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炒注：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史，中华帝国一直在改朝换代的剧情中循环。从暴秦、强汉、乱晋、盛唐、弱宋，到最后明清的封闭，我们习惯于从君王的性情、国家的政治军事史以及官僚的人品道德中去思考过去。但在这些历史表面的背后，是国家财政的负重前行。财政的兴衰，决定了国家的政策和民心的向背。

第三周期：集权财政制度的涅槃重生

宋是一个让人恨铁不成钢的朝代，它经济繁荣，却积贫积弱，将一副好牌打烂。而这一切，都能在财政上找到原因。

为彻底解决地方割据，宋朝实行中央养兵和官员互相制衡，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官员俸禄让宋朝喘不过气。两次财政改革，分别从减少支出和扩充收入着手，均告失败，宋朝财政走投无路，奔向了通货膨胀这个深渊。

为便于阅读，我将第三周期分成上下两篇。上篇写隋唐，下篇写两宋。

五、五代十国

商品经济发展

五代十国（907年—979年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与以往不同的是，政治上虽然分裂，但经济上联系频繁。

一大批出身于庶族的藩将成为这一时期统治阶级的主流，各国的帝王大多出身于下层人士，将相大臣也大多出身微寒。这主要是由于，随着均田制的破坏、科举制的兴起以及唐朝民间经济的繁荣，大批庶族地主涌现，五代十国时期继续了这种趋势。

庶族地主出身平民，大多靠商业发家，在观念上更加务实，不受儒家经济观念的束缚，不相信君权神授，只相信实实在在的势力。因此，相比于前代的重农抑商，五代十国的统治阶级开始重视商业，通过商税强化政权，尽管战乱频繁，但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

后周世宗改革

北宋承袭后周。后周（951-960年）是五代十国最后一个朝代，由后周太祖郭威灭后汉开国。

954年，著名的周世宗柴荣继位，立即着手进行经济改革：

1、土地改革，学习北魏的均田制，把中原无主荒田分配给逃亡人户耕种；

2、税收改革，取消所有权贵的免税特权,不管你是谁,你只要占有土地就必须向朝廷纳税，包括孔子后裔；

3、仿照唐武宗灭佛，废除寺院3万多所，新增良田万顷，迫使6万多名僧侣大批还俗，收购民间佛像铜器铸钱。

改革之后，后周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成为五代十国中最强，先后击溃南塘、后蜀，占领富庶之地江浙和四川，使后周的实力再上一个台阶

公元959年，柴荣英年早逝，在位才5年，年仅46。柴荣的早逝给了赵匡胤登上最高权力的机会。

六、不堪重负的北宋

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以政变的形式建立北宋。

唐朝解决了世族门阀问题，却留下了地方割据的隐患。

解决地方割据，财政之伤

针对节度使问题，宋太祖的办法简单直接：收缴兵权，中央养兵，弃府兵制用募兵制。全靠中央拨款。

针对权力集中问题，各级政府财权、军权和行政权三权分立，皆由中央任命。因此，北宋创设了最复杂的官僚制度，官员互相牵制，各级政府盘根错节。

从此，地方势力再也没有能力挑战中央，北宋之后的封建王朝，中国再也没有发生地方挑战中央的事件。由此也带来财政上的一大问题，养兵要用钱，公务员也得花钱。

北宋养兵120万，创历史之最，军费一度占到财政收入的80%以上。关于北宋军费开支之巨大，宋仁宗时的大臣蔡襄曾提到：“禁军一兵之费，一岁约费钱五十千文。厢军一岁费钱为三十千文，通一百一十八万余人，一岁约费四千八百万缗。”这还只是士兵的工资，不包括前线支出、军官俸禄等费用。加总起来，达到6000万贯。如遇到战争，费用又得增加千万巨。

北宋在编官员2.5万名，疆域更大的唐朝从没超过2万，地方吏员二三十万名，科举取士人数是唐的5倍。俸禄支出1200万贯。

军队和官员的支出就已经是7200万贯。这还不包括基建、皇室开支。

财政制度

农业税上，北宋沿袭唐德宗的“两税法”，承认土地私有制，按土地面积定额征税，一般每亩收1斗（12.5斤，亩产300斤左右），江南等地每亩收3斗，两税收入2000万-3000万贯之间；政府养兵，没有了兵役，但还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北宋农民的税负并不轻。农业税总共在5000万贯-7000万贯之间。

商业税上，宋朝鼓励商业发展，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商税制度，宋仁宗在一道诏书中称：“商贾不通，财用自困。”，工商税率比较低，2%-3%之间，商税最初500万左右，中期保持在1000万左右。低税率成就了宋朝经济的繁荣，但民间商业集中在利润微薄的产业中下游，如服装、玩具等。

国营专卖上，宋朝的国营专卖比汉唐都要严酷，专营的领域更广，囊括了盐、酒、铁、茶、香料、醋等上游产业，并且制定严酷的法律禁止民间涉入，更是加强了对专营商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全程管理。专营收入达到4000万贯，是晚唐税收总额的两倍。这种政策间接导致了王安石变法失败，后面再表。

北宋初期财政总收入是7000万贯至8000万贯，中后期的财政总收入在1.2亿贯至1.5亿贯之间，峰值是1.6亿贯，远超前朝。

北宋一改历代王朝开国的轻徭薄赋传统，从一开始就是重税，远超汉唐。

在鼓励商业上，宋朝远不如唐，政府占据上游重要产业，只将下游薄利行业留给了民间。宋朝的商业繁荣，与政府关系不大，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规律使然。

范仲淹改革，缩减开支

宋仁宗宝元年间（1038-1040年），北宋对西夏开战，仅陕西一带的战前开支为2000万贯，开战后疯长到3300多万贯。土地兼并的严重激发了民变。北宋的财政问题凸显。

公元1044年，宋仁宗启用范仲淹进行改革，试图进行财政收缩。

针对冗兵，范仲淹提出恢复府兵制，寓兵于农；

针对冗员，范仲淹改革考核体系，淘汰官员，仿照唐初实行公廨田；

针对收入，范仲淹提出重视农业，轻徭薄赋。

范仲淹改革的实质是儒家的小农经济，减少政府支出，减少农民负担，但对土地兼并视而不见。整个官僚反抗范仲淹改革，一年以后，改革无力推进，范仲淹心灰意冷，远走陕西。

范仲淹改革之所以失败，在于以他抱守的儒家经济为理论基础的改革是不切实际的。

他的脱离实际在军事改革上体现得最为明显，直接由募兵制改回府兵制，宋仁宗断然拒绝。

在政治体制上，更改法令，精简官僚，初衷是好的，但改革者并未掌握实权，只依靠皇帝强行推进改革，如此冒进，只会招来强烈的反抗，儒家这种幼稚的改革变表现，前有王莽改制，后有戊戌变法。

在改革思想上，小农经济已经落伍了，跟不上商业发展的时代潮流。

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儒家代表的范仲淹，其改革相当保守，依然是儒家倡导的“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为官清廉”那三板斧，只字未提商业。两千多年来，儒家学派在政治和文化上颇有建树，在经济上愚昧保守，几无贡献。

盐钞养兵，古代版房地产

范仲淹改革难以推进，军费问题依然困扰着宋仁宗。公元1044年，宋仁宗推出盐钞。

盐钞是北宋的创新，商人先向官府交一笔钱，换取凭证，这张凭证就叫“盐钞”，商人凭盐钞到指定机构支取食盐，再到指定边关地点销售，商人自己负责运输。

盐钞的实行，不仅给宋仁宗带来了700万贯左右的财政收入，还为政府节省了500万-700万贯的额外开支，满足了80%的边关军事开支。

很像现在的土地垄断，盐钞就是政府画押的土地证，商人先缴纳土地出让金，拿到土地证，然后建房子销售，商人自己负责建设。地价占到房地产收入的1/3，这还不包括各类房地产税目、土地抵押收益及背后的利益输送。政府仅靠卖地就能获得一半的财政收入。

北宋那时还没有出现纸币，由于盐钞的良好信誉，后来盐钞逐渐货币化，成为交换媒介。盐钞是建立在人们对盐的正常需求上的，发行过量，就会形成泡沫，一地鸡毛。

政府抑制不住敛财的冲动，发行了大量的盐钞，远超实际需求，在1073年，民间实际盐需求是43万席，而陕西边关发行的盐钞就超过了90万席，盐钞越来越不值钱，最后无法实行了。想一想，这跟房地产多么像。

王安石变法，强势的国营政策

宋仁宗死后不久，宋神宗上位，面对刻不容缓的财政危机，公元1069年，启用王安石开始敛财的改革。

当时还发生了王安石与司马光激烈辩论，极类似财政眼中的帝国兴衰（二）——秦汉里的盐铁论。

儒家代表的司马光依然是儒家经济那老一套，认为政府应该节省开支，以农为本，不要随意从民间搜刮；王安石认为政府正常开支不应缩减，利用政府力量搞活经济，从而增加财政收入，“民不益赋而国用饶”。

在理论上，无疑王安石更先进，但在中央集权制下，一起做饼往往就演变成了分饼大战。皇帝肯定赞同王安石的开源政策。

三年间，市易法、青苗法、方田税法、农田水利法等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陆续推出，将基建、金融、商品买卖等全部由国家掌控。俨然一副计划经济的样子。

王安石变法与范仲淹变法都没有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

王安石变法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给底层人民带来好处，反而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但变法实实在在增加了财政收入，缓解了财政紧张。免疫法创收400万，青苗法创收300万，市易法创收100万，其他的贡献微乎其微。

改革者足够决绝，也掌握了政治权力，但王安石变法依然很快被废除，变法失败原因众说纷纭，甚至有人神化他，说他的改革过于前卫，超越千年，但真实原因就一个：

开国实行的严酷国营政策已透支民间财富潜力，此时的改革实际上是与既得利益者争利，当既得利益者把自身损失转嫁给底层平民时，改革同时面临着两个庞大阶级的阻挡，无法形成新的利益阶层，这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王朝财政体制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中国再也没有整体性配套改革。为了维稳，中央政府变得趋于保守，不复汉唐雄风。后人对他的推崇与怀恋，实际上是一种对国家变革的渴望。

但是，王安石变法既不先进，也不前卫，不过是封建王朝国进民退的又一次上演罢了，与桑弘羊、刘宴并无本质区别。

以后来人的眼光来看，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对中国本是一次难得的转型机会。北宋民间经济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范仲淹和王安石变法的迅速失败，意味着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财政步入死局，单纯的财政制度改革已无法挽救中国封建社会的命运，拥抱工商业，国家经济整体的改革，才是更好的出路。

虽说资本主义对于封建主义来说，是洪水猛兽，会湮没封建主义，但北宋要想自救，还是得沿着资本主义经济这条路线走下去。因为资本主义的商业是包税和自治的，不花费朝廷一文而自治自建，还包缴纳赋税。商业税收的潜力是农业税收无法比拟的。很遗憾，北宋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宋以后的明清，则直接倒退回了农业经济，与世界潮流越来越远，中国步入长期停滞，在一棵枯树下昏睡700年。

通货膨胀挽救财政

北宋末年，财政年年赤字，财政收入只能覆盖支出的3/4。两次变法，财政收缩和财政扩张均失败，面对赤字，政府无所适从，只得喝下通货膨胀这杯烈性毒酒。

公元1102年，作为王安石女婿的哥哥，敛财能臣蔡京成为北宋的宰相，四处敛财，新增收入2000万贯，搜刮完民间后，就利用货币的通货膨胀不断从民间抽取财富。

1102年5月，在蔡京的主持下，政府铸造折五钱“圣宋通宝”，贬值2.5倍，试行成功，经济未出问题。

1103年，朝廷下令铸造折十钱“崇宁重宝”，其中铜钱3亿文，铁钱20亿文，币值再贬2.5倍，新币总额将近市场流通总量的1/10。

新币的大幅贬值，引发民间私铸之风，民间经济受到创伤，宋徽宗担心出问题，逐步禁止折十钱流通，强制收回，并将蔡京罢相，但官府收购折十钱的价格较低，百姓财富凭空遭受巨大损失，再次遭到政府洗劫。

公元1107年，蔡京官复原位，再铸折十钱，并严厉打击民间私铸。公元1111年，宋徽宗命令折十钱贬值为当三钱，持有折十钱的人的资产一下子缩水70%。

随着折十钱数量的越来越多，温水煮青蛙，老百姓生活日益贫困。

政府不仅将铜钱、铁钱大幅贬值，还将具有货币功能的区域性纸币交子、钱引也大幅贬值，而且纸币的贬值更加轻松高效。

交子起源于宋仁宗时的四川，由民间自发发行，流通量一直保持在25万贯，宋徽宗发行交子后，用5年的时间将发行量扩大20倍，交子的价格从1000文直线下跌为不到20文，引发金融崩溃，政府一看形势出现失控，发行新交子，按4:1兑换，即4贯旧交子兑换1贯新交子，一下子贬值4倍，持有交子的人的资产缩水75%。到最后，政府停止兑换交子，任其自生自灭，将持有交子的人洗劫一空。交子失去信任后，政府又发行纸币钱引，玩法与交子一样。

民间财富被政府剥夺干净，当北方战事又起时，政府已经无力筹集军费了。1126年，蔡京被罢官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的第57年，二帝被俘，北宋灭亡。

从开始实施通货膨胀，到北宋灭亡，仅仅24年。

七、先天不足的南宋

公元1127年，南宋建立，偏安杭州。南宋基本完整继承了北宋的体制，只是人口和土地有所缩减而已。南宋从建立伊始，就自带财政失衡这个基因。

财政收入

在财政收入上，南宋财政收入分为农业税、专营收入、地方的上供、各类商税。

南宋丧失半壁江山，人口降至七八千万，耕地降至700万顷，加上战争的破坏，作为祖宗正赋的两税收入自然大幅减少，1500万贯左右。

南宋朝廷要求地方各级政府每年上供，折钱交纳，“以助国用”，初期每年上供1500万贯左右。

盐、酒、茶等各类专营收入4000万贯，仅盐利一项就有1500万贯。

各类商税合计2000万贯。

财政总收入9000万贯，峰值是宋宁宗嘉定期间（1208-1224年）的1亿贯。

南宋的命门

相比北宋，南宋多了个北伐战争这个财政黑洞。南宋政权的合法性就是北伐收复失地，南宋国祚152年，进行了4次北伐：岳飞北伐、隆兴北伐、开禧北伐、端平入洛。每一次北伐持续多年，包含多次战争，大家耳熟能详的岳飞北伐，持续6年，来回折腾4次，大小战争10余次。每一次战争都是巨大的财政支出，南宋的财政赤字如影随形，帝国随时都有财政崩溃的可能。

南宋初期，政府部署六大集团军，近20万人，“月费两百万缗”，年花费2400万贯；川陕前线至少40万人，年花费“钱三千余万缗，粮一百六十余万石”。两项合计，南宋初期的军费开支6000万贯，中央行政支出1300万贯，两项刚性支出合计至少7500万贯，这还不包括基建、赈灾等大额支出。对于一个刚建立在废墟上的政权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在不爆发战争的平静年代，南宋财政勉强平衡。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争，陡增的军事开支让财政立刻入不敷出。

戒不掉的通货膨胀

南宋发行了纸币会子，使用范围比北宋时期的交子更广，与北宋一样，南宋政府又想到了通货膨胀这个“夜壶”。

1161年，南宋在全国推行会子，最初的发行量在1000万贯左右；

隆兴北伐后，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年-1189年），发行量达到2400万贯，增长2.4倍，会子贬值了25%，能兑换750文钱，还算比较克制；

宋宁宗（1194－1224）上位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希望通过会子解决财政问题，以支持北伐，史称开禧北伐。会子发行量达到1.4亿贯，比继位初增长14倍，引发了剧烈的通货膨胀，政府尝试过回收，但手中资产有限，仅收回了5%不到的会子。会子价格跌到100文钱。

宋理宗（1224－1264）时期，公元1234年端平入洛后，会子发行量达到3.2亿贯，比继位初增长2倍多，贬值25%，米价暴涨至每斗3贯400文，是宋孝宗年间的13倍。1247年，会子发行量达到峰值6.5亿贯，200文的会子连一双草鞋都买不到，会子基本成为废纸。

公元1262年，宰相贾似道发行“关子”取代丧失价值的“会子”，但强制作废、兑换比例不合理的措施导致了更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又成为了废纸。

与北宋末年一样，货币不断贬值，民间经济被掏空，造成国家财政枯竭，无力扩充兵员抵御外敌。

公元1279年，蒙古人叩关入侵，政府财政枯竭，无力抵抗，南宋灭亡。

八、小结

财政收缩和财政扩张均快速失败，证明集权财政制度走进了死胡同。面对生命力旺盛的工商业，集权财政制度无法调和彼此利益，以实现共荣，最后同归于尽。

清除了世家大族这个顽疾后，如何处理蓬勃发展的工商业，成为关乎集权财政制度存亡的核心问题。二者能否共存？

明朝没有选择拥抱工商业，而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小农经济，回到了原始制度，成为中西方文明发展的分水岭。没有了民间经济这个“麻烦”，集权财政制度能否走出历史循环？具体分析请看终篇《财政眼中的帝国兴衰（四）—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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