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朱厝人家

漳浦举人朱节庵是黄道周的老朋友，他们关系密切，感情深厚，还结成了儿女亲家。黄道周把女儿黄子本许配给朱节庵儿子朱垣为妻，他曾经对女婿说，我与你父亲即使不算亲戚关系，也是老朋友。“吾与节庵即无亲亦是老友。”

明朝中后期，漳浦溪南村朱家是书香官宦人家。那时，朱家大厝不但在漳浦，乃至在整个漳州府，都是显赫的存在。地方志书在介绍朱节庵时，都把他家当做一个地名，“朱英燧，号节庵，天球孙，绥安溪南村朱厝人。”

朱节庵的曾祖父朱琯秀才出身，《漳浦县志》说他以“孝友行谊”著称，被当时的福建督学潘简肃所赏识，推荐进入省城的书院学习。不知什么原因，到了四十多岁时，竟然放弃秀才资格，这等于放弃政府津贴、免除赋税和穿秀才青衫的权利，这种行为在当时非常少见。从此，朱琯“杜门诵读，著书自乐”，高寿活到80岁。

祖父朱天球生于1528年，23岁（1550）时，年纪轻轻高中进士，被授予南京工部主事，此后，几经浮沉，辗转升迁，官至南京工部尚书。他为官40多年，始终正直立朝，沉稳寡言，遇事立决，官声崇隆。退休后乡居18年，与户部侍郎卢维祯在梁山结社，吟诗作赋，徜徉山水。1610年逝世，享寿83岁，赠太子少保，赐祭葬。

不知朱天球有几位儿子，县志找不到相关资料，因此，我们对朱节庵的父亲一无所知。也许他父亲没有取得科举功名，也没有突出的事迹，故县志没有记载。也许像朱琯一样，不屑功名利禄，喜欢闲居自娱，寄情山水。

朱天球去世时，朱节庵大约二十六七岁，已经结婚生子。爷爷的巨大光环使他有些目不暇接，一方面，爷爷带来的家庭荣耀让他无比自豪。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如影随形的精神压力，即要把书香门第的优良作风传承下去。压力即动力，朱节庵暗暗发誓，一定要发愤图强读好书，一定要考取功名，赓续家族文脉。

2、携手共进

1608年，24岁的黄道周到漳浦卢维祯家当私塾教师。这年卢维祯66岁，早已从南京户部左侍郎任上退休。朱天球81岁，已经乡居多年。两位老前辈筑园会客，结社梁山，作诗饮酒，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墨客。

此时的黄道周只是一介布衣，但已名扬漳南，漳浦知县黄应举读到黄道周文章，不敢引为知己。后任知县汪泗论“尝识黄道周于诸生中，人服其精鉴”。卢维祯对这位青年才俊也是关怀备至，专门指派仆人伺候，“日令从者给侍”，还把他推荐给漳州政坛名流。黄道周就是在卢维祯家结识了龙溪举人张燮，成为终生好友。

就在卢维祯家里，黄道周见到了朱天球，对这位爷爷一样的前辈油然而生高山仰止的崇敬，而朱天球也从黄道周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的身影。一切都顺理成章，黄道周得到了朱天球的赏识，并且结识他的孙子朱节庵，成为好友。

1609年，黄道周奉母移居漳浦，娶林氏为妻，大约第二年，女儿黄子本出生。而朱节庵的儿子朱垣，可能比黄子本年长一些。不知道他们何时结为儿女亲家，极有可能定下娃娃亲。

清浅的鹿溪绕城而过，向东流淌。黄道周居县城之东，鹿溪之北，朱节庵居鹿溪之南。不知多少次，两位青年学子，跨过鹿溪，促膝谈心，切磋学问，畅谈人生。黄道周才华横溢，朱节庵家学深厚，在他俩看来，未来的奋斗目标清晰明确，只要心无旁骛，愿景可以预期。鹿溪两岸，经常可以看到他们自信的身影。

不久，他俩相继考中秀才。朱节庵中秀才的时间不详，黄道周于万历四十年（1612）中秀才，并于当年秋天赴省参加乡试，“下第以归”。

万历四十三年（1615），两人结伴赴省乡试，朱节庵顺利中举。而黄道周本来拟拔为第一，因文章违反规定而作罢，这让福建督学郑玄岳惋惜不已。不久，朱节庵长途跋涉，首次奔赴京师，参加第二年二月的会试，结果落第而归。

万历四十六年（1618），黄道周第三次到福州参加乡试，高中第七名，名列前茅。“十一月，子如京师”，黄道周这次北上京师，朱节庵结伴同行。他俩参加1619年的春闱，很遗憾，两人都榜上无名。他们有些失落，默默踏上风餐露宿的归途。黄道周对旅途的艰辛滋味深有体会，他写道：“骑驴载道，凄风烈日，计六千里，幸以皮骨归，见老亲双鬓之外，四壁自如，穷于昔日”。

天启元年（1621），“是秋，公车北上”。黄道周与朱节庵再次同行进京，参加第二年春天的会试。这次黄道周以二甲第73名的成绩荣登进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学习，而朱节庵再次落榜。至此，朱节庵三次参加会试，均铩羽而归。

在科举时代，进士太难考，几次考不上属于正常现象。那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意思是明经比较容易考，三十岁考上算老的，进士难考，五十岁考上算年轻的。

3、京城来信

就像两条相交的斜线，渐行渐远。从此，黄道周与朱节庵，各自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天启三年（1623），黄道周迎接母亲妻子女儿到京师，妻子不幸病逝途中。天启四年（1624）初，黄道周从翰林院结业，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国史实录。

四月份，有人从家乡来到京师，拜访了黄道周，向他谈起家乡有人在议论，说黄道周喜欢做官，把母亲妻子女儿接到京师，准备长住，在京师好好做官。黄道周听了非常气愤，于六月初二日写了一封《与朱节庵书》向好友兼亲家朱节庵倾诉心事。

黄道周在信中说，真希望有机会和兄长促膝谈心，这么多年来，你最了解我的性格，我都四十岁了，还像小孩一样不懂人情世故。“乡里贵人”编造这些没有根据的言论，让人听到以后抑郁烦闷到了极点，“使人闻之愤闷欲绝”。这些“突造飞语”是在逼迫小弟，造成不得不回家的情势。小弟看待一个官职比蝉翼还要轻薄，只因老母亲远道而来，未能解脱，勉强在京师逗留。最后说：“生平身名，母子区区，远托圣贤，近托足下，何由促膝吐此言怀。”黄道周作为普通人的的情绪，在信中自然地流露出来，这也看出黄道周与朱节庵并非一般的亲家关系。

朱节庵收到黄道周的来信，很快回信，此信现在找不到。推测他可能谈到前三次会试落榜，对是否参加明年（1625）的会试，心里没有把握，因此想放弃下次会试。黄道周收到信后，大约在天启四年初冬，又写了一封《与朱节庵书》。

在信中，黄道周认为这样也好，希望他静观一两年，努力复习，准备更加充分些，以收见兔飞鹰的效果。另一方面，向他介绍朝廷内外的形势。此时，朝堂上危机四伏，大家心有余虑，敷衍了事。边疆大臣不表态不采取行动，导致了内廷宦官逐渐掌握政权。而且，流民和盗贼越来越多，运河漕运断绝，粮仓供给匮乏。各种因素综合分析，黄道周担心，不久将来会发生像唐朝末年朱温诛杀朝官的白马之祸。

黄道周的预测很准确，此后三年，魏忠贤大肆迫害和屠杀东林党人，其祸害不亚于白马之祸。幸亏黄道周告假还山，否则，以他那严冷方刚的性格，恐怕也难逃厄运。

4、折戟考场

崇祯元年（1628）又是会试之年，不知朱节庵是否参加这年的会试。从1622年到此时，已经六年，按常理，朱节庵应该参加会试，只不过还是榜上无名。此时，黄道周在漳浦北山，没能从生活上照顾他。朱节庵回到漳浦后，告诉黄道周，继续备考，准备冲刺崇祯四年（1631）的会试。

崇祯二年（1629），黄道周《三易洞玑》完稿，这年冬天再次北上京师任职，“是冬，辞墓出山”。崇祯三年四月到达京师，五月，被任命为浙江乡试主考。他在出发前，给好友张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收到信时，朱节庵可能已经出发来京了，收不到我的问候了，“朱节庵恐已出，不及寄意。”

同时，黄道周也给女婿朱垣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估计你父亲已经出发了，早一点到京师比较好，担心到冬天时间紧迫，而且结伴而行也比较麻烦。“尊翁想已发，蚤老入都，恐冬后孔棘，偕行为劳。”这些表明朱节庵参加了崇祯四年的会试，结果还是落榜。

崇祯七年（1634）又是会试年份，不详朱节庵是否参加这年的会试。一般情况下，除非改变志向，只要经济和身体条件允许都会参加。这年黄道周在漳浦北山谈经读史，编纂《懿畜前编》和《懿畜后编》，还到漳州紫阳学堂讲学，其讲义编成《榕坛问业》。

崇祯十年（1637）又是会试之年，此时黄道周正在京师任职，朱节庵再次来到京师参加会试。这年黄道周53岁，朱节庵年龄相仿或者略大一点。从1615年中举到现在，朱节庵走过了22年的会试之路。这期间共有八次会试，不详朱节庵具体参加几次，可以肯定他多数都参加。据研究，考生一般在京城要住四个月左右，在京城的衣食住宿、煤炭蜡烛、书籍文具等花费，加起来总额惊人，另外，旅途费用也是沉重负担。从漳州到京师，路途遥远，来回大约半年时间，漫长的旅途颠簸，对考生的身体也是严峻考验。

会试前夕，黄道周与朱节庵再次见面，鼓励的话语和考试注意事项不知说了多少次。黄道周看到朱节庵脸色有些憔悴，精神不振，闷闷不乐，“见其色枯神脱，甚不乐”。黄道周也不太在意，告别时紧紧握住老友的双手，示意他沉住气，坚持就是胜利。

几天后，有人来报，朱节庵在考场突发疾病，不幸去世。黄道周惊恐得说不出话来，悲痛欲绝，“闻之痛楚欲绝”。这才想起几天前他脸色不对，不是精神不振，而是身体发出的信号。黄道周悔恨不已，为自己没有照顾好朱节庵，深感愧疚。他写信跟女婿说：“如仆者，真愧负尊公耳！”

老友的突然离世，对黄道周打击很大，伤心之余，深感世道难料，充满危险，人生没有意义。“落落如余，觉世道艰危，生存无益耳。”过了好长时间，他还在说，在官场十七年，孤独落寞，只有和朱节庵最默契。“十七年词林寥落如此，惟朱节庵作得头对。”

黄道周想念漳浦北山的双亲坟墓，芳草萋萋，松楸依依，如栖父母膝下。他也想念家乡青菜瓜果和鱼干虾米，那是像麒麟凤凰一样的美味肉脯，“青果干虾，真如麟凤之脯矣”。他觉得平生所学不只是为了做官，更是为了儒家道德纲常。于是，不久以后，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平台召对，他为纲常辩护，当面顶撞皇帝，心甘情愿接受连降六级的处分。

                                          20220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