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和亲政策,始于西汉初年的汉高祖刘邦统治时期。
秦末汉初,西汉建国之前有7年时间是处于连年征战状态:头三年灭秦,后四年楚汉相争。刚刚建立的西汉王朝百废待兴,国力还处于衰微阶段,当时不足以用武力来跟屡屡进犯扰边的匈奴抗衡。
公元前206年西汉建国,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就被匈奴围困在山西大同平城的白登山7天7夜。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白登之围”。这也是西汉建国后第一次与匈奴正面交战。
通过这次战争,西汉和匈奴之间军事与国力上的对比可见一斑。
经过“白登之围”,汉高祖刘邦开始采纳大臣刘敬的建议,同匈奴和亲。这在当时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妥协与权宜之计,更是一种变相的纳贡和岁币,屈辱的成分很浓。
西汉当时虽然对匈奴采取了和亲政策,但是因为综合国力处于劣势,西汉初年的和亲并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匈奴还是会屡屡进犯边地,西汉也只好采取“边和边打”的国策。
用和亲政策来缓解边疆游牧民族对汉室的侵扰,在当时有着现实和战略双重的积极意义。西汉除了与匈奴和亲,还与西域和亲。
汉武帝时期的“昭君出塞”,“细君公主”,“解忧公主”,都是历史上比较成功和有影响的和亲案例,这与当时西汉的综合国力已经非常强盛密不可分。
不过,在汉武帝和汉景帝之前的汉文帝时期,有过一次与匈奴和亲非常不成功的经历,原因就是和亲的随从队伍中,出现了一个汉族败类,差点将大汉王朝的基业毁掉。
这个人就是中国的汉奸鼻祖——中行说(zhōng háng yuè 行同航音,说同悦音)。
汉文帝刘恒23岁登基,46岁驾崩,他在位的23年里,经历了匈奴三任单于政权更迭:冒顿、老上、君臣。也遭遇了匈奴三次大规模的进犯入侵。其中老上单于在位和君臣单于在位期间的两次严重进犯,都与和亲随行使者中的汉族败类中行说有关。
中行说是汉文帝时期的一个宦官,出生在燕地,会匈奴语言,熟悉匈奴生活,所以公主和亲时被派遣陪同公主一同到匈奴去。
中行说当时非常不愿意去,因为去了匈奴就意味着他的一生将老死边地,从此再也回不到中原。
《史记》中记载了中行说临行前说下的一句狠话:“必我行也,为汉患者”。
翻译过来就是“你们一定要让我去,我将成为大汉帝国的重大祸患”。
一语成谶。
中行说怀着对大汉帝国的无限仇恨,踏上了离乡赴匈之路。到了匈奴,他马上就投降于老上单于,并且极尽其能事开始破坏西汉对匈奴的政策。
当时汉文帝采用先秦诸子中,法家代表韩非子的“术”,制定出了对匈奴的基本国策,准备长期对匈奴进行同化、汉化。
比如在衣食住行和享乐方面,用汉地的丝绸服饰和汉地奢华的车马,用汉地的美食,用汉地的音乐和美女,用汉地建造的漂亮房屋,用给投降大汉的匈奴人以高管厚禄,让他们享受汉地先进的文化娱乐,等等等等,就是用这些农耕民族特有的东西来诱惑和同化匈奴人。
中行说到了匈奴以后,把这些情况全部都告诉给了老上单于,并且针对这些问题,一一做出破解之术。
他让匈奴人穿上汉朝送来的丝绸做成的衣服去骑马、狩猎,让他们在秋天牧草坚硬的草原上跑动翻滚,然后与匈奴的皮袍子对比,这种情况下,丝绸与皮革的优劣一下子就区分出来。
中行说还灌输匈奴人的自大意识,尤其在与大汉王朝的书信往来中,对自己的称谓及其自大,以此增加匈奴人的自信。
中行说还将被汉民族视为乱伦的匈奴嫁娶习俗,批讲成“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样可以保证匈奴民族的血统纯正。”
古时候,匈奴人的父亲死了,儿子要娶父亲留下的妻子;哥哥死了,弟弟要娶哥哥留下的女人。这些习俗,在汉人眼里是乱伦之举,可是经过中行说的批讲,就变得非常有道理了。
中行说的说辞,极大增强了匈奴人的自信意识,也挑起了他们对西汉王朝的仇恨。
除了以上三件坏事外,中行说做的最汉奸的一件事情就是出卖大汉王朝的军事情报。
在中行说的唆使和谋划下,老上单于在公元前166年,亲率14万匈奴骑兵进犯汉朝边地。这次大规模的严重进犯,距离老上单于父亲冒顿单于的进犯仅仅相隔11年,是汉文帝在位期间匈奴发动的第二次大规模犯汉。
这一次,匈奴骑兵火烧了位于陕西陇北的回中宫,匈奴的侦察兵甚至打到了大汉的甘泉宫。
甘泉宫可是大汉天子的行宫啊,距离长安的未央宫仅100多公里!
匈奴的这次大举进犯,不但给汉朝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军事上的损失,还给汉地人民的心理造成严重的伤害和恐慌,甚至威胁到了大汉帝国的基业。
汉文帝虽然派出了多名将领带兵迎战匈奴大军,老上单于还是在塞内驻扎了一个多月才撤军,而且匈奴的军事力量,没有遭受到毁灭性打击。
中行说的叛变和汉奸行为,给汉文帝时期的对匈政策,对匈作战,带来了极大困难和危害。
在如此外患不断的情况下,汉文帝在位的23年时间里,一直承袭汉高祖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始终坚持“打和并重”的原则。
汉文帝死后,汉景帝也遵循这一国策。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边疆紧张局势,保存了国力军力,让西汉得以有更长的缓冲时间去集中精力恢复生产,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强盛国力。
正因为有了前面三任西汉皇帝对匈政策的坚持,才有了后面汉武大帝最终靠实力靠武力解决了匈奴侵扰边地问题,也使西汉在之后100多年的时间里,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局面。
起于汉,兴于汉的民族和亲政策,一直延续到唐、元、明、清和近代,对后世的影响不仅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而且促进了民间各民族之间的通婚,促进了民族间的团结融合,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族间文化艺术的交流,甚至对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着积极和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