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是童养媳，或许在这句话之前，我该改一个称呼，吉安人管奶奶不叫奶奶，而叫婆婆。一九四六年，与许许多多那个时代的人一样，婆婆出生在江西吉安的一个小村庄里，在她之上有着哥哥姐姐三个人，因此她的出生并没有给她的父母亲带来多少喜悦，相反，人口的增添让穷困的他们日夜为如何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发愁。
他们对她的所有的爱，可能只集中表现在起名字的那个瞬间，父母亲想到了这是他们降临到人世的小女儿，他们家第四个孩子，应该要得到祝愿得到幸福，于是婆婆有了个极好听的名字――梅祥。
在她八个月大的时候，家中的穷困程度越发明显，哥哥姐姐们有些也早早辍学帮衬着家里的活计。然而她什么都不知道，她会的只是眨着眼睛朝大家天真地笑。她还太小，并不知道苦和穷会带来什么。
有一天邻居家婶子过来和她母亲说，邻村有个女人刚生了个儿子，但是没奶水，想问问她愿不愿意换着带孩子，等孩子长大一些再换回来。当然，作为条件，那边愿意出一袋谷子。没有人能够拒绝粮食的诱惑，更不用说她的父母亲为了怎样养活他们正如何发愁，于是自然而然的，八个月的婆婆被强制性断奶送到了邻村，而那边那个刚出生的男婴来到他的父母身边。
命运总是这样地交错而过，然后再次交织。她并不会知道，二十年以后这个孩子在她的生命里会充当一个怎样的角色。
男孩的名字叫做友如，是这户人家的第一个孩子。一年以后，这家女主人又生了另一个男孩，她很快做了这家的大姐，也很快拥有了一系列和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三弟四弟五妹六弟，开始学习照料这些比她小不了多少的孩子。因为是暂时性的换养，所以两家对彼此的孩子没有任何保留。婆婆从小就被告知自己不属于这一家，饭桌上那个高个子女人更不是自己的母亲。而即便不被告知，她也能从姓氏判断她不是这里的人，她姓张，而那群坐在饭桌前面目各异的“亲人”，他们姓刘。
那孩子有时会过来，在他们彼此很小还没有意识的时候，父母亲开始交换着接他们回去小住，她的意识里开始有父母的样子，哥哥姐姐们也对她很好。日子很快过去，她在饱受着寄人篱下折磨苦楚之下，迫切希望自己的亲生父母将自己认领回去，她想念着她自己亲生父母，还有那些总是被村里人提及的哥哥姐姐们。
等待的时间很漫长，长到一年又一年燕子飞去，村口池塘边的高笋发了一茬又砍掉一茬。亲生父母和这边的父母相继有了更小的孩子，他们交换的命运依然没有结束。她稚嫩的手上每天都会磨出新的茧子，秋天余热未消的时候跟着大人们从溪间赶水到田间，再从田间收拾好农具赶回家烧火帮忙做饭。
那个男孩总是会过来，很多时候是被这家的父亲接过来，每次过来的时候家里的饭桌上就会多上几道难得的好菜，然后他的母亲和蔼地为他夹菜直至溢出饭碗，就像是迎接一个新客。
婆婆没有表示过她的态度，但是我想，她是羡慕的。
因为男孩子的身体不好，因此交换的生活被延期许久。终于，在一个蝉鸣声起伏不定的夏天，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变形记”结束了。但是对于两家人来说，只是单方面的结束，男孩子回到了刘村，而婆婆的父母没有来接她，她被默许给了这家人。
传统观念里的可怕之处，突然就在这里表现出来。我不知道婆婆是否在某一个安静的晚上，以一个女人的立场考虑过这场交换，为什么单单只有她留了下来，而男孩子依旧拥有完整的家庭。
我害怕她没有这样想过，怕她已经把这种痛苦当做女人所必须的承受。可是我也害怕婆婆这样想过，因为她是这样不幸，可是我们这一大家子人的幸福却均来源于这种不幸。
婆婆生命中的前八年以干女儿的身份存在于这个家庭，而后十几年则是以一种类似童养媳的身份在这个家庭里生活。第八年像一道分界线，让她从中一眼窥尽自己的一生。
二十岁的时候，婆婆正当风华，即使是贫苦也掩盖不住她年轻的皮肤与苗条的身材。她与村上同龄的姑娘一起去割猪草、一起学往鞋子上绣花，一起去上工。然而不同的是，旁人家的女儿总有媒人过来提亲，而她则一谈到这个问题便开始回避，她害怕别人笑她有一个小丈夫。
家乡有一首童谣，在我小时候，我们家的老婆婆念来哄我：
“燕子燕，吊根线。
前门出，后门进。
一口接到爷（父亲）的信，
爷啊爷，
帮我找个好人家。
找个男仔会写信，
找个女仔会绣花。
白天绣条长手绢，
晚上绣匹短手绢。
……”
这首歌谣讲孩子央求父母为自己找亲事的故事，然而我一次也没有听我的婆婆念起过。
二十一岁的时候，一件八岁时便注定了的事情终于到来。她嫁给了那个照顾了十几年的“弟弟”，那个曾经与她交换过生活的男孩――我的公公（爷爷）。 二十一岁之前，她以长姐的身份照顾他，二十一岁以后，她以妻子的名义为他操持一个家。没有人完全了解结成夫妻的那些年到底是谁照顾谁多一点。在这么多年的夫妻生活里，也没有人关心了解过婆婆是否是幸福的。
公公逝世已经二十余年，他走的很仓促干净，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我们爷孙俩没有见面的缘分，我不曾领略过他的脾气秉性。他唯一留给我的东西镌刻在他的墓碑上。他的墓碑上刻着当时家里每一个人的名字。从母亲到兄弟姐妹，从妻子到儿子孙子，他甚至提前为我取好了名字，排在我父亲下面，写着：孙子刘得。只可惜我生错了性别，我是一个女孩，没有资格使用这个名字。但每年上坟的时候，我会想为什么公公不想要孙女，为什么他要为他的孙子取名叫做刘得，他是有什么憾而未得的吗？
我去问婆婆关于公公的事，婆婆每次谈到他都像是讲到一个前世的仇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婆婆这么尖锐地去讲一个人的不好，尖锐到尽乎刻薄。
婆婆主动谈到他的次数很少，除非我们问起，但是在问到的十次里，她的回答中九次都会以“你公公他就是天底下最没用最没用的人”为开头，然后开始数落他怎样地酗酒，怎样的脾气差，怎样的不愿干活。
我只知道公公是一个铁匠，曾经在镇上的铁匠社学过徒。家里还有当年他打出来的铁勺子与铁锅铲，那些比普通的勺子铲子大上一两倍的铁勺铁铲，笨重而又难看，一勺子饭下去，人已被喂饱了一半。生活好起来以后，那些勺子渐渐就被更轻便实用的器物代替，在我家的饭桌上不再出现。
婆婆最讨厌别人说公公是个铁匠，她说公公工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有一天真正承担起过一个男人的责任。婆婆也最讨厌公公的脾气，开心时喝酒，不开心时摔碟子摔碗。
这么磕磕绊绊了二十多年，二人相互嫌弃过了半辈子，终于在一个蝉鸣声起伏不定的夏天，这种场旷日持久的争执吵闹突然戛然而止。
起因是犯有感冒的公公在村口庙前河里洗了澡，凉气进入身体里，突然变得很不爽快，持续病了几天终于扛不住，便和婆婆说要去几十里外的街上看病。婆婆以为是普通感冒便借了钱让他自己去了。
从早上到中午，公公都没有回来。下午两三点的时候，从街上回来的人急急忙忙到地里去找婆婆，告诉她她男人出事了。
那天似乎特别热，毒辣辣的太阳烤着地面，烤得人心里发慌，父亲和叔父先去找了一次没有找到人，又回来了。婆婆赤着脚拿着锄头在花生地里听那人和她说话，突然觉得头晕目眩。她咬着牙，抬起头来却变得面色平静，撂下锄头赤着脚便往街上走。脚心贴在泥土地面上，滚烫的石子硌着她，她往那个方向走，走得越来越快，一点也不觉得疼。
最后，在街上靠墙的一个地方，她找到了她的丈夫，依旧是一如既往讨人厌的样子，平静地躺在那里，周围三三两两的人围着他，看着热闹，有些停下来看够了觉得热闹不再好看，又走过去。婆婆问街上一个人借了辆板车，把她的男人慢慢挪动到车上，手摸到了公公的口袋处，几张折的发旧的钱平平整整贴在他的胸口，婆婆把它们放好，依旧赤着脚慢慢地把这个世上最没用的男人拉回了家。
婆婆听那天在街上看见公公的人说，公公走到那面墙那里就不行了，天气热的厉害，公公一面病得没力气，一面犯渴。想问街上的人赊一片西瓜来吃，人家不给赊。他就想躺在那里歇一歇，想歇好了，再去大夫那。没想到这一歇，再起来的时候，就是上了婆婆的板车。
我无法计算，那天下午婆婆到底用了多少牛顿的力才将公公的遗体运回家。就像我无法知道，婆婆对公公是怎样的一种感情。
童年时，婆婆总是在清明中元冬至的三个时候，带我去上坟，那时候我在坟头前的菜地里捉青蛙，婆婆就在公公的坟头给他烧纸，让他保佑子孙平安，保佑我们读书，保佑父亲们挣钱，烟火缭绕里，我总为已故去却依旧繁忙的公公担心，怕他太过操劳。婆婆有时候也会带上酒，倒在地面上，一面还要骂上几句“死酒鬼”。这是我见过的婆婆对公公表达感情的唯一方式。
公公去世后，日子还在过，在伯父成家以后，爸爸与叔叔也相继成了家。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原属于婆婆的东西开始分给三个儿子，儿子们渐渐搬出去，只留下那个公公在世时建造的那所老房子，陪着婆婆。
后来的大家庭里，开始有了我，有了堂弟们，有了弟弟，加上比我早出生几年的堂哥，家里的人丁兴旺起来，然而像命运般的，后来家族里即使再有孩子，女孩子也总是不出现，我成了婆婆的儿孙两代里唯一的女孩子。
婆婆想有个女儿，但是没有，在这么多人里，我是唯一一个女孩子。于是她把年少时受过的苦变成蜜，想要好好地递给我。
去年寒假回去过年，我上婆婆家吃饭。吃完饭，她提出一大袋子的棉布鞋递给我，一共是十二双。我知道家乡这边只有女儿结婚时，娘家人才做鞋子给她作陪嫁，于是我吓了一大跳问她这是干什么，她笑着说：“做给你结婚用呢。”我一面觉得这事太过遥远，一面摊开袋子去看码在袋子里的鞋，每一双都做的结结实实暖暖和和。我红着脸笑说太早了，等过几年做也不迟。奶奶回道：“不迟了，再过几年，奶奶就不冒得（看不清）了。”听她说完我突然想起，她今年已经七十二虚岁了。
她结婚的那一年是虚岁二十一岁，与我此时年岁相仿。在一九六六年那个蝉鸣声起伏不定的夏天，她嫁给了自己的命运。不知道那时候她是不是也有鞋子作为陪嫁，也不知道那时是谁为她做的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