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厂】

　　人生的际遇就是这样，说变就变。知道我要调动，而且要调到离家蛮远的别县去，父亲坚决反对，先后从老家跑到县城来两次，要求我不要调去那边。那边离老家又远，又没有一个熟人，早晚有什么事，都没人帮忙。在本县虽然经常挨下乡，终归离家较近。要说调去那边比较富裕，工资也是国家定的，在本县一个月的工资分几次发，最终也一样要发完，家里也不问你要钱。后来，还发动四叔来劝我不要调动，可我想想，除了下乡，在计委上班，真的是闲得发慌。不如到工厂里面去，单纯负责一个工作做得舒心畅快。

      我一个中专生，一毕业就能分配到县府机关，还一下子就上调一级，说明当时到处都很缺乏人才。但当时的计划经济模式已经基本被否定，计委管的东西越来越少，日常有东西还能“计划”的就是钢材和水泥，其实连这两件要“统配”的物资，日常工作也已经划归物资局管了，剩下的，就是年度经济计划的编制一项而已，所以，计委平时除了当好县委县府各种“中心工作”的“别动队”以外，真的不知道要干什么。

　　现在想起来，如果计委蓝主任不调我上计委，让我继续留在统计局，继续做我喜欢的各种统计调查，下乡找各乡镇厂矿的统计员一起搜集各种经济资料，分析撰写社会调查文章，为领导决策提供数据材料，那我有可能就会更充实更快乐，也许还能为家乡建设做出一点实际成绩来，最起码也不会整天心慌慌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可惜，蓝主任鞭子一甩，我这个陀螺就只能永远转到自己不太情愿的轨迹上面去了。

      不知道像这样盲目甩鞭子改变别人人生轨迹的现象，现在还有没有？所幸现在的市场也已经比我们那时候广大得多了。所谓“人生无处不经营”，如果你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不要以为你已经掌握了你的命运。其实你也还是一个陀螺而已，在你的周围，还有很多和你这个陀螺配对的鞭子，正紧盯着你。如果你不及早经营、八面防范，就要被来自不知道哪个方向的鞭子，一下子就把你鞭出你想要的人生轨迹。

　　原以为，脱离了蓝主任的鞭子，我就能“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了，谁知道，我接着要挨的鞭子，却更直接更强烈了。

　　前面提到的，财务科长知道厂里要调来一位县计委的干部，就坐不住了，找到厂党委姚书记，问到，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对，要调人来换走我呀?书记急忙安慰到，调来的只是一个年轻干部，而且还没做过会计，财务科不是还缺人吗？放心好了，不会调换你走的。只是为了增加厂里管理人员的总体文化水平着想而已。经过这样的解释，科长才同意接收我进财务科。

　　虽然学的不是会计专业，但在学校学习《会计学原理》和《财务管理》也是一个学年的课程，科目设置、费用归集、出账定律也理解透彻，但科长明显还不想让我很快学到会计实务技能，所以，安排我的工作是跟出纳管理日常银行账务和现金收支。我立刻欣然接受，因为我已经知道科长对我的顾虑，虽然管钱既麻烦又担心还没多少技术含量，但在财务科，我文凭最高，年龄最小，我只要做好工作，谁都不用去担心。

　　来到一个新的单位，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当时年轻不谙世事，以为只是工作技能的重新学习，却不知人际关系、环境认同等原来积累的社会资源都完全消失了。来到财务科上班以后，各部门的人都要去重新认识、交往。别人也把你的加入当成新鲜事件，对你进行探讨。当时，一起上班的同事就问，你怎么不在县里上班，跑来这里呀？我回答，这里山美水美人更美。没想到，这句话被传开了。在刚上班的一个月里，我走到哪个科室、哪个车间，和我说话的人几乎都提到了这一句。让我惊讶的是，财务科的几位大姐竟认为这句话是我说的，其实这句话是周总理赞美贵州山水风光时说的，而我纠正说明她们还不肯相信。

        上班后逐步了解到，比起其他人，其实我还不算多远的外乡人。原来很多比我大不了几岁的人，竟然是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我来到这个小镇，还属于同一个地区的调动，那些知青有的人的家乡，离这个小镇还隔着几个地区，高中毕业就来到这边远小镇插队落户了。

        由于当时和外面联系的方式，只有报纸和通信，还有收音机。当人们惊喜地听到来自港台的流行歌曲以后，感觉有一扇通向外面的大门已经打开了。为了证实自己的感觉，一有工作，第一个目标，就是买一台收录机，再买几盒自己喜爱的歌曲磁带，然后闭上眼睛，让思绪随着歌声，飞出那扇大门去，遨游在自己能想象到的梦境里。直到厂里换班的汽笛声响起，才从梦中醒来，发现那些“靡靡之音”只是把自己带到一个自己幻想出来的小世界里去而已。

        很多人一天到晚、常年累月只做一个工种，只在一个车间。每天走进厂门口的时候，就认为自己只是个不被待见的苦力。而每当走出厂门口，来到集镇上的时候，又感觉到自己是个有人羡慕的糖厂职工，才发现，原来自己在这个大社会里的一个比较优越的小社会里安身立命，感觉蛮好的，所以，关心和维护这个小社会看来还是蛮应该的。在这种环境下，每当有一个新的职工到来，都能给这个比较平静而且自得的小社会激起一些涟漪。而我，刚来不久，接到第一个任务，无意之中就激起了一个很大的波澜。

      这个1958年就建厂了的老糖厂，到我来的时候，已经从日榨350吨扩建成日榨2500吨了。每天收购压榨的干蔗量有两千二百吨左右，每天支付蔗农的甘蔗款要20多万元，都需要厂里自己去银行领来自己支付给蔗农。所以，每年厂里都要抽调一组人来专门给蔗农付甘蔗款。

        20多万元，在今天来说，也就是两千多张“毛爷爷”，但八十年代末期，可没有那么大额的钱，最大的是“全国人民大团结”，十元。所以，一万就要一千张，去银行领20多万，运气好的话，不到三十捆，运气不好，都是五块一块的钱，就要40多捆，每捆一千张，两斤多。

        当然，钱的重量倒不是问题，去银行领都是车来车往的，钱的数量才是问题。当时，我们一个月的工资才70多元，一年才一千多元，每天几个人抬来付甘蔗款的20多万元，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就是200年的工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