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我生于湖南湘潭，城镇户口，属于“独生子女”群体中的一员。父亲也是城镇户口，两兄弟，母亲生于农村，排行老六。
父亲和母亲属于读书改变命运的典型代表。父亲大学毕业之后，顺理成章的进入了小镇上的国企，年纪轻轻就担任要职。母亲则更为优秀，自幼随叔父进入城镇，读书升学，经历两次高考，上了当时非常好的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油田工作。如若不是叔父身体欠安，逼着她回家乡进入企业工作，到今天她必然已是国家石油系统处级以上干部。
这样的出身，决定了我受到的家教是非常到位的。成年以后发现，这种家教，实则源自于我的奶奶。奶奶出身地主家庭，从小家教严苛，性格刚强，替家里管钱管物管佃户。解放以后，进入镇上的小学，在总务处任职，成为了编制内工作人员。由于地主家庭出身，奶奶从“成分”上说，并不是进级提干的理想对象。奶奶不服，工作加倍努力，成绩突出，最终也让她的退休工资比同辈高了几个档次。我曾不止一次这样想，要是奶奶晚出生40年，她一定会是改革开放时代一位优秀的企业家。
奶奶这样的出身，这样的性格，自然地使她对我的父亲和叔父的管教非常严格，这种严格也延续到了我的身上。就拿在家里餐桌上吃饭这一件事情来说，就有很多细节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第一，拿筷子的姿势。时至今日我依然印象深刻，小时候，因为拿筷子的姿势不对，我在餐桌上很多次都被奶奶教训到哭。一开始她还会很有耐心地跟我说筷子应该怎么拿，夹菜应该怎么夹，示范给我看，告诉我养成好习惯多么重要。后来发现我并没有按她说的做，就直接用她手里的筷子打我的手。我的想法也很简单，就觉得这个事情如果不按奶奶说的方式来做，等待着我的只能是无尽的疼痛和眼泪。所以呢，挨打的次数多了，自然也就改过来了，养成了好习惯。
第二，咀嚼的吧唧声。这件事貌似比拿筷子姿势不对更严重，家里对这件事情的容忍度几乎是零。奶奶对我说，吃饭不要着急，要细嚼慢咽，闭上嘴，不要发出声音。后来，奶奶只要听见我吃东西有吧唧声，二话不说就直接是一巴掌打在脸上。有几次，可能是因为饭菜太好吃了，不小心又吧唧了，就立刻招来掌掴。在这件事情上，我的外公也非常严厉，我也挨过他的巴掌。所以吧唧嘴这件事在我心里，就犹如洪水猛兽一般，不仅自己吃东西时万般小心，在餐桌上听到有人吧唧嘴，我也会犹如百爪挠心，坐立不安。另外，吃饭一定要在桌旁，不能端着碗到处跑；盛米饭不能把碗塞满；不能用筷子去翻盘子里的菜；即使再喜欢吃某一道菜，也不能连续伸筷子夹菜超过2次，凡此种种。
后来我长大成人，上大学，进入社会，发现这一系列吃饭的习惯都成了我被人接受和认可的优点，甚至直接因此受到过照顾和提携。这也让我从内心深处对家庭在我孩童时对我严厉的管教由衷的感激，也让我对家里的长辈更加敬重。
有意思的是，在西方国家，情形也一样。他们不用筷子，不吃米饭，但是对于吃饭的习惯，也是非常重视的，并且形成了鲜明的文化象征。白人中产家庭或者贵族家庭，无一例外在餐桌上都是细节到位，礼仪周到。这一点，从西餐餐具的复杂程度，就可见一斑。
在西方的影视作品里，吃东西狼吞虎咽或者是吧唧嘴这样的动作一般都被用来表现贫民区黑人的缺乏教养和不守秩序，或者用来表现角色的呆和傻，像饿了半个月似的。餐桌习惯被赋予了很深刻的文化含义和象征意义。
虽然现象是一致的，但是中国家庭和西方家庭在这个问题上的教育心态却有着天壤之别。在中国，我想很多都是我这种情况，小孩因为害怕犯规带来的严重后果，而不得不遵守大人的教诲。而在西方，尤其是well-off families（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比较体面的白人家庭），大人会对小孩子说，在我们这种优秀的家庭，吃饭优雅是基本素养，是一种美德，是我们身份的象征。中产阶级为了模仿上层阶级，自然也就会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小孩。所以小孩子会欣然接受大人的要求，会觉得这样做是一件特别长脸的事，会在内心因为这样做而产生无比的自豪感，自然而然也就有了强大的内驱动力去坚持而形成习惯。
非常明显，虽然表面上达到了同样的效果，但是两种情况下小孩子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小孩像花园里的树木，被修剪成了园丁（家长和社会）想要的样子，养成好习惯的源动力是恐惧，养成好习惯的方式是退缩和压抑。而西方的小孩子则在形成习惯的同时，建立了强大的自信心，背后是极强的家族荣誉感和自豪感，这给了他们无穷的勇气，去面对生活和未来。这种情形在生活中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发酵。当然也就不难理解，在创造力这个环节上，为什么中国和西方还有着如此之大的差距。
这篇小文，仅谈谈现象。要深挖价值，形成观点和方法，容续篇再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