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之初读《苏东坡传》，我深深地感受到林语堂先生对王安石的偏见，从我心底认为林语堂先生对王安石的偏见是源于对苏东坡的喜爱。但是随着介绍王安石变法，让我重新看到在当时这种偏见就存在，苏轼的父亲苏洵对王安石尤为厌恶，甚至还专门写了一篇《辨奸论》，来说明王安石是怎样一个大奸大恶之人，语言之犀利，言语之凿凿，让人真的认为王安石就是这样一个阴险奸诈之人。并以古代学者山巨源预言王衍的将来和郭子仪预测卢杞的将来为例，说明冷静的观察者能看透人的性格而预知他将来的发展。还说这两人若不是有昏庸之主，这两个人还不单独有亡国的才干。
苏洵在《辨奸论》中这样说王安石:“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此人如一旦得势，足以欺英明之王，为国家之大害。“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真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从书中所看，苏洵应该与王安石并没有过多的交往，只是听好友张方平说起与王安石做同僚时之间的不愉快，再加上王安石衣着上的极不讲究，而对他产生反感。欧阳修曾把王安石介绍给苏洵，而王安石也愿意结识苏氏父子，可是苏洵对他是拒而不纳。也就说苏洵对王安石并没有过的接触，没有接触怎么会有全面的了解呢？而且王安石母亲去世时曾邀请苏洵参加丧礼，可是苏洵拒绝前往，还写下了这篇《辨奸论》。把王安石视为国家之祸害，这种论断，让王安石何以承受？
韩琦对王安石也曾经有偏见。那是王安石做扬州太守幕府时，彻夜读书。那时的太守是韩琦，王安石总是苦读通宵，到天将亮时才在椅子上打个盹儿，等睡醒时已经晚了，来不及洗脸梳头，便连忙跑到办公室上班。韩琦看他那副样子，以为他彻夜纵情声色，就劝导他几句，希望他趁着年轻多读点书。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长者对年轻人的忠告。但是后来随着王安石在文学方面的成绩，韩琦也改变了对王安石的看法。虽然后来对于王安石的革新变法韩琦也是反对者之一。
另外，对于王安石在政治上得到重视之前，他曾屡次谢绝朝廷的提升，这也被人们认为他纯系沽名钓誉之意。林语堂虽然对王安石有偏见，但是对那一段历史确实比较详细的进行的记录。在仁宗时期王安石曾上万言书，陈明他对改革财政的基本原则。已经在位三十多年的仁宗皇帝，已经习惯了这种安逸，更何况当时天下太平。所以宋仁宗把王安石的这份万言书束之高阁。自己的政治见解，没有得到皇帝的认可，自己的政治理想就无从实现。道不同不相为谋，就算做了京官，也是中看不中用。因此对于朝廷的几次恩召，王安石都辞谢不就。而有些人却说王安石这样做是为了试探自己政治的基础。诚如康震教授所说，王安石是做大事的人，所以在任地方官的时候，他一定得是一把手。因为作为一把手，他的一些决策才能够顺利实施。王安石在地方上任一把手时，的的确确成绩斐然。成为京官虽然是所有士大夫的毕生追求，对于王安石来说，却是能不能施展自己的远大抱负。如果不能，还不如不做，而是到地方上造福于一方百姓。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他为什么不任京官了。
我们不能说有些人是带着有色的眼睛在看王安石，因为王安石的有些做法的的确确异乎常人，使常人所不能理解。诚如苏轼所说:高处不胜寒。与常人太过于格格不入，再加上自己在为人处世上的一些缺陷。也就不难理解，人们对王安石的偏见了。作为改革家的王安石，也从不怕别人的非议，是非功过任人评说。王安石改革的出发点是好的他是为了富国强兵，正如他在上书宋仁宗的万言书中所说:政策无论如何不相同，但皆以人民之利益为依归。中国历有盖棺论断的说法，唯有王安石，褒贬不一，争议最大。而我认为，这些争议，正说明王安石在历史上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