饮食问题，也算是一种文明病。从演化论的角度看，古代夫维持生计的活动是一种正常的活动水平。除了职业运动员、舞蹈家、牛仔以及少数其他人，现代工业社会的大多数人的能量消耗活动都严重偏低。在整个人类演化史中，尽可能减少能量消耗是一种适应。能量是生命必需的资源，千万不可浪费。今天，这种“悠着点”的生活态度使我们在本可以去打网球的时候，宁愿坐在电视机前看别人打网球，这只会加剧营养过剩的不良作用。
成瘾
纵观人类历史，凡是有人类聚居过的地方就有着鸦片和其他精神性药物。大多数成瘾物质都是植物制造出来用以阻止害虫或草食动物的。其中有些作用于神经系统，少数碰巧能引起人类的愉悦感。酒精存在于熟过了的水果中，储存的果汁可以变成低度酒精饮料。比起前工业社会，今天滥用成瘾性药物的问题更加严重，这要归因于千百年来的技术进步。在只能用小容器和简单的装置制造家用酒和发酵饮料时，人们不可能每天都消耗大量的酒精。有了城市文明，有了职业酿酒师和酒曲，普罗大众才有可能享用那么多酒。此外，多亏了储存和运输方法的进步，英国人也可以喝到产自意大利罗马的酒。另一个重要的技术进步是分馏技术的出现。从随手可得的只含低度酒精的饮料可以分馏出高度烈性酒。喝烈性酒比喝白酒或者啤酒更容易上瘾。新技术从鸦片中提取出海洛因，用可卡因叶制造出迷幻药，浓缩的制品比天然产品上瘾更快。皮下注射器的发明也是同样的道理。类似的，新建成的优质卷烟厂使尼古丁上瘾的人大大增加。虽然成瘾性活动古已有之，但是现代的各种药物上瘾主要是环境的产物。当然，如同每一个报纸标题所告诉我们的，成瘾是有遗传倾向的。我们不确定记者或者读者是否当真明白这些标题的含义，我们讨论过脱轨基因。有的人可以每晚喝一点鸡尾酒，吃饭的时候喝点红酒或啤酒，周末与朋友相聚的时候也小酌一杯，但是从来不会上瘾。携带相关脱轨基因的人，如果喝同样多的酒，会逐渐上瘾，酒量越来越大，最后饮酒伤身，也无法维持正常的社会关系。在人类发明蒸馏和便装啤酒之前，这种脱轨基因基本不会有害。因此，我们不妨把酒瘾和其他药物上瘾也看作是文明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