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有多厉害，这一点其实不用多说了，纵观古代历史，个人觉得淮阴侯的军事才能（实战）是可以排名前十，甚至前五的。
而且，在历数所有超一流顶级名将名单之中，你会发现，韩信的战绩含金量最高：他击败了项羽，同样的顶级名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项羽在和韩信交手之前，未尝一败。
……
说淮阴侯谋反，其实这种说法没有一个固定的结论的。呃，其实史学界对于很多事情都没有统一结论，很正常。
有说韩信已经密谋造反的，又说韩信有造反之心而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也有说韩信根本就不可能造反的。
这个如果拉开来说的话，恐怕几千字都写不完，懒得写了。
我个人的立场是，韩信应该是心中有不满的，但是这个不满是否已经付诸行动到造反的程度……未可知。
不过，杀韩信的行为，个人认为是不可避免的。
看汉初三杰，萧何张良都垂垂老矣，而韩信当时才多大？三十五岁！
刘邦多大？六张了……
以汉初的平均年龄，刘邦六十岁的时候基本就已经可以认为自己需要数着天来过日子了。
作为一个开国皇帝，又深知韩信的能力，以及威望，功勋。
尤其还是在另外两大巨头都已经垂垂老矣的情况下。
他不可能不为自己的身后事做考虑。
因为一旦刘邦死掉，张良和萧何作为和刘邦岁数相近的人，正常来说，是肯定活不过韩信的。
那么……韩信就必然会成为皇权的威胁了。
刘邦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不论韩信是否造反，三十多岁的年纪，就成为了他要被铲除的重要原因。
“韩信有多牛”。
“国士无双”，同为汉初三杰的萧何在刘邦面前这样评价韩信。
“出陈仓、定三秦、擒魏、破代、灭赵、降燕、伐齐，直至垓下全歼楚军，无一败绩，天下莫敢与之相争”，刘邦评价他“战必胜，攻必取”。
“王侯将相一人全任”，高坛拜将，平定北方，受封楚王，迁侯淮阴，赢得生前身后名。
清人王志湉评价说 “气盖世力拔山，见公束手；歌大风思猛士，为之伤怀。” 能以一人之力，决定楚汉争霸的两位主角的命运，也就只有韩信。
对于韩信会不会反，我觉得韩信是要造反的，原因有以下四点。
1.韩信做人品行不好
证据如下：
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
——《史记 淮阴侯列传》
初，淮阴人韩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资治通鉴 汉纪一》
司马迁与司马光在描写韩信的时候都提到了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德行，人品不佳。
其次，为人阴险出卖朋友
项王亡将锺离眛家在伊庐，素与信善。项王死後，亡归信。汉王怨眛，闻其在楚，诏楚捕眛。……人或说信曰：“斩眛谒上，上必喜，无患。”信见眛计事，眛曰：“汉所以不击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汉，吾今日死，公亦随手亡矣。”乃骂信曰： “公非长者！”卒自刭。信持其首，谒高祖於陈。
——《史记 淮阴侯列传》
或说信曰：“斩钟离昧以谒上，上必喜，无患。”信从之。十二月，上会诸侯于陈，信持昧首谒上；
——《资治通鉴 汉纪二》
韩信与钟离昧是好友，项羽死后钟离昧投奔韩信。后来刘邦怀疑韩信要造反就来抓他，韩信害怕，就把钟离昧的人头献给了刘邦。
司马迁在这部分与司马光有一定的出入，太史公写韩信找到钟离昧商量此事，然后钟离昧大骂韩信是小人，自杀而死。而司马光则写“信从之”，这三个字的意思即韩信丝毫没有念及旧情便杀掉了钟离昧。太史公对韩信素来敬仰，因而在此有美化韩信的成分，因而此处用司马光的更准一点。
当然，韩信为了防止攻齐的功劳被郦食其拿到，在齐国投降的情况下攻齐害死郦食其这件事，更能说明其人品之差。不过这也和他所处的阶层有关，他处在社会的最低阶层，见多了世间的丑恶面，他这样的性格也是为了适应生活；再看同样出身不高的英布、彭越，也都是多变狡诈之人。
2.韩信看重刘邦知遇之恩，但对王爵更看重，虽能隐忍，但孩子气严重
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谓张子房曰：“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对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曰：“善。”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曰：“请今进兵。”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
——《史记 项羽本纪》
大意是说，汉五年，刘邦和韩信彭越约定好进攻项羽，结果韩信彭越都没有理会刘邦，刘邦大败。刘邦很苦恼，张良进言说“诸侯不来是因为没有分到地，你给他们分了他们就来了”。于是当时已经是齐王的韩信得到了想要的土地，然后发兵支援刘邦。
在此之前，汉四年，韩信害死郦食其平定齐国后，以恐齐地生变为由请为代王。刘邦当时被楚军困在荥阳，当着使者的面大骂韩信，后来迫于无奈，派张良去封韩信为齐王。
通过这两个例子我们知道，韩信对王爵的追求非常的大，所谓无利不起早，一旦有了好处，韩信就跟吃了蜜枣一样的高兴；一旦没有好处，我管你是刘邦还是项羽，老子就是不动，这是典型的孩子气。
另外一个孩子气的例子在于，当时项羽派人游说韩信，希望他背叛刘邦，三分天下，韩信是这样回复的
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
——《史记 淮阴侯列传》
韩信当初追随项梁，项梁死后追随项羽，官位最高也就是执戟郎中，出谋划策项羽不听从，因此离开项羽。其实他心里对项羽应该是有一定的复仇心理吧。一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自己打算一展拳脚的时候被人不重视，任谁都会对那个看不起自己的人产生愤恨。所以，他拒绝了当时对他最好的建议，也是有一定的负气成分。
有人可能会说，当初韩信受胯下之辱之时为何能忍？
我的理解是，韩信是孩子气，但是不傻，当时不能不忍。
首先，按照当时造刀的水平，屠户必然都是力气极大之人，同样是屠户出身的朱亥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淮阴屠户少年敢欺负带剑的韩信，必然是因为他身体强壮，至少比韩信要壮，否则谁会自找没趣。后来韩信改为楚王，提拔这个少年为中尉也能看出其确实强壮。
其次，杀了人韩信跑不了，等级装备技能没有对面好的情况下被反杀的可能性极大。而且韩信自幼觉得自己能成就一番事业（从他贫穷时候就为母亲选墓地看出），肯定不愿意在市场上来个主C换对面小兵这样的事情。
然后回归主题，继续说韩信孩子气这件事。
齐人蒯通曾经两次游说韩信，劝他背叛刘邦自立，韩信认为自己功劳很大，刘邦绝对不会抢走他的齐地。之前蒯通曾经告诫他”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功高震主的危害，他却认为这不可能出现在自己身上。
韩信犹豫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蒯通说不听，已详狂为巫。
——《史记 淮阴侯列传》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韩信当时虽然拒绝了蒯通，但是他犹豫了，最后之所以没有背叛刘邦，是他认为刘邦不会动他的齐地，不会动他已经拿下的封地。
但是实际上呢，项羽一败，韩信自认为自己功劳最卓著，得以位列三公，但是最后萧何、张良、陈平都排在他之上，自己的军权被刘邦夺走，正月，被迁为楚王，离开了齐地。
项羽已破，高祖袭夺齐王军。汉五年正月，徙齐王信为楚王，都下邳。
——《史记 淮阴侯列传》
这让韩信非常的不爽，比起齐地的富庶，楚地就差太多了，而且当时其他异姓王中，卢绾仅仅是刘邦的邻居就被封为燕王。后来自己降为淮阴侯的时候，又羞于和绛侯灌婴等人一列。
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
——《史记 淮阴侯列传》
如此大的落差，任谁都认为赏罚不公，心理不会平衡。会想起当初项羽蒯通等人说的三分天下，今昔对比，自然会想到造反。
3.猜忌天下之乱源也,主疑臣则诛,臣疑主则反,主疑臣而不诛则臣疑而反,臣疑主而不反则主必诛之。
刘邦对韩信一开始是比较信任的，但是韩信坑了郦食其和在齐地擅立为王加上约战不至，待价而沽的做法使得刘邦对韩信开始猜忌和不信任。项羽死后，韩信又收留了钟离昧，这样刘邦感觉很不爽。同时，自己的军队和朝中将领又不能与韩信相比，韩信一造反，自己就危险了：
冬，十月，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者。帝以问诸将，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帝默然。又问陈平。陈平曰：“人上书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陈平曰：“陛下精兵孰与楚？”上曰：“不能过。”平曰：“陛下诸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窃为陛下危之！”
——《资治通鉴 汉纪二》
刘邦能想到这些，韩信自然也能想到这些。所以，在得知刘邦怀疑自己的情况下，自己肯定要先下手为强。但是消息走漏了，刘邦借游云梦泽为由抓住了韩信。韩信这次谋反计划流产了，随后被降为淮阴侯。但是，他心里也知道，刘邦还是嫉妒他的才能，所以把他软禁起来。日日担惊受怕，总是有一把刀悬在自己头上，这任谁心中必然都是不爽的。再加上“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这一事件之后，刘邦对他更有猜忌，因此，便有了韩信第二次联合陈豨的造反。
上尝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言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史记 淮阴侯列传》
4.韩信太年轻
按照资料显示，韩信死在汉十年，当时年仅35岁。此时刘邦已经60岁，而且身体不好。 萧何61岁，张良54岁，吕后45岁。 如果韩信当时不反，吕后也不杀死韩信，刘邦死后会怎样？萧何张良死后又会怎样？
很显然，单凭吕后一人，怎么会是韩信的对手？韩信熬死那几个老家伙之后必然要反，拿回在他心里本该属于他的东西。
更新内容：
昨夜与
@李凌岳
聊了很久这个话题，他提到了韩信必反的一个分析，我觉得很有道理，前来补充。
5.韩信、彭越、英布等人代表的利益集团与刘邦的利益集团冲突。
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但是六国仍不时有人意图复国，刺杀秦皇。归其原因，只因秦王灭六国太快，一统的理念没有深入人心，因而六国旧贵族借“伐无道，诛暴秦”为由可以颠覆秦国。项羽继承了战国时期的理念，灭掉秦国，分封诸侯王。而刘邦则继承了秦国的思想，大一统后分封诸王，但诸王皆听命于皇帝。
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大多还保有战国时期的分封思想。之所以支持刘邦，他们认为刘邦和项羽一样，仍保留周代的分封制，各诸侯监察一方，而且之前刘邦也是这样许诺他们的。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刘邦许诺封王，但是却不是恢复周制。周分封制是为了奖赏功臣，由诸侯扩大领土；汉封国制则是拉拢观望的诸侯，稳定皇权。待皇权足够强大的时候，便逐步剥夺他们的权力，改异姓王为同姓王。
韩信等人最初倒向刘邦，只是因为他们认为刘邦项羽是一样的理念，自己在刘邦这里功劳又大，支持刘邦得到的封赏必定大于倒向项羽。但是后来得到的结果与预期不同，而且有被扫除的危险，这个时候，造反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汉初三杰”指的是张良、萧何、韩信三人。高帝中五年（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对大臣们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意为：谈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保持运粮道路畅通无阻，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人中的英杰，而我能够任用他们，这就是我所以能取得天下的原因。
刘邦狡猾、险诈、自私，还有点流氓气，不过一代开国之主毕竟有豁达大度和实实在在的一面，上述的话虽然隐隐也有点逼格高，但是还是道出了汉朝开国创业团队中最重要的三个人的价值。
如果在这三个人中考察谁与大数据有关联，我相信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一定会是萧何。《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得明明白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隘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沛公刘邦进了咸阳，将领们都争先奔向府库，分取金帛财物，唯独萧何首先进入宫室收取秦朝丞相及御史掌管的法律条文、地理图册、户籍档案等文献资料，并将它们珍藏起来。沛公做了汉王，任命萧何为丞相。项羽和诸侯军队进入咸阳屠杀焚烧了一番就离去了。汉王之所以能够详尽地了解天下的险关要塞，户口的多少，各地诸方面的强弱，民众的疾苦等，就是因为萧何完好地得到了秦朝的文献档案的缘故。
但仔细分析大数据的“所指”，会发现这个也许只是皮相之谈。大数据者，big
data也，或称巨量资料，指的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企业经营决策更积极目的的资讯。考察大数据有所谓4V特点：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价值），我们发现“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或许也可称为大量、多样和价值，但是谈不上高速，也就是说，处理速度与所谓1秒定律相去甚远。这些“秦图书”是静态的，固化的，以此作为“转漕关中，给食不乏”、“常全关中以待陛下”“备守蜀及关中，给军食”的基础固然有余，但是毋庸讳言，谈不上大数据，最多勉强沾一点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数目字管理”的边。假使进一步分析，我们或许还会发现，萧何作为职业经理人也并非是不可替代的，换另一个优秀的县吏，或许也能做到，当然这个县吏可能没有与刘邦的渊源和忠诚信任的基础。
在笔者看来，真正涉及到大数据的是张良和韩信。
张良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就是猫在中军大帐中拿几根算筹（急眼了也会用筷子，如为了阻止刘邦封六国之后“臣请借前箸以筹之”）为刘邦擘划，他是所谓“画策臣”，就是军师谋士型出大主意的人。他力主争取英布、彭越、韩信，连兵破楚；反对郦食其分封六国诸侯之策；又主张背弃盟约，追击项羽，歼灭楚军。这种战略层面的决策需要在集中各种资讯的基础上快速决断，庶几和大数据有点沾边。
韩信善于以少胜多，先后定魏，击代、赵，降燕，破齐，战功卓著，威震天下；在战略上，他未出汉中就建议刘邦决策东向、以图天下，指出项羽是“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汉初称得上军事家的，韩信一人而已，相比之下，张良只能有一个“著名谋臣”的“职称”。
兵法也许最像大数据的运用，样本趋近于总体、精确让位于模糊、相关性终于因果，这三个大数据的要素在兵法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孙子兵法》有云：“夫未战而庙筭（suàn，同算）胜者，得多也；未战而庙不筭胜者，得筭少也。多筭胜，少筭不胜，而况于无筭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但是，战争最像赌博，充满了各种的危险、困难、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各种情报难以判断，各种阻力难以计算，从来就是要在信息混杂的情况下做出大多数决策，不能指望完全的“谋定而后动”。军事天才需要的是智勇双全，依靠的往往不是深思熟虑，而是特殊禀赋的智慧和勇气，就是那种在一片黑暗中发现微光的洞察力，和追随这些微光前进的果断性。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韩信和张良在组织中的作用和不可替代性要远超萧何。
从刘邦的封赏和处罚来看，对汉初三杰在创业团队中的贡献度也可以有个初步的概念：
从上表我们看到，张良享有的封赏是留县（故治在今江苏沛县东南的微山湖湖区内，微山岛西南，已被湖水淹没）一万户的租税——汉高祖刘邦曾令张良自择齐国三万户为食邑，张良辞让而选择了与刘邦初次见面的留这个地方；萧何享有的封赏是酂县（音cuo，沛郡酂县，在今河南永城市）八千户的租税，韩信享有的封赏是齐国全境七十多个城的租税。
另有网友一针见血说：谁最后被刘邦杀了谁最厉害！其言虽鄙，可以喻大——至于明太祖那种一锅端全部清洗的思路和手段用这点来判断就完全无效了——汉初三杰中萧何活到刘邦儿子孝惠帝时期，还推荐了自己的继任者“萧规曹随”的曹参；张良晚年学道，有“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的说法，其卒年，《史记》记为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汉书》记为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此处存疑；总之，不得善终的只有韩信，某种程度上说明他的功勋才能和潜在威胁最大。
韩信是统兵百万、战无不胜的大将军，张良是画策臣，这一点和他们两个人的兵法传承和个体差异有关。第一，张良学的是圯上老人（后人称为黄石公）传授的《太公兵法》，这是《太公》三书（相传是齐太公姜尚所传，但应是后人伪托）《谋》、《言》、《兵》中的《兵》，是一本阴谋大全，治国用兵，马上马下都涉及，正好符合其后来的定位；韩信学的是《孙子兵法》和《司马法》（《司马穰苴兵法》的简称），学《孙子兵法》是用来带兵打仗，学《司马法》和制定军法有很大关系——《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汉初的军事制度就是韩信根据《司马法》建立的。第二，张良虽然也智勇双全（曾经是刺杀秦始皇未遂的全国通缉犯），但是“状貌如妇人好女”，各位读者可以自行脑补包括东方神起、EXO在内的各种韩国天团成员的模样，在当时缺乏直接带兵的“奇理斯玛”(charisma)效应，还是在辅佐的位置比较合适。
以史为鉴，我们会发现大数据很重要，但是企业家才能更重要。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思维的大变革》中说：“随着管理决策越来越受预测性分析和大数据分析的影响和控制，依靠直觉做决定的情况会被彻底改变。”这一说法也许还有可商榷的地方，直觉也许在字面上给人以玄学、前农业社会的色彩，但究其实，直觉是企业家才能（Entrepreneurship）的一种外化，经营企业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与创新能力、将各种要素配置到最佳状态的能力可以用大数据作为参考，但不能迷信单纯的大数据。或者换种说法，直觉和企业家才能本身其实是建立在企业家学习（包括科班学习和工作中的学习）、个人阅历经验这种种广义“大数据”基础上的一种成果，而狭义的“大数据”怎么采集、怎么处理包括选择什么样的“大数据”，仍然离不开企业家才能。
随着大数据使用的日趋广泛，我们会发现，很多基于大数据的优势会被对冲，正如我们当广州恒大和上海绿地对抗赛时我们如果祝愿他们都获得本场比赛的冠军就是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同理我们无法希望奥巴马和麦凯恩都获得竞选胜利。
在其他要素条件近似的情况下，真正的胜者仍然是企业家才能发挥得最好的那个。
唐朝诗人杜牧说：“兵家者流，用智为先。”孙子明确把“智”放在“五德”之首，对于现代企业家来说，就是那种在战略和战术层面都要杰出的企业家才能。
假设现在的某些企业主如果换到刘邦这个位置，上品的会喜欢厚黑的曲逆侯陈平（不足为外人道的“奇计”），中品的会喜欢汝阴侯夏侯婴（御者：司机），下品的会喜欢辟阳侯审食其（老婆面上的亲信），三杰一定在视野外。当然三杰也不会和他们混——从这一点得出的倒不是什么企业家精神，对他们来说这太遥远，还是回归企业家才能这个本旨，或许才是各种从国学和历史中学习帝王术的解毒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