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品读曾国藩《挺经》第十六卷“荷道”下篇。
滴水穿石，日日不断，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原文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学问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即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译文
夏、商、周三朝强盛时期，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臣子们世代相传，社会安定繁荣。
道德的精义深入到人们心中，讲求学问的风尚普及到市井乡间，因此，那时哪怕是捕兔子的乡野之夫，以及汉江边游玩的女子，都天性淳厚贞静，善于吟咏感受的情绪。
至于像伊莘（即伊尹，辅佐商汤灭夏朝建立商朝）、周召公（辅佐武王灭商朝建立周朝）、凡伯（周朝建立后，周公旦的儿子被封到凡地，称为“凡伯”），仲山甫（又作“仲山父”。周王室后裔，虽家世显赫，却只是一介平民）这些人，他们的德行完美，文才精妙，自不待多说。
到了春秋时期，君王的恩泽衰落枯竭，道义将要废弛，文章也就变化了。所以孔子目睹了人们捕获麒麟，就叹息说：“我崇尚追求的大道完结了啊”。被匡人威胁，就说：“古代的礼乐制度要丧失了”。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经。昭示百代称王所需的法则，使之流传千世也不更改。真是用心良苦之至，事业盛大之极。
孔子去世后，他的门徒们分布在天下四方，不断传授和演进孔子的学说。后来的聪明杰出的人才中，那些见解多又擅长写书的，大多都是孔子的传人。他们的文章醇厚或驳杂，因为他们对道德礼仪见识的多少有所不同。掌握大道特别多的，他的文章醇厚深沉，孟子就是这样的人。掌握大道较多的，文章内容就浅薄明显一些。掌握大道少的，文章就有些驳杂浮泛。掌握大道最少的，文章就驳杂虚浮得最厉害。自荀子、杨朱、庄子、列子、屈原、贾谊之下，聪明杰出、擅长写文章的人的高低次序，基本上可以排列出来。
解读
字如其人，文章更如其人。通过一个人的文字，完全可以拆解、分析和推断出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的文才与德行是相辅相成的，像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这些德行高尚的人，文才自然精妙大气。
我们用 “德才兼备”来形容一个人优秀，事实上，德比才更重要，德高才低，也能聚集人才，取得巨大的成就；才高德低，众叛亲离，就可能坏到极点。
孔子是儒家开山始组，他注六经，理六艺，奠定了儒家理论的基础，孔子的思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一”是指什么呢？是指忠恕之道。
忠恕之道的核心就是心里装着他人，成就他人。
孟子主张国君应当行“王道”，勿忘勿助，集义而生，养吾浩然之气。勿忘，就是时时刻刻不要忘记自己要做什么；勿助，就是不要拔苗助长，要与时间交朋友，集义，就是始终坚持原则。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滴水穿石，日日不断，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后世的孔孟门徒，根据他们掌握的儒家的“道”的多少，所写的文章级别自然就排列出来了，掌握的“道”越多的人，文章越偏上等，掌握大道最少的人，文章就驳杂虚浮得最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