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在1945年，写了一篇题为《林徽因》的文章，其中说到林徽因与冰心的关系时，用了“仇敌”两个字。
这两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显著地位，还曾有其它密不可分的渊源的女作家，果真是“仇敌”吗？
冰心比林徽因大四岁。两人都生在福建，是老乡，祖辈还有过往来。冰心爱人吴文藻，与林徽因爱人梁思成，为清华校友，住在一间宿舍，实实在在的同窗。1923年，冰心去美国留学，晚一年，林徽因和梁思成也去了。他们曾在纽约的康耐尔大学，有短暂的相聚，一起去风景区绮色佳游玩。
就在这次游玩中，冰心与林徽因合拍了一张照片。有意思的是，照片中的两个人，不见勾肩搭背的亲密，也不见眉开眼笑的欢乐，只见一前一后若即若离，不冷不热的两个半截身影。
冰心那本《冰心自传》里，用一章十个小节，写了“在美的留学三年”，可谓详尽。也写到康耐尔大学，写到绮色佳。可在写到遇见的同学时，有梁实秋，陈岱孙，曾昭伦，许地山，瞿世英等名人，也有一些颇陌生的名字，如桂质良，谢文秋，王国秀，就是没有林徽因，以及受林徽因牵连的梁思成。
这会是疏忽吗？要是疏忽，也是有意安排的疏忽，带有情感选择倾向的疏忽。此中的用心，恐怕是不言而喻的。当然由此断定冰心与林徽因已经成了“仇敌”，依据很不充分，为时尚早。可两人之间，的确竖起了一层无形的壁垒，越来越难以贴近和靠拢了，倒是不争的事实。
冰心为梁实秋的生日，写过这样的贺诗：“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要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梁实秋最像一朵花，虽然是一朵鸡冠花。”
这诗很直白，像一盆水，从上一眼看到底，一点也不掩饰地表示她对梁实秋的赞赏，其实应该说是恭维。把男人比喻为“花”，已经够嗲声嗲气的了，而恭维之情又太外露，让人觉得牙根发酸，甚至有那么点肉麻。
那么，冰心为什么要把梁实秋美化成“最像一朵花”呢？
原来，有一篇文章，针对林徽因的诗作，板着面孔，一点也不客气的指责这些作品晦涩难懂。对自己的诗作，粗暴的加以曲解，贬斥，传达出的负面影响，林徽因自然愤懑不已，难于接受，好个不痛快。而看过这篇批评的冰心，却禁不住掩起嘴巴偷着乐，觉得评论里的一字一句如同利剑，刺向对方，替她出了口恶气。那么这个署名“灵雨”的作者，究竟是何方神圣，竟敢触犯在无数道目光里，被看成“女神”的林徽因呢？不是别人，正是梁实秋。
由此，冰心极力把梁实秋颂扬成“一朵花”的意图，就如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原来是在搞统一战线，拉上一个，变成自己的同伙，去对付另一个。“花”，出乎意料的演变成了一杆“枪”。两人身前身后，火药味开始飘来飘去。
冰心还找到了另外一杆“枪”，徐志摩。林徽因与徐志摩早已超越友情的亲密关系，闹得沸沸扬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身亡后，文化界众多人士，都纷纷著文表示哀悼，尤其是林徽因，她如诉如泣地写道：“任凭我们多苦楚的哀悼他的惨死，多迫切的希冀能够仍然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这难堪的永远寂静和消沉，便是死的残酷处”。
冰心在公开的祭念场合，一声不吭，一个字不写。可却在背后对梁实秋说：“人死了，什么都太晚……他真辜负了他的一股子劲”，“说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误他'？'他误女人'？也很难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
显然，冰心把徐志摩的遇难，与“女人”紧紧连在了一起，“女人”成了罪魁祸首。可这里一再说的“女人”，是哪个？虽然没有明说，但再痴钝的人也知道，是林徽因。冰心借助徐志摩，又向林徽因开了一“枪”。
与“枪”相比，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应该够得上一颗投给林徽因的重磅炸弹了。
1931年，梁思成与林徽因辞去东北大学教职，返回北京，住进了北总布胡同三号。这个小四合院，有个敞亮舒适的客厅。因为“太太”的才华横溢美伦美焕，形成个巨大的磁场，强烈的吸引了许许多多的文化精英人士，比如胡适，徐志摩，朱光潜，张奚若，周培源，沈从文，李健吾，金岳霖，常书鸿，李济，以及美国学者费正清夫妇等等，纷纷沓至而来。真个是往来皆鸿儒，出入无白丁。
1933年10月27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我们的太太客厅》。这篇小说与冰心其它作品如《繁星》，《寄小读者》，《斯人独憔悴》相比较，绝对称不上是佳作。可是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她的所有作品，超出了文学阅读的范围，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反响。
北总布胡同三号这间客厅，因此有了个响亮的新称号，“太太客厅”。 小说的影射色彩，太浓郁，有些露骨。里边的人物，诗人教授什么的，甚至那个美国女士，大多有生活原型，可以对号入座，“太太”更是直截了当，严丝合缝的与林徽因挂上了钩。
小说里边的这些文人雅士，两耳不闻窗外事，只知道喝茶清谈，附庸风雅，对于推进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没一点实际行动。冰心集嘲讽，揭发，鞭挞于一炉，把这伙人狠狠丑化了一通。矛头更是直接对准了客厅的核心人物“太太”，视其为始作甬者，把她当成了罪魁祸首。
冰心晚年接受采访时，被问到这篇小说，她回答说：“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不错，陆小曼是在北京短暂住过一段时间，自然也少不了往来的客人，但与小说写到的那些，相差甚远。小说里的“太太”没一点与她相似。比如小说中写了“太太”有女儿，陆小曼根本没生过孩子。小说的女儿叫“彬彬”，林徽因女儿的小名叫“冰冰”。两个名字的谐音，多么近似，这不会是偶然的契合，这一细节虽小，却暴露了庐山真面目。
冰心面对采访者，对一件已经过去四五十年的往事，为什么要执意加以否认呢，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心虚与愧疚，想极力掩遮，其实倒是欲盖弥彰了。
《我们太太客厅》的问世，冰心与林徽因形成的的“仇敌”局面，好像更公开也更紧张了。
为什么这样两个有不少亲近渊源的女人，会越来越疏远，以至让人觉得有点类似“仇敌”呢？
最根本的，是她们对人生，对社会的认知观点，立场，有泾渭分明那样较大的差异。落实到文学创作上，冰心热衷于贴近现实，贴近读者，写了不少问题小说，注重作品的社会效应，强调教育作用。
假如说冰心的上述追求是“入世”，那么林徽因恰恰相反，她热衷的是“出世”。她的写作是个人灵性的自由抒发，是对美感的渲染和展示，这就必然与客观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正所谓，道不同，不与为之谋。两个人在岔路口上分道扬镳，实属情理之中。
此外，冰心的成就，基本上是集中在文学事业上，比较单一。而林徽因除了写作，在建筑，美术，教育，乃至公关诸多领域，都展露出一个不凡才女的本色，足足压过冰心一头。即使在容颜仪态上，冰心也有几分逊色吧。这些原本也不算什么，但女性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尊和要强心理，遭遇强者，总是会嘀嘀咕咕的不服气。这也为形成“仇敌”，埋下了一颗种子。
就在林徽因读了《我们的太太》那篇小说之后，她特意拜托朋友给冰心送去一坛山西老醋。用意很明白，她让冰心好好体验一番吃醋那种酸酸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