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潘巧云以及阎婆惜这一组女性在《水浒传》里都属于淫荡不堪的祸水一类，其中潘金莲笔墨较多了一点。
潘金莲是大户人家的使女，“眉似初春柳叶，脸如三月桃花”，但命运多坎坷，只能依从当时的社会伦理，嫁给武大郎。于是她自然不愿遵守清规戒律，在现实婚姻中试图挣扎出逃。
她初见小叔子武松，便生“风情月意”，“情意十分殷勤”，无奈天伤星不理不睬，坏了金莲拿定的“我今日着实撩斗他一撩斗，不信她动不动情”的主意。她便只好将委屈隐忍，故心生怨恨，遂经不起王婆调弄风情，与西门庆“云情雨意两绸缪，恋色迷花不肯休”了。加上这西门大官人又不是爱情至上的可靠男子，最后就发展到众人皆知的桥段，即大朗性命难保，武松替兄报仇，怒而杀嫂，逼上梁山。她的命没了，小叔子的命运也随即改写了。
后人在诸多的评论中对潘金莲赋予了太多的同情，其实一层层抽剥潘金莲的不幸婚姻，可能最多的缘由还是在于武大郎的长相实在不好，人也实在太老实无情趣吧。的确，他的硬件实实不能和金莲匹配的！
可是潘巧云却与潘金莲不尽相同，那相同之处则在于天性中都自有风流，不同在于潘巧云长的是“黑鬒鬒鬓儿，细弯弯眉儿，光溜溜眼儿，香喷喷口儿，直隆隆鼻儿，红乳乳腮儿，粉莹莹脸儿，轻袅袅身儿，玉纤纤手儿，一捻捻腰儿，软脓脓肚儿，翘尖尖脚儿，花蔟蔟鞋儿，肉奶奶胸儿，白生生腿儿”的另一种美，是名副其实的“风韵寡妇”。
还有，她的丈夫杨雄高大英俊，和武大郎实在不用比什么。除此之外，杨雄还有一份儿体制内的工作，除了经常上夜班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一个前夫死去的二婚女人，境遇到此已经很够意思了，况且还有一个贴身侍女迎儿日日侍奉，日子应是很好啊。
但是，潘巧云却常常对石秀“说些风话”，令正直的石秀反感。最不齿的就是和那恶僧裴如海勾搭成奸的事儿，“眉眼传情意不分”，“却向僧房会雨云”。与之成奸后，更是主动为幽欢出策，还诬陷石秀，用心毒辣，最后就出现了“杨雄罪骂潘巧云，石秀智杀裴如海”，最最后，杨雄怒杀潘巧云，和武松一样失去了吃商品粮的城市户口，只好落草为寇了。
那么，就算潘巧云在两性生活中因为杨雄的工作作息受到了一些影响，或者说性生活受了一点影响压抑，但是她的种种不是，却应该源于本性的不仁、不善、不忠吧？
潘金莲在《水浒》中笔墨浓了一些，后面的《金瓶梅》啦，七七八八别的说法啦，所以后人对潘金莲的同情较多一些，可是细细究来，这两个姓潘的，皆不省油，都很是不淑的。
假若潘金莲对大郎不满，但不是主动对武松抛媚眼，献殷勤，更不和花心男西门庆有那么一腿，是不是后人就会多一些同情和原谅了。
同理，潘巧云若能珍惜二次婚姻，知足于杨雄提供给她的物质生活，最好有空了再缝缝衣，绣绣花，或者再看书识字，那就完美至极了，省得后人一提起她和那和尚裴如海通奸就想替杨雄先收了她。
当然，如果两个潘姓女人都如上述贤良了，那《水浒传》就大大地少去看头了。
可是施耐庵自然是大家，他写出的这一批祸水女人，怎能没有用意。
据说施耐庵写《水浒》时，因为站在元末江浙一带的义军领袖张士诚的立场上，对张士诚反元起事时的两个伙伴，即潘云绍、潘原明哥儿俩的为人异常鄙视。因为张士诚称了吴王，潘元绍有机会被招为吴王爱婿，潘原明则手握重兵，出镇杭州，但这二潘在张士诚危难之时，竟先后投降了朱元璋，从而加剧了张士诚的失败。
因而，施耐庵写《水浒》，其实是对二潘不乏恨之入骨之意的，他特意将书中两个背着夫君偷偷打野食的不贞之妇，都取姓为“潘”，以示憎恨至极。这就令人不由自主想到此处的二潘等同于“小人”，而“小人”和那个时代的祸水“女子”也算作等值吧，故潘金莲和潘巧云，就被施耐庵狠狠地扔在这里遭观者惩处，可见他胸中愤慨狂怒之多。当然，已经有两个女人姓潘了，也就有必要让婆惜姓“阎”，故事就会有趣一些了。
古往今来的诸多大家，其实都容易在自己的作品里给予各种爱憎分明的观点，尤喜把那个生活中最恨的人找个替身在作品中好好糟蹋一下，不得不说是一种多么高明、多么有效的情绪释放方式。
只是，看经典巨著《水浒传》，上述这一小小观点仅是打个岔，差个心慌而已，因为这部巨著的复杂主题容纳了农民起义学说，包含了市民学说，写了官逼民反，写了反贪官不反皇帝，写了忠奸斗争，歌颂了江湖豪侠，在丰富的主题内容下，这些女性的命运似乎有些举重若轻，甚至无须有过多的议论。
但是，这些女性形象确实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完成了艺术形象的使命，值得每位读者深思一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