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的形成过程，有两种不同说法

黄宗羲总结为“学凡三变”。”学凡三变”可以“龙场悟道”为界标，分为前“三变”和后“三变”两个阶段。前“三 变”为“泛滥于词章”、“遍读考亭遗书”和“出人佛老”；后“三变”为“以默坐澄心为学的”、“专提致良知三字”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

阳明弟子德洪则认为：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词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

德洪作为阳明最务实可信的弟子，描述的内容可能事实居多，观点的提炼层次，未必有大儒黄宗羲的高度。笔者认为，用德洪的描述还原事实，可能会得出与黄宗羲不一样的结论。

笔者认为阳明的思想确实经历了三个阶段变化，但不是前三后三的六个阶段。而是“格竹”，“龙场悟道”，“致良知”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们称为“格竹”阶段。这个阶段的一个特征是历尽挫折，也可以说是“困知勉行”的阶段。虽然潜心研究宋儒理学，却始终没有收获，以阳明格竹草草收场；然后又因为病痛转向佛老，发现佛老之学不但无益于病痛，还搞得家庭不睦，于是悬崖勒马。回归儒学后，因以程子身心之学教人而小有名气，然而不久就被杖责贬官。一系列的挫折，使阳明怀疑人生，怀疑自己经历的求学之道放到实践中为何处处碰壁。  

这个阶段不得不说的是甘泉（湛若水）对阳明的影响。阳明虽早知白沙（陈献章）之学，结识甘泉后，后者所论的“自得”之说才着实带给阳明深刻启发。已学很多，实践屡遭挫败只会增加“所学是否真的有所得”的疑问。

第二个阶段之所以称为“龙场悟道”，是阳明思想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个阶段的特征对传统理学的批判和抗争，也可以说是“学知利行”的阶段。多年的刻苦求学与实践上的失败，他归根于求理于外而内心无所得，最终导致行动上的挫败。于是批判传统的四书求理于外不正确，用内求于心重新诠释儒学《五经》经典。心有所得行上才有所成，这就是最早在云南创立“知行合一”学说的基本思想。回到京城后，阳明向学术界打响第一枪，对格物求理于外展开抨击。

不得不说的，还是甘泉对阳明的影响。此时甘泉阳明各自立言，本质（体）上都是心学，但是在方法上（用）却有很大的差异。甘泉推行“随处体认天理”，阳明认为还是有求外的嫌疑，不够专内。 阳明认为“良知”人天生具有，“去掉私欲，良知自然就体现出来了”，所以讲“吾性自足”。简单一点说甘泉和阳明的分歧在于“存天理而去人欲”，还是“去人欲而存天理”。在行动上，阳明的教学也是如德洪所说的简单的教人“静坐”。有点象禅宗的修身之法。

两人的分歧停留在学辩层面，可是阳明颠覆性的反对《四书》，激起很大争议。心学虽然有很多追随者，只是阳明当时尚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学术界仍然把他的思想视为异端。不论是因为阳明父亲王华保护儿子，还是学术抗争失败，阳明被调出京城。

从变革角度看，这个时期，阳明是作为儒家学术重大变革的推手，积极地把自己所想所悟，应用于立言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们说这是个“学知利行”之事。

第三个阶段阳明修正了心学体系，化繁为简只谈“致良知”。这个时期的特征是“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实际上算是“生知安行”。被“流放”于外的阳明遇到了人生的重大转机，“平叛”一战成名。立言岌岌可危的时候，事功淡化了“异端学说”的质疑。

在实践的传道过程中，静坐的危害也渐渐被他所意识到。阳明反思“平叛”这件事情，其中应用的疑兵，矫诏这些非常规手段。难道真的是靠静坐，去除私欲，就可以感知“天理”吗？自己静坐去除私欲，浮现出来的理都是多年阅历见识和求学积累的知识，倘若自己没有“困知勉行”的积累怎么可能凭空跑出来呢？一个学子来求学，如果他基础不好，静坐得到的也就是一个无害的人。这不但不能使他的学识有所增长，反而让他放下圣人之志，归于空寂。这堕入佛老空寂的危害和空谈圣人之志的危害，其实是一样严重啊。  

再谈阳明和甘泉的关系。当争论不再关注对方的缺陷，开始反思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往往就会以一个求同存异的方式来化解矛盾，尤其是你的影响力在实践的不断成功中逐渐扩大的时候，差异用行动去说明一切。这时候阳明开始辩证地看待新儒家的两个学派，在论陆象山和朱子学说之异同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和甘泉的争论也放下了，开始寻找共同点。“致良知”与“随处体认天理”都符合“知至，致之”。这个致，原本很难说是内求还是外求。当然细心的读着，会发现老练的阳明仍然用“良知”来坚持了不假外求的学术本质。

立言拨乱反正，矛盾转向佛老，儒学体系求大同，以及娴熟的“本末”，“体用”这套“搅混水”的辩证工具来推广“致良知”。再加上剿匪化民、办学等的一系列举措不断成功，影响力不断扩大。立言已经如鱼得水，遍地开花。

注：本文为dsgxl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