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世博会在中国上海召开，它像一个大型的集市，各个国家的参展馆向全世界展示当代的文化、科技和产业。从经济到艺术生活，从人文到哲学主张……那是汇聚在金色塔尖的智慧结晶，遥不可及的万丈光芒简直耀眼到灼目。
而这个世界上更多的是，生在一个普通市民家庭，一个没什么特点的小县城，一个发展进程十分缓慢的平原地带，平凡如水般的生活激荡不起半点涟漪，循规蹈矩地活着的人，这大概就是当年蜗居在小县城野蛮生长到十四岁的我。原本也只是从电视、报纸上观望世博会的相关信息，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我在学校推荐下得到了世博会日本馆的邀请名额，让我的十四岁褪去平凡色调，像八月份的红色夹竹桃，嫣然摇曳。
当时的我正在志博中学暑假补课，身上穿着朴素的T恤和牛仔裤，踏着年代久远的自行车，上午还因为生理期喝了冰牛奶肚子隐隐作痛，可恶的青春期发育让我羞于启齿，一度折磨得我郁郁寡欢……得知被班主任推荐选上后，内心是按捺不住的兴奋，云海翻涌，曙光乍破，一切都变得明朗了起来。
到了八月份和同年级的另一位同学小诗拿着相关信息去做出发前的最后确认，接着踏上奔沪的高铁，直抵上海。那些画面跟随我的14岁一起，印在了我的青葱岁月里，记忆犹新。
“请坐，”笑容可掬的女老师从背后走过来，我的肩膀下意识地缩了缩，转过身叫了句老师好。
“不用这么拘束，你们可以叫我胡老师，古月胡的胡，”依然是让人如沐春风的微笑。胡老师貌似以前研究过青少年心理学，那时正任职学校共青团的团委。我也刻意保持着从容的笑脸，让自己显得不那么羞赧的样子。相比之下，旁边的小诗就很放的开，跟眼前的胡老师交谈起来也不怎么见外。
过分敏感的察言观色会让人产生存在感变低的错觉，那个时期的我总是会犯这样的毛病，我还会把这归咎于自己个性太软弱或者太有礼貌的缘故，虽然也确实有这两者的因素存在。一般沉默的时候其实是在绞尽脑汁找点大家应该都感兴趣的话题去聊，之后又会懊恼沮丧地觉得她们肯定认为这个无聊至极吧，这个费力拉拢关系的举动似乎明显得有点笨拙了。如今回想，青春期的自己真的非常不擅长交际，总是把自己困在一个纠结主动还是被动的怪圈当中，害怕过分热情或过分冷漠的交往，最后显得矛盾又自卑。
后来得知整个江西省一共二十几个名额分成两个队伍，我们是出发稍晚的第二队，另外青海还有一队人员，在之后的交流总结会上我们还相互交换了礼物留念。对于要送的礼物我也是斟酌思量了好久，原本打算让雕刻厂工作的舅舅给我一个木雕工艺品当礼物，那雕刻厂在我们当地也算小有名气，曾经一度远销至日本，但是制作太过繁琐，而且费时费力。最后送的是一个红漆木挂饰，上面串的一百零八颗圆珠以及编织的吉祥结都是我手工完成，我收到的则是一个仿真大熊猫毛绒玩偶，还给它起名“宝宝”，这些都是后话了。
在和队伍中的大家熟悉过程中也渐渐了解到，在场有部分人竟然是因为家里某些亲属在相关部门工作从而获得的推荐名额，于是队伍由此被无形地分成了两个团体。
那卷发女孩跟周围的人聊了一圈忽然转过头来问我：“我舅舅问我要不要去上海世博会玩，我就来了，诶你呢？是怎么来的啊？”
我有点窘迫，说不上是什么原因，“学校老师推荐的啊……”
“哦，这样啊。”她又扭过身子转了回去。
卷发女孩似乎很喜欢讲自己的故事，“我来自瓷器之都景德镇，诶话说你们都会在学校谈恋爱么？”我惊愕到无法言喻，她却坦然地喋喋不休道：“之前还有个大我好几级的男生说喜欢我，说愿意等我长大了再跟我在一起，他成绩好，人也高，可惜我一直都把他当哥哥……”
我坐在位置上，撑着脑袋静静看着窗外一片墨绿中点缀红白色彩的夹竹桃，八月份的夹竹桃开得如火如荼，在飞驰的车窗上涂抹出一副一副的水墨画。这是我第一次去上海，第一次跟成长环境如此迥异的同龄人交流，尽管如此，我也不想被认为是没见过世面的小屁孩，内心的欣喜激动被倔强地压制着。
“你在看什么？”后座的女孩扬起脸问我。
我把手中打印的简短演讲稿对折合了起来看着她说：“没什么，就是自己整理的发言稿。”
那女孩叫童宝，我们都是从鹰潭站一起出发的江西省第二队，相比上了高铁才第一次碰面的卷发女孩所在的第一队成员，算是提前认识过了。这个女孩也是在所有人中除同校的小诗外和我关系最亲近的，我的大熊猫正是她送的。
“你准备得真细心，我可以看看吗？”
“可以啊”，我把稿子递给她，心里有点莫名的羞涩，大概是觉得自己写的演讲稿措辞有点官方且做作。
“写得真棒，你的成绩肯定很好吧！”她毫不吝啬地夸赞。
离我们不远处的胡老师笑着接道：“拿过我们年级第一名的哦。”周围顿时投来许多好奇的目光，这下真的让我不好意思了起来。不过老实说，这感觉还不错，姑且称之为虚荣心。
随着高铁缓缓到站，在出口接我们的是个高大帅气的哥哥。我们一行人的后勤安排工作都由他负责，包括坐高铁、城市公交、酒店住宿和参观门票等等。我很喜欢看他处理好各种对接工作后朝着我们的队伍浅浅一笑比个ok的手势，也总是会假装不经意地，用目光搜寻人群里他的身影。他的笑容很温暖，我已经说不出他的名字，只隐约记得是三个字，其中一个是“斌”。很像几年后高中遇见的一个数学老师，都是皮肤白净，衣着笔挺又待人极其和善的类型。巧合的是他们名字里都有个“斌”，文武双全，无所不能，多好的名字。
当时已经14岁的我们一直叔叔前叔叔后地叫他，而他始终很有耐心地答应着，明明那时候的他大概也才二十几吧，现在想想真是对自己又无语又好笑。
抵达酒店后我们的队伍穿上统一发的中长款T恤，樱花粉色棉质布料正面印着大大的“联接”二字，出自旅日书法家熊峰之手，意为此次行程是中日之间的和谐联接之旅。在酒店第一次看见书法家熊峰本人时，让我想到了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李咏，尤其是发型相当神似，这大概是属于艺术家的独特气质。
抛开历史遗留问题，对于日本这个国家的一些文化我还是有着浓厚兴趣的。穿着统一服装的我们因为是受日本馆邀请得以走vip通道，旁边排着冗长队伍的中国游客还误以为我们是日本小朋友，包括后来在世博园内海宝专卖店的导购员也误会了，用英语问我：“Are you japanese？”我一本正经答道：“no，I am chinese。”最后简单聊了几句，买了一个海宝陶瓷奶茶杯跟她挥手再见了。可气的是后来杯子被老哥偷偷带去他大学宿舍还不小心打碎了，我知道后有种想把他揪过来打一顿的冲动。
我们最主要参观的除了日本馆还有中国馆，中国馆内当然又侧重于江西馆。一顿目不暇接的视觉盛宴之后还收到了日本馆和江西馆的特别纪念徽章。这两枚徽章现在还一直静静地躺在我的收纳盒里，日本馆徽章图案是以朱鹮白为基底色，由“Japan”的“J”演化设计而成的几个相联的笑颜；江西馆徽章则通体泛着金属光泽感，印了我们革命摇篮井冈山，乍一眼很像我们的团员徽章，大概是想表现一种浓厚的红色情怀吧。
我想，这两枚徽章对我的意义，其实更多的是在于它们一波三折辗转到我手中的过程。
在江西馆发放徽章时，一位中年阿姨走去询问能否给她一枚遭到了婉拒，这是专门给我们刻印的限量版纪念徽章，她碰壁后转向拿着徽章细细观摩的我，央求道：“小姑娘，我真的很想要那个徽章，你能不能把你的让给我然后再去领一枚，他们肯定还有很多的！”我犹豫了几秒还是递给了她，一来，这个江西馆徽章可能对她而言有非凡意义；二来，如她所说这徽章应该是会有多余的吧。她开心地接过并一直向我道谢，让我恍惚间觉得自己是做了一件善意的事。
我把刚刚的经历一五一十告诉了胡老师，她只是抚着我的背说：“没关系，你先拿我的，老师跟他们要起来比较方便，下次记得不要随便把自己的徽章送给路人哦。”后来才得知这是限量版徽章，胡老师根本没再拿到……
紧接着是此次和谐联接之旅的总结交流会，主持人让队伍中的大家举手发言，讲讲这几天的感想。我的存在感又被拉低了，一直被挤到人群的最角落，童宝和小诗在找我，她们旁边却没有位置了，我失落了起来。
我准备了很久的发言稿，虽然官方且做作，但确实是14岁的我想要说给大家听的东西。
“我有幸受到日本馆的邀请跟随大家一起来到繁华又充满魅力的上海。这次的‘上海世博――和·之旅’让我映像非常深刻，它丰富了我的知识，拓展了我的眼界，我也很高兴与在座的大家在此结识，未来的我也会更加努力学习，为中日之间的友谊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实际上却因为我所在的角落恰好在主持人的盲区，我举了三次手依然没得到发言的机会，交流会结束了。
然后是互换礼物，握手，在熊峰叔叔写的“联接”画轴上签名留念……最后的大合照，我始终露不出笑容来，隐忍住没有掉出眼泪已经做了我最大的努力。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很想回到2010年，告诉那时候的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要忘记微笑。其实选择接受不被关注的自我并不是件难事，当时的我太固执，把责任统统往自己身上揽，觉得自己背负了母校乃至江西省的荣誉，太过急切地想要表现自己，又很害怕面对那份心理落差。王小波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痛苦。”我深以为然。
其实并没有任何人要求我达到什么期待值，我只是强烈地自责、愧疚、遗憾、不甘心，自责自己怯懦胆小，愧疚自己深孚众望，遗憾自己错失良机，不甘心自己铩羽而归。当年有着锋芒毕露的决心，不可一世的小傲娇，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到如今也甘于平庸，安于现状，习惯了在市井之中寻找诗意的生活。
回酒店后我郁闷地把东西甩在床上，童宝、小诗还有一行人都在宽慰我。我仰起脸说：“没事啦，下午还要去世博园吗？只有我们队伍了是吧？太好了，一起的话都玩不开。我们先下去吃饭吧！”然后拉着她们挤进了电梯。
那天下午确实玩得很开心，至少让我暂时忘记了沮丧低落的情绪。我们去了太平洋馆，在帽子和T恤上盖满了印章图案，胡老师一直拿着数码相机给我们和外国友人合照。有个黑人女子在合照时热情地搂着我，我便在钻在她的怀里咯咯咯地笑得花枝乱颤，我们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国籍，那一刻却觉得无比的亲近。
再次回到酒店已经是接近傍晚了，各色灯光渐渐清晰起来，夜上海以一种半梦半醒的酣睡姿态展现在我们眼前。回到房间发现东西被简单整理过的样子，我放在床上的东西唯独少了那枚日本馆徽章，我又沮丧起来。明天就要收拾东西启程回家了，烦心事还有完没完。
在城市公交车上，我仰着头靠在座位的靠背上，看着公交车顶出神。没有注意那个大哥哥居然在我左手边坐下了，我们之间仅仅隔着一个窄窄的过道。
童宝问我：“你的日本馆徽章找到了吗？”
我保持那个动作和表情回答：“肯定找不回来了，我总是这样冒冒失失，教训来了。”
“别伤心了，”小诗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你的徽章掉了吗？”清亮的声音从旁边传来，“不介意的话我把我的给你吧。”
我既吃惊又不可思议地扭头看着他，他从风衣口袋里掏出装着徽章的小盒子，摊开手心伸向我。那一刻时间好像停止了，连空气也凝固了，像所有俗套的电影桥段一样。我呼吸一滞，脑中忽然开始臆想那个小盒子就是装着钻戒的精致求婚礼盒，我的少女心砰砰地跳了起来，接过的小盒还带着他口袋里的余温。
“谢谢……可是你没有了怎么办。”我能感受到周围小伙伴灼热的目光，无所谓了。
“不用谢，我没关系的啦，一个徽章而已。”他笑笑。
“那……我们可以握个手吗？”我脸上洋溢着欣喜，内心是充满羞怯的，却鼓起勇气反客为主地向他伸出了手。他的手很大，相比之下我的手小小的，被完全包在他的掌心，松开的瞬间我居然涌起莫名的失落。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不会等你一切准备就绪了才发生，生活没有彩排，我们要随时随地临场发挥，以最好的姿态迎接未知的恐惧。
米兰·昆德拉说：“生活是一棵长满可能的树。”人与人之间的相遇确实充满了未知和可能，我们像两条相交的直线，过了相交的那个点后，便沿着自己的生活轨迹发散得越来越远。即使将来的岁月不会再出现在彼此的生活中，我却很庆幸能够遇见，像当时的夹竹桃一样绽放得热烈灿烂的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