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 译
译者注：本文为本雅明“波德莱尔与第二帝国时代的巴黎”研究计划未完成的导言，可能是为“论波德莱尔”全书而作，也可能只是为其中核心章节而作。

　　在趣味的形成过程中，商品生产相对于任何其他生产都具有确切的优势。把产品作为供市场出售的商品生产出来的后果是，人们越来越意识不到生产的社会条件（比如剥削）和技术条件。消费者在跟手艺人订货的时候多多少少是个专家，因为手艺人总是个别地向他提供建议，但当他作为一个买主出现的时候，一般是不具备有关商品的知识的。更何况，以提供廉价商品为目的的大生产一定具有掩盖低劣质量的倾向。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情愿买主对产品一无所知，因为这样更有利可图。工业越发达，它就越能够向市场投放仿制品。商品总是沐浴在一种亵渎神圣的光芒中，这种光芒和制造出它的“神学的欢呼雀跃”的光芒毫无共同之处，但对社会却有一定的重要性。查普塔尔（Chaptal）在1834年7月17日有关商标的一次演说中说道：“顾客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楚不同质料之间的差别。先生们，不会的。消费者并不是质量的裁判；他只认商品的外表。可只是看看摸摸怎么能确定颜色是否耐久、质地是否精良、做工是否地道呢？”随着顾客专门知识的衰退，趣味的重要性就增加了，对消费者和厂家来说都是如此。对于顾客来说，趣味以一种繁复的方式掩盖了他自己缺乏行家眼光的事实，而对厂家来说，趣味给消费带来新鲜的刺激，给消费者带来满足感，从而消除了他的其他要求，而那些要求的满足对于厂家来说就会昂贵得多了。

　　文学通过“为艺术而艺术”反映出来的正是这种变化。这个教条和与它相应的文学实践第一次在诗的领域里赋予趣味以决定性的地位。在“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号下，诗人第一次像一个买主在露天市场里面对商品一样面对语言。他已经在一个特别高的程度上失去了对语言生产过程的熟悉和精通。“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人最不能担当的称呼就是“来自人民”。他们没有任何急切的东西要表述，从而能让内容决定词语的创制。所以他们只能在他们的词语中挑挑拣拣。“被挑中的词”立刻变成德国青年运动（Jugendstil）的座右铭。“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人最想要带入语言的是他自己，包括他自己的小怪癖、小精妙，和他天性上那些根本称不出份量的东西。所有这些因素都在趣味上反映出来，诗人的趣味指引着他对词语的选择。然而，他能在其中作取舍的词语却不是已经由对象本身创制出来的，所以，它们根本就没有被包括进生产过程之中。

　　就事论事地讲，“为艺术而艺术”理论在1852年左右获得了决定性的重要性，这正是资产阶级寻求从作家和诗人手中接过自己的“奋斗目标”的时候。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马克思这样回忆这个历史瞬间：“议会外面的资产阶级大众通过对自己新闻界的粗暴滥用”向拿破仑施压，要求他“消灭他们的言论和写作分子，消灭政治活动家和文人，以便他们能在强大、不受制约的政府的保护下信心百倍地埋头打理私人事务”。我们可以在这个社会变化的终点找到马拉美和“纯诗”理论。在马拉美这里，他的阶级的奋斗目标已经变得和诗人毫不相干，所以一种没有对象的诗歌就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在马拉美本人的诗里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讨论，他的诗总是围着“苍白”（blanc）、“缺席”（absence）、“沉默”（silence）、和“空洞”（vide）这些词转。这就像是一个硬币的表面，而它的另一面也同样重要，在马拉美尤其如此。它们提供了证据，表明马拉美已经不再为他自己所属的阶级效力了。这是从这个阶级一切明明白白的经验里面抽身而去。要把生产活动建立在这种退场的基础上，就会遇到具体的、难以逾越的困难。正是这些困难将马拉美的诗变成了神秘晦涩的诗。波德莱尔的诗并不神秘，然而，他作品里反映出来的种种社会经验决不是来自生产过程，至少不是来自最发达的生产过程，即工业生产过程。尽管如此，波德莱尔的诗仍以曲折的、拐弯抹角的方式从这一过程中生发出来，这在他的作品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神经衰弱的经验，大城市居民的经验，消费者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