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老师叫他的大名，班里的男同学都叫他“三闷子”、“闷子”或“三儿”，其中“三闷子”是大人孩子最熟悉的称谓。当然，老师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课间，对他几乎视而不见，女同学则更是避之不及。
三闷子的父亲和我爸在同一家研究所工作，这是一家在六七十年代有卫兵持枪站岗的保密单位。不知为什么，在这家研究所工作的职工家里在那段时间连着出生了好几个智力不太正常的孩子，而三闷子在他们当中的症状算是最轻的。
尽管症状轻，但从外貌上还是能看出他与正常孩子的区别：两只鼓着的金鱼眼，蒜头鼻子下流着些鼻涕，厚厚的下嘴唇有些外突，里面总含着一泡口水，造成说话时声音有些混沌不清。
到了入学年龄的三闷子，每天也和大家一样，到点上课，放学回家。可在课堂上，无论上什么课，他只做一件事，就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他自己的位子上，在皱巴巴的田格本上，用关节肿大的似小胡萝卜样黑黑的手指，死命握着铅笔一笔一划的抄写语文课本。
所有任课老师都不会多看他一眼，只是有一次在语文课听写的时候，老师踱步到他身旁，附身看他写字，然后，拿起他的本子对大家说：“你们看看人家写的多工整，再看看你们有些人的字，你们有什么写不好的理由？”
课间，老师吩咐传看三闷子的田格本。每个字都顶天立地的撑满整个田格，字绝对说不上好，但都是倾尽全力的尽量整齐。
三闷子在学校里从不招灾惹祸，但即便这样，欺凌偶尔也会落在他身上。与他同桌的是一个高大健壮的男生，当时就比我们高出一个头，只是他身体不太好，有慢性疾病，和三闷子一样，属于常年免体的学生。我偶尔感冒免体的时候便碰到过那男生在厕所里不分缘由地扭着三闷子的一条胳膊，抡着沙包样大的拳头猛砸三闷子后背。三闷子龇牙咧嘴，疼得嗷嗷叫。以我当时的身高和胆量，只能默默的在一旁看着，并没有勇气站出来阻止这种事。
抄了五年语文课本的三闷子和我们一起毕业了。而三闷子的同学情结在大家小学毕业后便嘎然而止。他的记忆当中，我们四十多个人就是他这辈子唯一的老同学。
初中，高中和大学阶段，我几乎没有再见过他，这期间据说研究所为了照顾他家，给了三闷子一份工作：让他打扫研究所的内部道路和操场。
大学毕业后第二年的一天，我回父母家过周末，父亲告诉我，三闷子来找过你，说你们小学同学约好下周聚会。我翻遍通讯簿，给一位还有联系的小学同学打电话，证实的确是下周日上午在东四路口相约见面。
“有准吗？”
“不知道。”
“谁找的你？”
“三闷子到我家和我说的，他说联系好多人了，咱看看去吧。”
周日的见面居然真来了十几个同学，在繁华的东四路口，大家七嘴八舌的商量着到哪里能坐着说话，没人注意人群后面那个咧着嘴，望着大家嘿嘿傻笑的三闷子。至于他是如何搞到地址亲自上门联系到这些同学的，至今也没人知道。
上个月回家父亲又说起了三闷子，说他父亲已经去世，现在他由两个哥哥照顾生活，据说他的工资也由他哥哥掌握着。父亲最后补了一句，他现在完全是个小老头了，但是和其他搞卫生的人比，他是最敬业的一个。
于是我眼前出现了那个五十岁的三闷子，佝偻着腰，头发几近全白，拿着一把叶子几乎掉光的竹扫把，认真扫着他独享了三十多年的地盘。
写此文仅仅为纪念曾经的老同学，祝福“三闷子”、祝福“闷子”、祝福“三儿”......
祝福----赵映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