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郭，一会儿要来两个新传染病患者。你不要靠近，让我来。”
某天凌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危重症医学科，从医20多年的李传胜，把入行不到两年的90后医生郭贺冰叫到跟前，叮嘱着。
他们接诊的是北京两例确诊新冠肺炎患者。
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ICU科室里，每遇到棘手的问题、每碰到危险的关头，老同志总会第一个冲出来，挡在年轻医生们的前面。
“保护新来的医护人员，这是咱们的传统。”
这段特殊时期，除了被熟知的钟南山、张文宏两位专家之外，一线还有许许多多的医护工作者，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
尽管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谈心社联合网易健康频道推出《我是医者》系列节目，纪实跟拍多位杰出医护工作者。
第二期主题“为爱接力”，我们邀请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的两位“师徒”医生，聊了聊在抗疫一线，他们的守护与承担。
1
“窗帘不要拉下来”
在地坛医院当了两年ICU住院医师的郭贺冰，今年原本打算和同为医护人员的女友结婚。
疫情的突然到来，打乱了他的计划。
腊月二十九，郭贺冰退掉了回家的票，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延缓了和女友的筹划。
他选择坚守在北京。
大年三十，郭贺冰在医院值班。手机上收到各类拜年的祝福短信，可他忙到没有时间看。
第二天早上，父亲连着给他发了好几个微信：
“下班了吗？”
“怎么样了？”
郭贺冰这才知道，因为担心自己，父亲也一夜没睡。
“忙到没有时间回消息，那有没有可能忙到疏于防护？”
所以后来，郭贺冰每天都会固定时间在群里和家人发信息。
“每天给他们发发我吃的什么，告诉他们，我挺好的。”
地坛医院，是北京第一所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之后，北京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病例都流入这里。
疫情发生后，院内300多人进入一线参加抗疫，防护等级升至最高，轮班安排也变得紧凑。
“两点一线，除了在上班，就是在上班的路上，或者准备上班。”
早期进行救治时，医护人员的防护服不透气，哪怕大雪天，医生们的贴身穿着很薄，在病房待上几个小时出来后，衣服还是会湿透。
他们长时间戴着防护面屏，经常缺氧。
特别是为病人插管时，容易头疼头晕；通风泵还会让视觉模糊，耳边还一直有“嗡嗡”声……
这种时候，唯一牵动医生心的，就是病人的情况。
郭贺冰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某大学的孙教授。
腊月三十，孙教授从其他科室转到ICU，情况很严重，郭贺冰亲自负责接收。
郭贺冰记得很清楚，他带着孙教授去做了几次CT，每一次都需要通过科室外的走廊。
走廊向阳，日光能挥洒进来。
有一回刚好是下雪天，外头漫天的白，一缕暖阳涂抹其上，辉映成别样景致。
“记得当时教授就说，‘真好’。”
病房里，孙教授的床本来是朝里的，他的身体有所好转，就换了一头睡——床的另一头有一扇小窗。
人能被阳光照到，心情也会变好。
后来，医生专门写了个纸条：
“窗帘不要拉下来，孙教授要看风景”。
最终，孙教授病情好转，吸氧逐渐减少，各项病态指标逐渐降低。从翻身都难，到能下地走路。
对于郭贺冰来说，病人痊愈后那种成就感和愉悦感，是无可比拟的。
起初，郭贺冰想过报名驰援武汉。
医院自有安排，他最终没有去成。
“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去，但我不希望有这个机会。因为我希望武汉在好转，目前武汉已经在好转。我希望把我们北京市、地坛医院这些重症病人救治好。”
医者仁心，治病救人。
2
“病好了，你要请我吃饭”
和郭贺冰一起战斗的，还有他的“师父”李传胜。
在地坛医院危重症医学科从医多年的他，手下带过不少年轻医生。
每次遇到有风险的事情，他都会挺身而出，冲在前面。
于是，有了开头那一幕。
新冠肺炎刚爆发，医院立即开始要求员工不得离京，等待响应；
腾空病房，ICU分流（流感、破伤风、麻疹等转移出去）。
隔离的病人禁止探视，安排电话沟通确认……
如果说，徒弟郭贺冰还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学习，那李传胜更像一个“把关者”：
上班、交接班、查房、看病人作处理、开医嘱、制定计划、病情记录……
几乎一切工作都轻车熟路。
与此同时，他还承担着更大的压力：
新冠病毒就像一个陌生的、来势汹汹的敌人。
敌人是什么面目？进攻方式是什么？传染性怎么样？数量有多少……
在初期，几乎一切都是未知。
而在ICU的战场上，如何部署防护措施、如何制定作战策略，都是挑战。
逐渐虚弱的病人、越来越多的疑似症状、来自医院的压力、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声音……
一切，都提醒着李传胜，必须、必须要守住。
主任直接给他们下了“命令”：
保护好你们自己，这是你们的职责。
你保护不了自己保护不了同事，你拿什么东西去治疗病人……
在医院里，有时候急诊收治病人，一收便是一家子。
有的人能说，有的人需要插管，打镇静剂，清醒着的家人往往压力很大。
对于这些，李传胜对症下药：
比如母亲需要插管了，他们会把主要精力放在母亲身上，同时也会安抚孩子“你的妈妈状况稳定”。
对于一些恐惧、焦虑的患者则唠唠家常，轻松气氛：
“你的病好了，是不是要请我吃饭？”
有时遇到病人抑或家属不理解的状况，也会适当地强势一些。
千人千法。
“我们当年受的教育，就是在‘床旁看病人’。所有精气神用在病人身上。”
3
“小郭，我来！”
对于郭贺冰来说，李传胜既是值得尊敬的老师，也是他医学职业生涯上的“引路人”。
读研那会儿，郭贺冰选择重症医学这个专业的原因很简单。
在这里治好病人，应该会有很大的成就感。
但在实际的工作中，他渐渐有了更多的感受。
“曾经我想过医生是什么样的，成为医生后预期差距也不是太大。”
“不管大环境，只要病人好都是很欣慰的事情。”
治病救人，靠的是专业知识、专业技术。
同样重要的，是医生的细心观察、耐心沟通，是一份医者的仁心和责任感。
郭贺冰刚来那段时间，和许多新学生一样，遇到问题直接套书本。
比如，一看到呼吸机报警，便会直接觉得是不是该吸痰。
但每到这种时候，李传胜总会显现出他老道干练的一面。
他见微知著，会想到是不是漏气了，考虑许多其他因素。
通过细节的东西，判断出海量内容。
郭贺冰跟李传胜学习的时候，常被冷不防地“临时考试”：
“小郭你来说说这个怎么回事？”
“这个人呼吸衰竭了，你说说可能原因是什么？”
“肺水肿病人原因是什么？”
“病人是最好的老师。”
这是李传胜的老师当年说过的话。
如今，也变成了他对后辈的教导。
平日里，李传胜对郭贺冰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小郭，我来”。
最开始和老师一起学习时，高危的操作李传胜从不让郭贺冰上。
血液传播类疾病，穿刺操作风险高。
李传胜说：“我来。”
艾滋病、出血热，治疗挑战大。
他还坚持：“我来。”
“作为老师，作为前辈，自己应该保护好他们。”
这不仅是李传胜的理念，也是地坛医院一贯的传统。
遇到问题，遇到困难，年资高的，上！
年轻时，李传胜被当时带他的主任，手把手地教，护在身后。
如今的他，转换了身份，变成了那个挡在前面的人。
“普通病人可以让新大夫去操作，如果带教的孩子技术熟练，可以让他们尝试，都要一步一步来。”
这是地坛医院的“规矩”。
困难临前，不推诿不逃避，反而争先恐后地上。
不是完全不怕，而是相信专业的力量。
不是毫不担心，而是肩上承担的责任，不能轻易卸下。
就像所有故事里的传承一样：
不过一群普通的老人，护犊似的护着他们的后辈。
前赴后继，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