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其回忆散文《藤野先生》中写到：“以手中的笔作解剖民族劣根性的手术刀，来医治国人麻木的精神疾病。”这是先生对其以文字为利器，解剖国人民族劣根性的人生宣言书。那么，这里我们自然会想到一个问题：鲁迅先生的解剖对象，是否包括他自己？
从鲁迅先生的一系列经典文字来看，先生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即他当然地把自己放置在在解剖对象范围之外。因为，先生还说过“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以及“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等语言。
可见，鲁迅先生对我们国民劣根性的解剖，在逻辑上是有缺陷的。其解剖的对象不包括他自己，犯了一个样本不充分、逻辑不周延的思维错误。这是鲁迅思想方法论的最大缺陷，由此决定了鲁迅思想的局限性。
第一，对国人民族劣根性的解剖，这是鲁迅思想的深刻之处；但是，他把自己放在分析对象之外，分析样本的结构性欠缺，使其无论如何都无法看清导致我们国民性格的深层次原因。因而，鲁迅的思想也有肤浅性的一面，其深刻性行之不远。
第二，发现礼教吃人，是鲁迅思想深刻的另一面；但是，他不知道自己也是礼教的一部分；不知道礼教之所以能吃人，在于我们每个人都是礼教的一部分，在于礼教是以正义的名义吃人；不知道自己的“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思维方式及人生态度，是对他人的强制，是礼教发生作用的一种形式；他不知道礼教正是以这种正义凛然、不知不觉的方式吃人。
第三，虽然鲁迅先生对国民充满了爱与同情，但是先生的解剖对象毕竟不包括他自己，因而他对解剖对象不能做到感同身受，这也是他不受部分国人喜欢的根本原因。因为，受伤的心灵需要的是理解、慰藉与疗治，而不是否定、指责与割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