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万年的残忍是是现代文明罪恶

        一群群待在的羔羊在车上的囚笼里咩咩叫唤，丝毫不影响屋内大块儿啖肉人的食欲；高级豪华的大厅里，高雅悠扬的音乐弥漫在空气中，细薄鲜红的羊肉卷一片片从卷机中落入盘里。硕大的圆桌上摆满了各色吃食，昌万年一个人在那里慢慢享用。很鲜明，平民要一刀刀砍下才可以将整块儿肉分成一片片，而昌万年代表的金字塔上层，却可以用卷机将肉整齐划一又迅速地削成薄片。大刀下的羊肉块儿可以看成金字塔中底端人配置，肉卷机里的羊肉卷儿则是金字塔顶端人的表现。中低端的人在对方遇到危险时可以不计前嫌提供庇护，金字塔顶端的人却因手下的失误将其毙命。保民因为挽留了小女孩儿而被昌万年手下人追杀，昔日与保民有仇的屠户用羊群为他护身躲过追杀。昌万年因为手下丢了小女孩儿而痛下杀手，拿羊骨头活生生将跟了自己多年的手下兄弟杀死。良善与残忍的对比，让人如此触目惊心。昌万年手里的羊骨头正如前现代社会的代表，他拿羊骨头杀人则是人在进步的同时保留了前文明时代的野蛮而忽略了人与人间的温情的表现。由此代表高雅文明现代社会的卷肉机和和代表前现代的砍肉大刀对比表现的尤为鲜明。

        现代文明为人类生活提供了便利，金字塔顶端的人往往最先获利。高度算计，高度利益，高度效率的追逐渐渐让人丧失了感性而变得极度理性。昌万年几乎以一个冷血的形象出现，为了采矿污染水源，致使多数村民因水污染而身患慢性疾病而没有丝毫愧疚，理所当然地为了利益强行霸占同行的煤矿，因为工作失误痛下杀手结束他人生命。他的一切行为都以利益为重，丝毫没有情感的理性算计始终是他的行为准则。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到，“高度的文明与高度的野蛮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现代性的某些本质性的要素，如科学培育出的冷冰冰的斤斤计较的理性算计精神，自我膨胀的技术以道德中立的外观加速发展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社会管理的日益驱向非人性化德工程化控制方向，所有这些的结合，使对人本身的迫害和屠杀这样惨绝人性的悲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昌万年坐在空旷奢华的餐厅里，享受着现代性带来了一切便利和舒适，内心也跟着机器效率的追求而变得极端理性。机器卡了骨头要立刻拆掉以保持机器的正常运转，人员出了问题要即刻解决掉以保证利益安全。这极度的自我算计，不得不说是现代性的功劳。“现代始于理性，现在看来极端的理性却通向极端的非理性。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不知道有多少个昌万年，在现代文明社会里，跟着机器大生产走向理性，走向效率，丢失了本该有的人间温情。

      将绝望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

        撕心裂肺的哭声渲染了悲伤难过， 麻木呆滞的目光将悲伤推到极致。人最大的悲伤不是涕泗横流的惨状，而是静默无言的绝望。《暴裂无声》四个字两个词，将影片主题之一绝望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巨大石山的爆裂本该声如雷鸣，影片却以无声处理，山石前站立的张保民本该惊恐万状，影片里的他却纹丝不动。这样极端的的处理方式，扎扎实实地将保民心中无法言说的痛楚和绝望表现出来。比起哭哑的嗓音和悲伤扭曲的面孔，平静如水的淡漠和空洞无神的眼睛更让人揪心。

        倔强是保民的性格，是他与生俱来的傲气，挺立的脊背是他最充足的底气，眼神里的无畏和坚定是他最真实的表现。面对几十个人的棍棒袭击，他临危不惧，随手拿起车上扳手或对方的手中的铁棍就可与之拼命，真令人震撼他每天吃馒头就咸菜的躯体竟可以爆发如此奇伟磅礴的力量。面对财大气粗的煤矿老板昌万年，他保持铮铮铁骨的尊严，不卑不亢，昂首挺立。面对昌万年见了都客气的屠夫，年轻的保民也敢在打架时挫伤屠夫的眼睛。然而如此刚强不屈的保民，却在徐律师抱出孩子的那一刻，佝偻了脊背，呆滞了目光，整个人像焉了的树苗，萎靡不振。

      如果不是希望后的失望，失望后的绝望，一个刚强倔强的人怎会瞬间被击倒。为了找回儿子，他走了远远近近的各个矿上，他在杳无人迹的大山里四处寻找，他在村乡县里各处张贴寻人启事。然而，他得到的回应只是风吹寻人启事的沙沙响声和昌万年走狗的次次玩弄。与昌万年搏斗，帮徐律师找回女儿，他自己的儿子却在他人的迫害中消失。也许在打斗中，他从徐律师和昌万年的对话中已知晓自己儿子被害的真相，如此失望以致绝望的悲痛，是一个单纯善良的普通人难以承受的痛苦。报仇，只有拳头，然而，即使使出了拳头，儿子却再也回不来了。儿子是大心中的大山，大山倒了，保民的精神支柱也倒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