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3）：政治编织与法律

传统上，柏拉图政治哲学最重要的作品是三部作品。这三部作品，在今天的熟悉程度是非常不一样的。在二十世纪后期，大概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特别是因为英国大学的一些教育方式，导致《理想国》成为了柏拉图作品的政治哲学的代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被最广泛阅读的柏拉图作品。这个在之前都不是这样的，比如在中世纪，长期以来读不到《理想国》，对柏拉图的理解或许更多来自于像《斐多》或其他一些更具道德化的作品。

但是这部作品它基本构成了我们今天说柏拉图。比如我们从柏拉图政治理想主义或者是柏拉图的一些重要的批评者，比如我们看到的卡尔波普写的封闭社会及其敌人，那么他理解的就是《理想国》这部书。那么把《理想国》看作是柏拉图设想一个封闭社会的一个蓝图。那么这个故事中当然包含了非常多的因素，但是以《理想国》为例看中文的翻译实际上就非常典型，就是说你如果去看希腊原文，或者看他的拉丁翻译的话，其实你是看不出理想国的一个意思。

但是今天我们当理解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基本是按托马斯莫尔的题目去理解它的，基本把它看作是一个XXX，就是一个没有在任何地方实现的理想和政治的蓝图。这是一个最明显的对柏拉图的政治思想的代表的学说理解，因此现在的这些政治哲学家在批评古代哲学的时候，当他提到古代哲学家，关心的是想象中的政治，那么他其实也多多少少我们都认为它指的是像理想国这样的一个政治形态，那么进一步地对柏柏拉图图解释的时候，他会因此产生不同的柏拉图思想的这种理解，他就会发现了另外两本书其实都没有走到理想国的这样的一个结论，或者至少它有些差异，这是我们读政治家篇或者是法律篇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那么他会因此构筑一个抓住思想发展的逻辑。

比如说柏拉图最早的时候，对政治充满了理想主义，后来随着年龄变大了，变得更加成熟，所以他晚年的法律篇，就是一个比较现实主义的一个作品，就会比理想国更现实，好像是这样，就是说你要自己去读过才有感受。说他更高倒是肯定是更明显的，但是是不是更现实，这是另一个问题。政治家篇甚至认为，因为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政治的政体的最好的一个形式，那么被认为是一个哲学家做王的统治，那么他认为在政治家篇的布柏拉图夫似乎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指向一个被称为是法律统治或者是甚至说宪政秩序的逻辑，这个解释直接会和后面的希腊政治思想的逻辑进一步贯通。

他们会认为，严格来说，亚斯多德的政治学比柏拉图的这个作品会更现实一点。因此亚斯多德的政治学其实是继承了法律篇和政治家篇的这样一个发展。这是一个在20年前非常普遍的对整个希腊政治思想大的脉络理解，它是建立在对这样4部作品之间关系的一个把握上。这是经不起任何仔细地阅读和推敲的。只要读过正我们读的政治家篇，就会非常清楚的看到政治家篇的基本思想，它和理想国的一些核心的主题是有高度一致的，但是它俩确实会得出非常不同的一些结论，不同结论我们怎么理解是我们这次课也会讨论的。另外当然我们会看到比如理想国中的最佳政体，下次我们会讨论。那么我们会看到理想国最佳的政体是人们要祈祷有一个哲学家能够凑巧成为统治的君主或者皇，那么政体同样并不是一个必然出现的东西，它是一个需要人祈祷，然后才可能有。这是一个高度可能的，怎么理解它？当然这不是我们这次课特别集中讨论的，但是同样的表述，在亚斯多德的政治学中，我们将来也会看到他会讲。

在某些时候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中的神，那么你会得到一个最好的东西，这个最好的东西实际上是祈祷，这在希腊文的表述中都是统一的，都是祈祷问题。我认为亚斯多德的这个表述是直接从他作为学生在学园里上课的时候，整个学园的共同的一个表达是来自于柏拉图的作品，所以说对这个问题他并没有什么分歧。但是他们分歧当然就是说是在如果这样一个最佳的最好的状态，或者人祈祷状态不降临的时候，那么你怎么去安顿政治的问题。

那么在不同的作品中，其实尝试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但整个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高度一致的，不是一个我们通常说的一个温和的、现实主义的、重视法治的亚斯多德和一个理想主义的、重视人质的拉柏拉图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很大程度是夸张，或者只是把其中的一部书里的某些章节、某些段落拿故意的拿出来的一个结果。但是从这个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大家在争论的时候关注的是两个非常集中的问题，一个是说对于一个政治统治来说，法律的统治和人的统治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人和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说，当你设立一个好的政治架构，比如说在希腊里头，我们慢慢看到它是以政体这个概念出现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政体，它本身是怎么理解面对时间，或者是我们说人的人心的变化，它必须产生变化。也就是说人和法的关系以及政府的基本架构里，它不断会产生的各种偶然的变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柏拉图哲学或者是古代形而上学，所谓的存在和变化之间的这样一个大的对立或者是关系，那么构成了他的政治哲学或者柏拉图政治哲学传统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这点和我们现在的思想有最大的一个差别，这个可能有各种原因。一个我们会考虑到，对于一个古代政体来说，我们知道即使到了卢梭这个时代，人们提起的最好的古代政体，仍然是莱姆斯建立了斯巴达。这个政体的好的标志就在于莱姆斯建立了一个法律，斯巴达人可能七八百年都在遵守。这是今天难以想象的。但是它表明了一个最非常重要的政治面临的人事的这种起伏变化的时候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说它没有现代政治必须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进步的观念。

就是说能认为一个800年前的政治架构和它的法律规定在今天仍然起作用，那么你需要相信人的生活在最根本的方面没有任何变化。我觉得今天的人严肃的想来，你很难完全同意。你觉得这个政体不能像手机一样，每两年换一下，但至少比如每两代人会发生一个变化，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你的政治思想实际上持有不同的看法。举例是许多人认为美国宪法好，就是美国宪法制定了发生这么多变化，除了十几条修正案以外，基本好像还是按原来的宪法在进行最基本的什么裁断。相反大家会说，比如法国宪法，那么就说为什么始终宪法很难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建立一个稳定的什么法律秩序，就说宪法其实像期刊一样，隔几天就会重新出版。所以我们实际上心里即使在现在，我们面临所谓进步和革命的这种双重挑战的时候，我们似乎仍然相信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法律秩序。法律的统治或者基于法律的基本架构，应该是有个非常重要的恒常的稳定性，它似乎和技术不完全一样。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想法，你仔细推敲一下，你会觉得非常奇怪。

当然普通法国家它有些特别发展出来的法律技术，把一些看起来完全不相干的事情，通过类推的方式建立起联系，从而把五六百年前它通常都是一些地产的案例，把它创造性地用到今天的事情。这种法律技术使法律的稳定性可以和不断变化的时代、人们改变的生活联系起来，它把这些解决了。但是它没有解决我们思考的一个特别根本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人类社会随着技术的变化，它会不断地向前推进的话，为什么政治和法律知识我们追求一个长期的非常稳定的秩序？

如果我们在古代社会里，我们是可以接受这个原则的，这个原则是我不认为有什么大的变化，不认为有特别根本的变化。但是我们这个想法，就是我们认为古代人通常并不接受社会和人类生活整体进步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其实要打上一个引号，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判断，其实如果我们去看政治家篇，我们会发现古代人同样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人类的文明其实是有一个从一开始的状态逐渐发展的文明的过程，而政治在文明的过程中其实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那么，大家都读过卢梭，你就如果承认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的话，那么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怎么和文明的演变。随着技术、农业、贸易种种的发展，我们在安提格涅的第一合唱歌里曾经看到过他描述的人类的因为这些发展实现了巨大的努力，那么何以政治可以不顾这样的变化，而能够维持它自身的稳定性？我觉得这些问题是我们说的人治与法制问题之外的一个非常根本的政治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那么特别在我们今天可以说技术时代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所有人默认的命运，比如之前还有哲学家会挑战这个东西，但是可能这些哲学家说的太早了，结果说了一个事情，大家都麻木了，等于这到来了以后，大家已经觉得都很习惯了，被这些批评技术时代的人搞得好像觉得就这样了，我们好像没有能力去反抗或者是反省这个问题。

那么把这个东西放在这，我们会看到在政治家这篇对话中，它其实涉及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是怎么从对技艺的讨论中延伸对政治家的问题的理解。其实三个对话很有意思的。我们说所谓理想国和内部对话是以政体为名的，但是当然它实际上讨论政体的问题，最后实际上是考虑人的灵魂。整个的为什么考虑政体，其实本来是要讨论人的灵魂问题，正义的人是不是幸福？它并不是最初要涉及一个什么政治蓝图，它相反是一个完全个人的选择，就是说你到底过什么样的生活更好。

那里面一开始没有任何要涉及政治蓝图的意思，这和法律篇完全不同。法律篇一开始，就是要请雅典外邦人参与做立法工作。今天我们有大量的历史学研究非常强调整个柏拉图学园的设立他是一个高级的行政学校高级的立法者学校，就是他培养的许多学生出去以后是为殖民地去做立法工作，今天我们难以想象，但是你如果去看希腊的历史，会发现这种工作是经常出现的，而这个智者或者是柏拉图传统这些哲学家其实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因此法律片其实描述的是非常强的这个东西。那么政治家篇字面上自然是说我们要去把握我们称为政治家的存在，这个人他和其他人有什么差别？和哲学家和智者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三个对话中的一个，但是核心实际上围绕人讲，但他讨论到最后，其实处理的是政体和法律的关系，以及人在政体和法律的安排中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但是全部讨论我们说用的方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是强调技艺的问题。

我们一会会看到，外邦人和小苏拉底 在进行讨论，小苏拉底是表现的是一个非常合作、对所有记忆的东西都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的，然后被迫老师要不停的说我讲错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一个缺陷，其实是整个在第1轮采用这种二分法的方式去得出关于政治作为牧羊的这样的一个技艺的时候。我们先不说一般牧羊，我个人觉得它整个的羊里面它一方面是当时强调政治这项技艺是一个养育的活动、养育的技艺。所以最后他面临着很大的问题，你会发现一个政治家他实际上用这个模型，它很难和大多数其他人区分出来，这是模型的巨大的弱点。因为人类的生活的养育有许多别的人在做，无论是农民、商人、厨师，你会发现，尤其在我们今天社会，这个大学主要的尤其文科培养的都是养育者，对吧？大家最想去的院系都是养育系对吧？实际上你会非常难以把政治家和这些喂养、养育人类的一些人区分开，那么实际上是整个的技艺的二分的思路，最后走不通的一个重要的方式。

当然你可以想象，你怎么可以把它重新做划分，但是我们看到外邦人认为实际上这条路走不通，然后她转而用了一个别的方法，也就是说在重新找出新的划分的模式之前，他转向了一个神话，描述了一个关于人类政治诞生的重要的情况。那么这个神话的意涵实际上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它是用来解释政治的性质是什么，而且是解释为什么前面整个是错的。就说为什么你觉得其实养的思路，对于人来说，不仅是说我们刚才说你很难区分出来，而有一些更根本的错误，就是说你并没有把握住我们现在的政治的特点。

什么叫我们现在的这么一个特点？这是我们特别值得特别关注的。就是说我们看到在这个神话里，其实他区分了克洛斯和宙斯两个时代的神它本身统治人，就是说人所被照看的方式的差别，也就是说前面的失败在于你其实是像人养猫养狗一样，你把人去养一个比你的这个存在更低的等级的这种动物的这样一个行为，把它理解为相互统治的一个方式。这个方式不是不对，而是说他是以前的政治，而不是今天政治。

那么这个时候首先实际上是为了下面的讨论提供了一个，也就是下面讨论宙斯时代的政治，然后他重新去解释政治的形态。也就是说他本身就把我们所要把握的政治家，真正的政治家，实际上放在宙斯统治的或者宙斯神所在的今天。古代和现代的区分是政治家篇非常重要的一个划分。那么划分的核心的问题，实际上是和技艺的概念所发挥的作用有关系。我们会看到在他做的神话的两个阶段的讨论中，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讲人怎么在这个时代，因为我们可以说它描述为一个相对来说较差的自然秩序。也就是说这个天没有不仅是这个人，而且这个人所在宇宙都被神放弃了。那么由他自己来运转、自己来照看的时代。那么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整个的故事，其实中间非常重要的和政治有关的这部分，实际上是在柏拉图图的另外一个对话里头，普罗泰戈拉篇实际上是普罗泰格拉讲的文化。在这篇对话是年轻的苏格拉底第1次挑战当时的国际知名学者普罗泰格拉、普罗泰格拉来到雅典，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跑上去拜浪，就是说普罗泰格拉篇的几乎所有人物和会饮篇有高度的相似性，雅典的所有知识界的精英都跑去了。那时候苏格拉底还非常年轻，结果年轻苏格拉底在这个场合就就抓住了普罗泰戈，普罗泰格拉后来说你一定将来会非常出色。

但是这里面有一段非常重要的段落，普罗泰戈拉在讲他对德性和其他问题的理解的时候，他讲了一个神话，这个神话其实就是关于人的政治的出现。我们可以非常简要地谈神话的内容上，这神话也是普罗泰戈拉根据以往的希腊传统，我们在被俘的罗米修斯埃斯库罗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部戏，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我觉得有非常多的哲学的主题，但是大家对这部戏到底是不是爱斯俄罗斯写的，传统上还有很多争论，那么还有神谱都能看到这样的故事。就最初在造人的时候，就是说人这种必死的东西在被神造的时候，这个故事根本就没有安排特别高级的神。其实安排的是两个人，就是普罗米修斯和IP休斯，大家都知道普罗米斯有一个非常倒霉的兄弟，他是先见之神，严格说不是神，传统上认为它是？？？那么它是先见他弟弟刚好是后见。后见是个什么样的神是很奇怪，反正表现的应该比较愚蠢，然后他俩还去造人，说人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工作，然后很奇怪，就是艾迪米修斯就说他来叫普罗米修斯来做监督。

这普罗米修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遇见他弟弟干的这些行为，然后他弟的就非常简单地采取了他造的实际上是这叫必死的东西，各种生物都是他们造的，然后他把每一种能力都分给了这些动物。说为了让他们谋生，那么有的是体力，有的是速度等等，即使没有这些力量，也让他们长翅膀等等，结果全都干完了以后，他忘了人，结果到了人以后，所有能力都分完了。然后人其实就变得没有用，没有任何自然的天赋。

这个故事是非常重要的，非常类似的地方，就在于人没有任何属于人的自然的能力，那么怎么办？那么艾迪米修斯所做的非常糟糕的结果，导致人完全没办法在和动物的竞争中幸存下来。所以普罗米修斯为了救助人，就从天上盗取了火和技术，也就是说整个技艺是普罗米修斯用来弥补人自然能力的不足。技艺是普罗米修斯用来弥补人自然能力的不足。但这其实只是故事一半，刚才讲的实际上是一个传统部分，就是说普罗米斯当时认为它实际上是想拿两个东西给人，一个是火和技艺，一个是政治的这样一个东西，也就是城邦和政治的技艺。

但是城邦政治的技艺是藏在宙斯居住的地方，普罗米斯没法拿到，所以人即使得到了一般而言的技术，也并没有办法完全的生存下来，它仍然非常糟糕。就是说一方面他经常自己打自己，事实上大家说是因为有了政治的技艺，我们才能够做到更好地自己打自己。另一方面，他在面对那些野兽的时候，仍然没办法去战胜。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人的整个族类就要被灭掉。这时候宙斯就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他就派赫尔墨斯的说要把羞耻和正义带给人，以便让人能够形成城邦和友爱。赫尔墨斯在去把这个东西带给人的时候，他问了宙斯一个问题，他问我怎么把这个东西分给人？他说是按普罗米修斯的方法，普罗米修斯什么方法：其他所有人掌握的这些技艺是分给人中的某些人。也就是说你拥有一个医术，你并不是说所有人都需要拥有医术，对吧？人拥有医术是因为有些人是医生，就是说你拥有比如说航海的技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航海，而是因为有人掌握了航海技术。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羞耻和正义这样的一个城邦的技艺或者政治的技艺是应该怎么样去分？那么宙斯当时的说法是说他要分给所有人。好，这是一个不同的分配方法，也就是说它不仅有两种技艺，一种是我们今天说的技术，一般的技术；另外一种是政治和城邦的技艺，或者是羞耻和正义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他在分配的时候是采取分配给所有人。

因为如果只有少数人才分有这个东西的话，仍然不可能有一个城邦。只有所有人都分有这个东西，而且要制定一个法律，把那些没有羞耻、没有能力分有羞耻和正义的人要作为城邦的迫害者要消灭。因此我们看到在整个普罗米修斯盗取火和技艺来拯救人类的故事上，我们加了一个政治的东西，而且政治的技艺和其他技艺是不同的。政治的记忆是分给所有人，它是一个人人所具有的，你如果没有技艺没有这个能力，你就没办法在城邦中生存。那么另一方面，城邦本身也不能够存在下去。

这是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它的一个普罗泰戈拉里改写。这个改写很有意思，我认为它是两个部分的核心的思想的结合，一个部分也就在普罗泰戈拉克看来，政治的这个东西和其他的东西它都是技艺，技艺的特点就是他用来去补偿我们自然能力的缺陷，所以人是因为有了技艺，那么能够做到你自然上做不到的事情。我认为这个应该是非常持久的对于政治的一个重要的理解。

但是另一方面，政治作为技艺和一般的技艺的不同，就是说政治的记忆是一个普遍分配，必须使所有城邦成员都拥有这样的一个技艺，因此它又不像是一般的技艺。我们在希腊中理解技艺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实际上隐含的是这是一种专家拥有的知识。所谓专家就是说是所有人、不是一个大众知识。但是政治技艺这样的一个专家性的知识，恰恰被所有人拥有。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再去对比政治家对话，我们实际上是可以看出来政治家对话，我大概认为柏拉图是在普罗泰戈拉篇之后写的政治家对话。也就说他在几年后或者多年后想起普罗泰格拉他曾经写过的神话时候，他会想到这个神话对政府的理解，有些地方是他不能同意的，所以他等于重新写了一个埃利亚的外邦人重新讲的一个神话，这个神话基本是要构成了对普罗泰戈拉神话的一个批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非常重要的差别。首先我们会注意到新的神话是有一个特别大的自然的视野，也就是他放了一个宇宙变动的大，换句话说新的神话是科幻小说，以前那神话只是个政治寓言。那么这个神话中包含了一个大的自然变动，而且他等于描述出两个时代的一个大的变革。也就是说之前的人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在普罗泰戈拉神话里，这个神实际上是要把必死的族类从地里面制造出来。这证明普罗泰戈拉知道的只是宙斯这个时代的一点故事。听起来就像新编的神话，比原来那句话更高级更高一些，它对过去的事情也给了一个特别广泛的描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那么第2个部分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觉得最大的直接的概念上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说在整个政治家篇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治作为一个技艺。我们看到无论是小苏拉底还是她的导师都非常清楚的反复强调，这个技艺，不可能是所有人都知道，对吧？它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而且注定是不可能说人得到。然后这是为什么？如果正因为它不能是所有人都得到，所以才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法律统治的原因，对吧？而且他甚至更进一步，我们会看到他不仅认为他不可能所有人都得到，甚至他认为绝大多数人不能得到。这实际上是一个差别，非常重要差别。这个差别初看上去是说普罗泰戈拉的观点是一个高度民主化的立场，他的民主核心的背后是说，在雅典或者在整个希腊世界，当我们谈到民主，他首先想到的一个概念，是所有人能够法律下面人人平等，那么实际上他是说所有人能够共有一个法律或者被法律同等对待，那么它能够分有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我认为其实整个的普罗泰格拉神话里面讲的赫尔墨斯的分配方式，那么实际上就是对xxx这个概念的一个比喻性的解释。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秩序里头，所有人实际上是分有正义和羞耻，而且法律会严格规定当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实际上是被法律视为城邦的一个危险。这个东西我们容易接受，意味着并没有人能够超出。因为政治技术分给你所有人了，你并不能说一个人在政治上拥有超出另一个人的羞耻心或者是正义感。这在均匀或者平均分配的模式里头是不能理解的。它保证了没有人能够超出每个人拥有的平等的法律地位。但它也带来了一个潜在的危险，在古代社会我们不太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第1次成为非常尖锐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法国大革命。古代的所谓的哪怕是最民主制度的雅典，他的平等或者是整个秩序是建立在同一个法律秩序施加给所有人，他会严格的管理你的个人生活，你完全都得按法律秩序来，你想要在这个世界里过一个个人的自己的生活，实际上是相当的不可能。在斯巴达，那么它会用另一种方式。当然雅典她说是特别例外的一个，他例外不是因为它是更加民主的，会更加自由的，而是因为他是个贸易社会。

所以说我们看到在以上方面的概念背后，他不仅有的我们说对超出的部分的反对，或者人的平等的法律、地位的推崇，同样也意味着这种东西是前提，是能够把一个几乎同样的法律秩序强加给所有人。所以比如你要太优秀，他是要把你放逐掉。现在我们今天是不太好理解这件事，所以我认为现在人也很难，他可能会接受平等，但他不能接受平等是借助把所有人强行一律化的这个方式。因为在现代人来看，他更想要的通过平等社会，他要的是什么？民主社会要的是他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个人自由。

那么这样的一个模式，到了政治家篇重新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把普遍的政治技艺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东西，普遍分配制度完全变成一个个人拥有的，像其他技艺一样，就是说按普罗米修斯方法分配的那些技艺一样的东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别。而且实际上你仔细推敲，有些东西很有意思。在我们所读到的xxxxx里，这是一个神遗弃的时代，对吧？实际上它也当然按照这个神话，他也说记忆是好像某种传统上说神的礼物对不对？其按说不应该有这么神了，因为这个时代神已经不管了。所以他到底从哪来的？所以在政治家篇里讲的神的馈赠，我们如果放到整个这部对话，大家今天读到了后面半部分你会意识到，他多半指的是一个所谓人里面的神，他并不是真的是个神。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整个宙斯的时代，人是由自己造的，这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人的政治，你并没有机会从神直接得到如何统治、如何共处、如何建立城邦的一个那种宙斯的怜悯和恩典。

你现在能得到的实际上就是你自己的保护，这时候你会发现他讲的说所谓的古老的神的馈赠，而且神的馈赠还带说明书的，对吧？告诉你该怎么用，对吧？你看所以说他实际上很接近，我们在这部对话后面看到，如果我们找到一个人，他能够真正了解这个技艺，它应该用法律的方式把它写下来，对吧？写了以后，他要我们所有人按这个东西来遵守，因此这里面的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神。那么因此它是更明显的是依赖这样一个，也就是说政治家篇从讲这个故事它依赖于某些人以非普遍方式拥有这样一个知识和技能，就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模式。所以我们看到的整个政治家篇在介绍了基本的两分法系之后，用一个神话来重新纠正了我们对技艺概念的一个理解。那么希望把技艺放在一个新的架构里，这个架构我们要看到整个宙斯架构不是自然的。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算是一个人本身最自然而然是这样。宙斯时代的一个自然秩序，也就是宇宙是处于较差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柏拉图讲讲得非常清楚。在前面这个时代，那么是神直接看管所有的生命，而且也直接看护宇宙。但是宇宙后来被神要调走了，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神是不管的，这宇宙是自己转的，它会有越来越多的无序，宇宙和我们自己一样，是有灵魂或者理智的生命体。同时也有身体的部分，身体那部分越来越重，就像一个越来越沉的身体，它慢慢就会转不动。那么你其实如果在这个时代，你应该期望有一天从宇宙的尺度上来看，那么它坏到一定程度神就会重新接管。但是你的人的政治制度是在这个世界里逐渐发展出来的，你是不断去建立人的文明，人的整个文明是自己在神不去照管她之后，去慢慢建立起来的。

如果我们去回想前面四五次课，我们去讨论悲剧的时候，我们说整个悲剧的描述的世界图景或者政治图景，其中有几个特别典型的特征，我一直觉得是并没有被大量分析研究充分揭示出来，那么我们说比如他把整个政治凝结在家的这样的一个内部关系里去处理。第二，我们会看到在这样家的关系里，使政治的所有的敌友关系具有高度的自然性，自然性是一旦揭示出来，你完全没法变更的，那些人为制造或者偶然误食的那种敌友关系一旦变成自然的敌友关系的时候，会遭到一个特别大的挑战。但是我们还其实应该注意到整个这一点，其实提到全部的悲剧中，不仅它是描述了这个家像亚斯多德说的家庭的仇杀、亲友的仇杀这样一些主要的主题。那么另外一个在悲剧里出现的这些政治人物，其实是高度的防护的形象，它并没有出现其他的政体形象。那么主要的政治人物是一个是我们狭义所称为的王者，而且这些王者实际上是经常被理解为整个城邦的一个照看者。那么在后来的解释中会特别强调其他人怎么去参与或者是去改变政治，那么也就说我们看到悲剧里面的歌队、其他的人物也会对政治发表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悲剧的整个这些部分，在严格上受限于原来神话情节结构里面的一个王者形象。那么王者的世界不仅在悲剧里，大家如果去看史诗，在伊利亚特里头、奥德赛里头都有特别强的这种就说我们说过去历史中，如果是帝王将相的历史的话，你去看悲剧和史诗，它就是明显是有一个完全和你等级不同的人的这样一个形象。换句话说，这恰恰是一个过去的时代，这其实是被描述成为一个高度的过去的时代图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统治本身，人的部分是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限制。个人的努力会面临特别大的挑战，这个人的努力的核心部分当然就是知识和技艺。我们可以说严格来说，悲剧里面的非常核心的问题，是希腊思想中如何用技艺的概念去慢慢替代了原来命运所主宰的领域。最早是智者，有一个智者提到，那么亚里士多德非常喜欢这个表达，就是说在他看来技艺和命运是属于同一个领域，这个里原来是命运决定，后来如果你真正的能够掌握事情的原因，那么你实际上是可以拥有一个技艺去控制命运的世界。

这实际上构成了一个，这并不是我们现代人理解的，重新加到古代人身上，我认为这正是从索福克勒斯到柏拉图到修昔底德，如果大家看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话，你会看到整个修昔底德核心的两个概念，就是人自己的理性的判断和命运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到底战争是由命运决定，还是你预先能够通过理性的判断和技艺的学习，通过经验来改善的一个东西。我们在战争爆发前，那么科林斯人在劝导斯巴达人参战的时候，强调雅典所拥有的全部优势，都是你可以通过技术来改变的。你只要去慢慢去学，你就同样可以像雅典一样有海军，你也可以在海军能够去打败雅典。其实最后就讲雅典对立的一方是如何慢慢学会。斯巴达的要慢一些，事实上，学得最快的是民主制度的敌人叙拉古。所以说这些过程都是我们看到整个希腊思想在这个阶段所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柏拉图的政治家对话中，围绕技艺和神话的探讨，其实同样是以这样一个非常大的背景去考量，它包含了对所谓王者的技艺的一个重新的解释。也就是他希望解释的是一个新的完全脱离了命运主宰、不是由神直接照看的这样一个时代，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时代，那么我们怎么去照看？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才有可能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也就是政治家、智者和哲学家的关系是需要厘清的，他们才容易被误以为是同一种人。而在之前我认为没有可能性，在之前的时代可能最重要的政治工作，如果有一点人的政治可能就是负责传令或者解释神的祭司。所以我们看到政治家其实非常强调这个人是和政治家不是一类的记忆。也就是说政治家里面的政治不是一个先知类型的政策，不是靠传达神的旨意来实现政治，它已经把神从政治里边摘出去，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努力。

这是我们说前面的全部的内容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其实你马上看他重建了讨论之后，她就说新的政治必须以神和人的区分，以及强迫和自愿的区别作为新的讨论的出发点，也就是它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家思考的划分的范式。然后马上就会遇上一些就是说你看普柏拉图，因为你讨论你看了78页非常冗长的关于编织的讨论，然后你就会觉得不进了卖布头的世界里头，就是说你们都是掌握不一样的考虑，各种复杂的被称为叫各种的保护物，对吧？其实就是编制这种东西，说到最后好像是讲怎么造一件衣服，而造衣服的模式其实最适合去说明政体。然后显然在讲说我们经常犯的错误，就是我们看这种地方就是说容易很厌倦，然后我们就会匆忙的做一些结论，其实我们应该把它搞得更长一些，那么实际上是整个对话中我们说两个非常突出的划分，这个划分，坦率说如果真正要讨论这个问题，确实应该一步步把它画下来。就是说我们仔细讨论，如果我举个例子说，你回头去看第1个话，我们划分动物一那一那个部分，在第1轮的关于政治作为群羊或者牧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技艺的理解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划分。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就发现他怎么划分，实际上在细节里面它指向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特点。比如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在看政治学第1卷的时候，我们说有一个最基本的亚斯多德的关键的观点就是人是政治的动物。我们说整个人是政治的动物，那么特别依照今天一些德国和法国学者所强调的这个特点，就是说整个划分这个人是政治动物的这句话要放回到动物志里面，对动物的基本划分。它其实的动物志里就是根据群居还是独居，还是水生的，还是不生的，比如动物的习性自然天性它本身的划分，其实正是全部政治学第一卷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个最终的对人的定位一个出发点。

也就是说最初这一次的划分和神话结束后新的编织的划分，都实际上构成了整个拉图和柏拉图拉斯传统去讨论人的政治性质的一个什么基本出发点，都不是完全的玩笑或者是简单的技术操控，它应该在整个学园里面那么被看作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方法程序。我们需要把握它最关键的性质。

好，我们继续！大家悲剧的论文都写了不少，写得很不错，看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做了一些非常深入的分析，当然也有的和柏拉图一样写的很牵强。没完全看完，下次我们可以再讲一下，然后也会看看能不能在教学网上反馈一些论文的问题。

我们大家读《政治家》这篇对话的时候，那么你肯定有一个自然的感受，就是神话是夹在两个非常平庸的、冗长的划分的部分，似乎表明柏拉图觉得文科的部分比理科那部分比较有意思一些，那么他当然是表明了柏拉图认为相对于技艺的两分本身而言，神话其实好像可以对政治有更多的一个揭示。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编织这个部分事实上后来会构成最后这一部分关于政治讨论的一个基本的样板，也就是说最后他关于政治家的理解高度依赖编织的部分讨论。那么我们怎么去看这些划分？我觉得我现在能够看到，就是说，当然整个划分的问题是有个非常独立的柏拉图研究的部分，就是关于整个通常被认为是中期对话后，通过两分法或者划分的方式重新实现辩证法的一个方法，实际上是柏拉图中晚期对话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题，但是这不是我们政治学或者政治思想核心的焦点。

我们从政治角度来看，要注意到在牧养这个模式中，就是说当然所有的模式，它的前提其实都还是承认政治的架构要借助一个技艺模式去把握，这我们就不去讨论了。但是你其实会看到一个普通最简单的细节——在牧养模式里，划分的关键是人作为生物种群的一种。他一开始划出各种知识，最后它划分到第1个阶段结束的时候，我们上次分析过，它实际上是得出了人的政治技艺。像牧养，实际上是一个自我主宰的技艺、自我发布命令的这样一个技艺。然后下面就开始去对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东西发布，这时候其实是各种动物，对不对？因此，人最后如果能够找到政治术的话，它依赖什么呢？它其实一定依赖人是动物中一种特殊的被称为政治的动物，对吧？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但是编织实际上非常不同，其实编织最后是作为一个模型去研究人的形式，编织实际上是严格的制造物，对吧？他其实讨论的是各种制作与获取的技术。你去看《政治学》第一卷的话，它的核心架构完全没有超出我们这里讨论的范围，而且基本是和他在同一个思考里去讲的。《政治学》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说王、政治家、奴隶主和家政的管理者，他们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这个问题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了，其实他只是在划分第1个阶段作为一个尝试，实际上柏拉图进行到《政治家》最后，其实是对这个部分有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回答，它并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会看到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仍然会认为，整个讨论涉及到人作为政治动物的特征和他去处理制作、获取物之间的关系。那么，政治通过编织的这部分，其实描述了大量人借助各种东西来保护自己的一个图景。这个图景和上面的图景是非常不一样的。你如果仔细想这两个图景的差别是什么？其实它很吻合神话里边讲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神豢养的，就是说神的宠物的时代，对吧？神有各种各样的宠物，有的神养狮子，有的神养老虎，有的神养了一群人，所有的神的宠物都很幸福，对吧？假设你认为这样的生活很幸福的话。那么到了这个阶段，你会发现他谈的这些获取和制作的这些东西是为了保护——保护面对的是其他的可能的危险，无论是自然的灾难还是其他动物的侵犯。那么其实编织模式对应的恰恰是宙斯时代人的生存图景。这实际上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非常关键的东西。但是是不是能够在每个地方能够找到对应？其实没有办法完全找到就是每一步它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往这个方向去分，到底为什么是要划分出有的东西是叫做包裹的，还是这样的，对吧？这两个是不同的保护的方式，会有差别，就是说其实铺展的和包裹的是不太一样。

我们觉得确实非常不幸，你在对话中遇上了一个太老实的学生，老师说什么他都说好，不错，你发现他根本没机会挑战整个的讨论。那么在编织部分的讨论唯一对后来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是一个更大的理论。这个理论在引进的时候并不能够特别清楚，当时你认为你看不出它和后边讨论的关系，但事实上他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分，就是说我们在讨论整个分和合的技术这些问题的时候，慢慢会形成了一个东西——到底哪一个是对事物最主要的起作用的东西。好像洪涛先生译成本因，对吧？然后哪个是辅助起作用，他译作是助因。其实在后来会非常重要，不仅是在《政治家》篇的后面的讨论成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下一步当时在划分动物的模式里头面临一个特别大的困难。就是说一个养牛的人，他是管牛的所有的事情，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心目中的神来养你们的时候，神是要管你所有的事情。很有意思，我觉得现代政治更像这个，因为现代政治是福利国家，这个国家有时候管你们所有的事情，从教育、食品安全、到军事或者是防卫好像其实国家都管，这时候你会发现更像养牛时代的政治，对吧？这和古代政治很不一样，古代世界里城邦的政体形式会对人的生活施加整体的影响，但其实大部分事情城邦都没有一个制度来安排。他没有全民医疗保险，你到底从小读什么书，也不像我上次举的例子，实际上是各种公立教育都安排好。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全面牧养的模式里头，到底哪些照看算是政治，这个变得非常不清楚。那么现在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提出了主要的差别就是让你去澄清，就同样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后面会举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战争的技术都是非常关键的。但是战争到底是不是政治，还是别的东西是政治，这时候他都要借助这个基本的模式。其实原因这个词在这里的翻译不是那么的精确——就是说什么在根本上为这件事负责，我觉得他应该这里头用的还是这个词的本意，后来当然我们在整个哲学史上都把它翻译作原因，特别最明显当然是《斐多》这篇对话。但是我觉得在《政治家》篇里头，它其实仍然是一个原始的含义，就是说什么东西要为这件事真正起作用、负责任。所以你要理解成原因，有时候不是特别容易理解。但是翻译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不把它理解成自然哲学意义上的原因就好。

那么编织的技艺和尺度的科学，这两个部分的讨论，我们不详细去再梳理它的过程了。我们在课上做一个小时的话，确实能达到足以让你厌倦的效果。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开始做了一段非常强的关于城邦的讨论，他开始慢慢去讨论各种各样的城邦去完成人的共同生存的保护的时候需要的各种东西。你就会发现柏拉图可以做到非常琐碎，我的意思说你们读过的最熟悉的柏拉图作品，是柏拉图作品里边通常称为比较美的或者比较高贵的对话，它是高文体。大家要熟悉这个作品的文体感的话，就说柏拉图作品有许多高文体的部分，就是你们读的什么《会饮》啊，《斐多》啊，都是非常高文体的东西。里边写一些琐碎的东西都是用玩笑的方式，对吧？就是苏格拉底临死的时候讲完了自己非常高尚的哲学理论，克里就说，你忘了，我想打断你一下，我们怎么埋你？这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个笑话，这个笑话是用来反衬前面的高文体的。但是在整个的划分的部分，它全是低文体型，他极力把政治和那些琐碎的东西放在一起。你建立一个城邦，他需要什么工具、容器，像椅子一样的，不知道应该怎么翻译，好像洪涛成载器，我觉得很奇怪。防御物、玩具、各种原生材料、养料、货币、奴隶、商业等等一路过来。他实际上所有的理解都是从最初的物一步一步看的，它是各种所谓城邦活动的相关的工具。所有的工具都是所谓的助因，他都没有触及到政治核心的部分。也就是说这些东西都很容易被划出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话真正面临的挑战不是这些部分，它实际上是一个准备的过程，它只是你去把握本因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挑战，或者整个对话中最核心的政治讨论部分。除了刚才说的神话部分，事实上是出现在当划完这些部分，讨论完传令官、解释者，技师这样的形象的时候，他开始说，其实真正政治家最难区分的是那种最奇怪的一批人，对吧？最奇怪的一群人，这群人仿佛最伟大的巫师一样，他好像是最像政治家，也就是说所谓的“政治家”。我们看到其实划分到最后是找到了一批“政治家”，这个“政治家”是指我们现实中看到的政治家，也是事实上的统治者。

很有意思，我们上次课就提到整个的划分是以技艺为基础得出了一个非常反常识的结论——政治家不是真正去统治的人。他既不需要有公职，也不需要事实上从事统治的工作，他只是需要拥有知识。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就完全可以是政治家，而根本不必做任何国家的总统或者主席，对吧？所以真正的这个点到最后强调到了最极端。真正的参与政治活动的人和真正掌握技艺的人，他才是政治家，而前者是所谓的政治家。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区分所谓的政治家，去理解政治家和他的两边的关系怎么样。只有我们意识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才知道一开始，我是说我们上次课提到的在智者对话中提到的问题，就是说整个全部的两篇的讨论，就是智者和政治家的对话，其实是要区分政治家、智者、和哲学家，这三个名字，是一种人，两种人，还是三种人？这个问题其实你一开始看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分，走到最后当然会看出区分来——所谓的政治家就是智者，是智者中的智者，对吧？其实我认为它隐含着一个潜在的结论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真正的政治家其实就是哲学家，对吧？《政治家》这篇对话其实指向一个隐含的前提，它是和《理想国》的主题高度一致的。但是他没有后边要求得到的结论。他的意思说其实政治家根本不需要去掌握王的权力，只要是配做统治者，你就已经是统治者了。这是挺奇怪的一个结论。我说每一个证柏拉图对话都是对一个核心问题的连续不断的这样一个思想实验的话，那么你会看到这里面思考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问题。他在《理想国》里思考的其实并不一样。但是我认为柏拉图在对政治的理解上从来没有改变他最核心的看法。事实上我们很难认为《理想国》是一个真正有非常狂热的政治意图的人写的。如果你去读过第七封信你应该发现柏拉图很早就放弃了这种幻想。但是他仍然会认为，如果你要有一个好的政治或者唯一正确的政治，那就是这样。但唯一正确的政治是不是有问题的？柏拉图也能够看到。所以我们会看到柏拉图一开始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就在这个对话里第一次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体的讨论。在《政治家》这篇对话里对政体问题的讨论不是像《理想国》里是对人的灵魂分析的一个中间步骤或者方法途径，而实际上是为了去处理政治家和最伟大的巫师，或者是所谓“政治家”之间的区分。全部的讨论是要得到一个柏拉图的非常关心的问题的结论——什么是正确的政体。

中文的翻译也有一个我不太同意的，他讲的政体叫“正确的”政体，不是“正当的”，这两个含义不太一样。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两个词的感受的差别，我觉得“正当”是指道德上或者某种意义上非常具有合法性的政治。柏拉图不这么看，他是说只有一个把它做好的正确方法，就是说正确的政体是唯一把政治搞对的方式，所有其它的政治无论什么样的，都是对唯一正确的政体的某种摹仿。绝大多数时候，我觉得摹仿里边有一个巨大的悖论：摹仿那个人他就肯定不行。所以只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他自己来，要么他就模仿得很糟糕。一个好的模仿实际上我觉得他的理论的概念是非常矛盾的。所以柏拉图认为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政体，你马上会发现正确政体理论会得出一些哪怕是高度同情柏拉图政治的人也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些理论，只是你看他写的时候你不太能看出来。他说一旦要考虑正确的政体，那么你必须根据政体所依据的知识来判断，而完全不考虑少数/多数、自愿/强迫和贫富。其实我觉得大体上会区分成两类，一类是人群的特征，就是你不考虑政治的权力是掌握在少数人、多数人、穷人和富人的手中。但是在整个新的模式，在我们在神话之后进行新的模式的时候，我们通常认为一个好的政治的特点是自愿的政治，而一个差的政治的典型特点是强迫的政治。但事实上你会发现柏拉图根本不认为正确的政治就不用强迫的手段，只要掌握了正确政治的人，他完全可能去强迫那些在政治下被统治的其他的人。然后这时候他就马上去推这个理论，这个理论是建立在小苏拉底对他的基本前提完全认同的观点，也就是说他认为关于正确统治的这种类型的知识其实就像医生的知识或者航海这些知识一样，通常是只有一两个人或者少数人才掌握，对吧？那是一个典型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分配方法。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政治取决于知识和技艺，那么知识技艺像其他知识技艺一样本身也应该具有差异性。我不知道大家多少严肃同意这个看法，但是你可以否定政治不是这个东西。这是另一个思路，我觉得柏拉图好像很难完全那么想，我们一会可以换一个思路去考虑。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说的政治和科学的技艺就不一样。你会发现在整个亚里士多德传统中他会再去重新去划分真正的知识，这个系统成为了实践智慧的部分。政治的能力是属于右边的，它和左边的技艺、知识最后到（……）的路线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6卷里面，政治家所具有的技艺，或者是知识形态属于实践智慧。那么20世纪大家在二战之后所谓复兴古代政治思想，复兴的就是亚里士多德传统中的实践智慧。他们的基本想法就说实践智慧不是一个严格像科学知识一样的知识，也不是一个像康德一样的道德法则，而是一个高度具有弹性的、跟人的性格品质有关系的实践智慧。

这个划分和柏拉图在这里讲的完全不一样。柏拉图这里面整个概念上phronesis这个词也多次出现，它基本和我们看到的技艺和知识的概念完全具有同样的一类思考方向，它并不是两类知识、不同的思想。如果你接受这个基本前提，其实我认为柏拉图提的挑战是非常强有力的。就是说你通常并不相信在数学分析这样的一门课上，你和老师或你的室友拥有同样的知识。他肯定不是赫尔墨斯式的分配方法。如果是这样，期中考试我很可以很快的过，对吧？事实上他肯定是高度不均匀的分配方法。但是问题是我们其实会怀疑这种是数学和理科，就是我们称为科学这种意义上的知识。我们译成科学的时候我们会是这么认为。但是政治科学虽然是科学，谁都知道它并不是一个真的科学，所以不可能每个人没分享一点政治科学的错误，对吧？这个知识恰恰因为它的模糊性，好像我们不像是医生那样被严格限制在两三个专家范围内。但是其实这样的思想我们并没有严格想过，即使在社会科学里头，我们也会多多少少认为，就是说那个做人类学研究的人，虽然他研究的是初民社会，它至少会假定这些人类学家得出了和初民自己完全不同的知识，对吧？他不是就是复述初民自己的。但如果你是做人类学，你会觉得这里面有许多非常困惑的问题。但是你是否还是相信科学家拥有一些和社会成员不一样的知识？这时候你也同样会陷入柏拉图指示的一个方向。柏拉图指示的结果就是说到底人类共同生活、相互统治的政治领域的知识和技艺的情况是不是和做鞋、医生、航海是一回事？这是一直是柏拉图思想的一个典型特征，对吧？苏格拉底就问你，他非常挑战的就问你说，你看病的时候，你不会去了医院随便在医院抽签抽一个人然后就给你看病对吧？你拿了化验单，你是要求请专家会诊，你不会在大马路上随机抽10个人来来表决你这到底是阑尾炎还是什么病，对不对？柏拉图说为什么对政治这个问题是这种方法呢？柏拉图提的政治的挑战是在这一面上。我们一直要注意到，在这面上有一个特别强有力的理由，他是不是有问题？我认为是有些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但是他自己如果强调这样一个技艺的知识的话，那么关于正确的政体的知识，本身就完全是少数人，特别特别少的人，可能就一两个人才能有。那么他马上就会得出一个非常挑衅性的结论，这结论得出的很早，是因为后面要修正它。他就说当你拥有知识的时候，你完全是不考虑法律的，就是说正确的政体是依据知识来做判断，他是完全不考虑依据法律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也就是说在有关正确政体的基本的论述中，一开始就把技艺或者知识与法律的关系作为一个着重关心的焦点。这时候你要注意到全部讨论小苏格拉底一直对他的导师的观点亦步亦趋，只有这时候小苏格拉底突然感到不解。小苏格拉底说没有法律进行统治，听起来很难让人接受。就小苏格拉底真正一次不接受的，实际上正是以技术和知识为基础的正确的政体是完全无法律的统治。所以下面去分析到底所谓的政治家是什么的时候，全部讨论其实变成了一个问题。用原文的话说是要讨论无法律统治的正确性。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是通过无法律统治的正确性来解释到底什么是冒牌的政治家，什么是真正的政治家。

我们看到文本是这个部分写的非常清楚，他整个讨论可以说有三个论述阶段。第一个阶段它要揭示出虽然立法是属于王者，就是我们说柏拉图建立的所谓学园，其实是很大的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因为他们有一个立法的工作要做。那么立法的工作其实是指向所谓的王者，我们会看到整个后半部分政治家，尤其是正确的、真正的政治家一直是用王者这个词来表达。立法属于王者，但字面的翻译就是，最好的不是要法律来掌权，而是让人。也就是具有phronesis的国王。这个国王如果具有智慧，他来掌权会比法律来掌权更好。然后下面的一个非常要害的讨论就是说为什么法律是不够好的，这部分后来构成了有关问题讨论的核心。后来关于法治与人治主要的讨论都从来没有超出《政治家》在这两页里的基本观点，也就是说法律的问题是它没法准确地同时确定对所有人来说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最正义的。这个是20294A的讨论，我们准确的来看一下他说的意思。他说法律不能准确或者精确，这一直是全文在讲正确政体和一个模仿的或者冒牌政体的所有的最大差别，就是正确政体总是很精确的能够告诉你怎么回事。法律不能精确的同时确定对所有人来说什么是最好，什么是最正义，并为所有人安排那个最好的。因为什么？因为人及其事情不相似，以及就像人们所说的人从来不处于一个安宁的状态，这样使任何技艺都很难宣称，我们可以对所有事情在所有时间里能说出一种单纯的方法。这段话为啥我要特别详细的念一下，就是说其实这里面有一些听起来是用来支持人治胜过法治的内容。这里边其实有一些非常令人不安的东西需要讨论，也就说为什么法律不够。他说的这里是最完善的法律，也就是说假设你有个最好的立法者，然后你制定了一个法律，这个法律它没办法告诉你，对每个人来说，法律的作用是对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候的情况适用。法律不可能规定每一个人，法律统治世界不像莱布尼茨那个神，他要看到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世界里生存的可能，然后他把每一点都规定好，它不是。它就是采取大而化之的粗糙的办法。因此它到这一部分还是没问题，就是说应该是很清晰的支持柏拉图或者说异邦人的看法，但他马上就给一个理由，就说为什么会是这样？比如现在你要学物理学，你就知道，物理学认为有自然的法则。伽利略在比萨斜塔扔一个球，你在北大什么地方搞，博雅塔还行，你扔个球应该除非摩擦力会因为空气的原因有细微差别，它们的行为模式应该是一样的。其实近代在称这种东西叫自然法则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晚的说法，为啥？称自然法则是对刚才我说的这种规律的贬低。因为说法则是有一个上帝作为立法者对吧？它规定了自然法则，他可能就会改变。自然应该在所有地方都是同质的。所以你在澳大利亚做的科学实验，不会因为我们这边头朝下，实验的性质就会有不同，他应该是高度可复制的。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说法律会面临着这样的不能同时规定所有人最好的时候，首先面临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就是何以法律面对的对象就这么古怪呢？他实际上就是说，因为你首先说的是人的特征，是因为人及其事情，人和他做的那个事儿是不相似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点是人从来不像其他东西一样处于一个单一的、平静的状态，所以你不能用一个单纯的方法适用于所有的情况。

下面接着得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实际上这暗示什么呢？这个立法者或者是唯一掌握知识的人，他拥有知识。就像我们刚才说亚里士多德说的，他似乎和医学的知识或者其他知识可能会有不一样。比如它是不是一个高度依赖经验性的知识？就是说它依赖你看到过各种不同的人，所以你慢慢发现像康德总喜欢说的话：“人性都是曲折的素材，你根本造不出一个笔直的东西。”所以对人性，你就得用其他的制度，用实践理性来利用它。和中国思想刚好相反，是要逆行的整个思考，那么前提就是因为人性非常诡异，它从来不能够平静、统一，像自然的世界一样有它巨大的同质性。这种人性和自然秩序的差异，实际上一直被认为是政治科学最大的困难。所以说你看亚里士多德怎么得出结论？《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开篇就讲，在政治和道德问题上，你想得出精确的知识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理论之间，就说你证明为什么人治是好的，是因为这个人拥有一个最高的知识之间可能会有某种张力。你为什么说他需要知识？是因为有一个人拥有这样的知识，但是为什么他用这个知识，法律就不如他们，是因为这个人遇上个别情况可以做调整。因为他更拥有经验还是他拥有一种独特的了不起的能洞察人这种非常不精确的存在物的知识，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说这个东西就不像几何学那么精确。最精确的科学是形而上学，其次是数学，然后一层一层，物理学，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级别。在整个西方思想传统中，在这个级别里政治学地位是非常低的。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作为他自己事情的本源，就是个不精确的东西，你想让他得出一个精确的科学不可能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一个正确的政体，是因为你拥有一个知识，能够精确地指明每一个人。在中世纪晚期，特别是在讲政治家的时候，有时候其实他引用的是上帝，然后教皇，然后最后用到皇帝身上，就说他对所有人和每一个人都能精确地告诉他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义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和他的法律的理论之间我觉得是有一个潜在的张力，甚至我们说可能有个潜在的知识形态上的不融贯，实际上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家》篇的正确政体理论会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但是我们接着看他的论证，他说既然人从来不能处于同一个安静的状态，那么所有的技艺都没办法宣称自己可以用同一个东西来适用于所有的事情。法律其实干的就是这个事。什么叫法律？就是像一个愚蠢或者固执而无知的人，他不许任何人做违反其安排的事，他每遇到一个事，就一定给他一样的做法。其实倒是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无论你支持人治还是法治，你个人遭遇到法律统治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法律具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抹杀你个性来对待你的看法，对吧？你总会在某一个时刻你会觉得这个法律怎么一点不考虑我的个别特殊性，对吧？任何读过卡夫卡的作品的人可能会有特别清楚的感受，你在法律面前，你就是一个连名字都不配有的一个符号。那么所以说法律其实是对所有人、所有情况去施加的，他是一个固执而不学的人或者无知的人，他不许任何人做违反他安排的事情，而且不许人提问。就是说哪怕有人提出了一些更好的建议，但有悖他的命令。法律会认为任何局部修订带来的损失就远远大于它的好处。当然我们今天的法院可能不这么想，因为我们今天的大部分法学家是社会上对法律持有最强的要改造法律意识的人。所以我们经常说法学家一般都认为法律是不值得重视的，因为他们随时随地都在不停地改，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说无论它改成什么好的法律，大家都认为这法律更像一个随时会被修改的涂鸦作品，而不像你做的数学题。就是说在法律问题上没有正确答案，只有各种错误。那么这个实际上和真正法律的概念，你看《政治家》篇在这点是完全没有问题，他认为只要你建立一个法律的秩序，和正确的政体不同的时候，法律的秩序有一个特别严格的逻辑，就是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改变法律的形态，无论你就个别而言，认为有多少更好的东西。但是然后他其实举了一个身体训练的例子来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的。事实上也就是说王者的统治是一个施教的模式，对吧？每个人有一个教练，他告诉你每天应该练什么，你要知道你身体的特点，你每天的变化，他都随时随地去纠正。我觉得这里边很有意思，就是说你注意到没有，就说其实在人统治的时代，就宙斯统治的时代，它描述的人里面最正确的政体的模式，是某种类型的神的统治的投影。有一个人会非常清楚地知道每一刻你怎么样，但实际上在人统治时代是不是能有这样一个神秘的机会，是非常难以判定的。他说当你有这个王者，你就任何时候就应该用王者来做，不要用法律来挡他的道。那么，而当你没有他的时候，你就发现体育教练其实是写了一个适用于大部分人的一个粗糙的办法。

所以我们会看到柏拉图在论证的第二个阶段，其实清楚地描述了法律的统治和王的统治，也就是正确的政体和他的所谓的一个粗糙的方法或者模仿的政体之间的一个差别。基于一个非常完备而精确的知识，他对你做的时候完全不考虑你的意愿。所以他描述这个王者，就是说比如你在医院里，他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典型我们今天称为强制治疗的行为，对吧？他觉得你有病，他就随时可以动刀，他们不考虑说我还要告诉你，或者是可能也许他会采用某些说服的技巧，但严格来说他不需要。那么他只要为你好，如果有人被强迫去做了比以往所做的事情更正义、更好、更美的事情，无论他是否有悖于成文的法律，或者是祖传的习俗，都符合王者的政治方式。这是他们描述的这样一个形式。

另外一个形式是模仿的法律方式。但是法律的方式就是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他也提到了，法律的方式其实只适用于大部分人、大部分的时候，柏拉图认为，因为大部分人都无法掌握上面说的知识，所有的政体被描述为是对它的一个摹仿，这是一个他非常核心的观念。这个观念到底用来干什么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我觉得需要非常多讨论的东西。为什么呢？其实他描述你怎么做这事，他说你制定法律的方式，你比如说你要找到最好的医生或者开船，你实际上是请一批人，这些人和这个船或者身体有关，是各种各样的专家，他们在一起开会，经过一段时间把他的经验汇总到一起，它会出一个东西，你在开船的时候就按照这样的规章去做。他认为法律就是这种类型，法律的类型是借助了大部分人的经验，加上一个像会议一样共同的商讨而形成的一个东西。因此这个东西被称为是一个所谓航海或者身体技艺中的叫写下来的成文的法。

当然就说法律它本身就会带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他严格禁止每个人按照他的想法去改变法律，它排斥对法律相关的问题的任何严格的研究，比如说你按这个地方开船，大家应该可以回想到《理想国》里面关于什么是真正的船长的讨论，比如你说我懂天象，了解潮汐，知道风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开船，所有其他人都会认为你非常可笑。你要去改变航行的规章，实际上你是背离了整个法律。法律实际上禁止对技艺的探索，这个禁止本身是非常麻烦的问题，这个禁止会导致我们整个生活陷入难以为继。也就是说从人类文明推进来说，你一定会容纳对这个部分的探索。但事实上，我觉得这也是第二个政体，其实很难和它的法律的逻辑完全一致。那么为什么呢？他马上描述了一个更糟的情况，就说什么叫更糟，就说这是最好的，这个叫做次航。对吧？他从大家都知道苏格拉底的次航是指他在《斐多》里研究原因的方法的探索，这个地方艾丽娅的外邦人明确说，法律统治就是次航。次航的意思，就我们一再说，就是说他和第二次航行没有任何关系，就是次佳的意思，它是次佳的选择。你没有那个神，他始终有一个非常精确的含义，就是说你没有一个神的力量，让你可以顺风直达目的，你就得靠人的力量来做。次航永远指的是靠人力而为的某种东西，那么这个次佳是借助人的经验和他的交流所带来，所以冒犯会带来更差的可能？就是说你会发现由一些民选的（民选在当时的方式主要是抽签）官员来决定哪些人可以不顾成文法来改变法律的不确定的东西。这个有一点相当于我们以前有一个老师说有一种判断方式叫电风扇判卷法，在我们希腊悲剧也可以采用的方法，因为更符合希腊悲剧的精神。就吹得特别远的，它是最高的，大概是你的命运的瓶子里混合了更多的幸福；吹了怎么也吹不动的，分肯定比较低，我估计是写的太多了。所以说它需要讲的非常简单，就是说你会发现如果你让一些人去修订法律，你发现唯一你现在能找到人，就是那些民选的政治家，不是一般的选举，其实严格来说选举不是最典型的民主制，就抽签来讲，让这些人来决定难道不和电风扇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他得出的第二部分的讨论的核心问题在这里，最后推到极端就是摹仿理论的最大困难。我们刚才说了摹仿的悖论是，如果没有技艺就模仿得很差，如果有就不是摹仿，而是真的本身。所以法律最后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反对任何对法律的修改。实际上，我们简单地先总结一下这个部分内容，就是说根据柏拉图在整个核心卷的讨论中，他认为的《政治家》篇最核心内容是人的统治凭借它的精确知识能够对每个人提供一个最好生活的指南，这种指导使它成为正确政体。要么那么所有其他问题，特别以法律为方式的统治是实现对它的摹仿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其他的政体，其实是借助这样的一个方式，产生的一个对最正确的政体的某种模仿。但是这个摹仿到底是怎么来的？他描述了我认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模式，一个是借助了众人汇集的经验的模仿，一个是好像是上面这个人，反正这个人也是人，他可能也有寿命，那么它没办法始终统治我们，那么他也许会留下一个统治的方式，就是说你的施教这个不在的时候，他留给了你一个训练指南，结果你后来已经吃的很胖了，你还是没办法用这些东西来继续训练，这有点接近它的模式，这两个非常不一样。我觉得前者比较好解释，为什么所有的违反都是偏离，他肯定不适用于每时每刻的变化，它仍然比较差。但是后者由许多人一起制定的法律，其实就会陷入非常强的摹仿的悖论，也就是说许多人的经验和商讨并不必然会能够准确地模仿正确的政体，所以模仿的政体在严格的意涵上并不能够真正追随最真实的政体或者是正确的政体。因此政治一直会面临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们还差最后一步，非常简单的只讲一句，就是说在最后的一步分析下来，就是要去看各种模仿的政体。所有的模仿政体，其实严格来说，根据他最后的分析，都是某种具有党派色彩的摹仿。所以他会说所有这些类型的人，他做了一个新的划分，说除了这种被称为叫知识政体的人以外，所有参与政体的人，不是政治家，实际上是党派。这个词非常的不好理解，它来自于希腊人的stasis这个词，这是希腊人认为最糟的部分，就是任何政治最怕的是内战、内讧、党争，所以它最准确的意涵就是党争。那么，他意思就是说所有其他政治家所有除了那个以外，所有的政治家严格来说都是党争者。也就是说任何其他的政体中的政治家就是党争者，我们说这个词直到联邦党人文集，我们才看到真正有人严肃的为说党争来辩护，一个大国可以借助党争的形式，也就是说政党的统治，才获得一个他在政治学上正面的论证，它成了整个美国大国民族理论的一个核心的主题。但在整个古典政治思想党争一直是最坏的地位。所以他意味着所有的所谓“政治家”其实都是政治的真正的敌人。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理论，所以我们需要去思考这三步，就是说正确政体或知识政体、法律的模仿和最后党争的政治家，柏拉图描述的政治的这三个层次或者三个阶段，在什么意义上提供了一个人统治的政治的，或者宙斯时代政治的某种意义上比较完整的图景。好，今天先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