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结束一周后的某一天，林国华跟我谈起他面试的最后一个考生。“周小莉，我记得她的名字。”他说。我没告诉他，我认识周小莉。

2019年的第一个周日，数九寒天，这是二九的第七天。早晨七点，周小莉已经坐到一家成人培训机构的教室里。空调刚刚打开，她冻得直哆嗦。跺脚搓手，依然手脚冰凉。

丈夫让她多穿一点，“面试归面试，为了形象也不能不顾身体。”在丈夫眼里，周小莉今天打扮庄重且精致，一身简洁的套装，里面薄薄一层羊毛衫，三十五岁的她笑起来时，眼角已有鱼尾纹，但今天在粉底的遮掩下，毫无痕迹。

“你不懂，面试，形象是第一位，辅导机构的老师反复强调过。”她对自己的形象很满意，边说边套上一件长款羽绒服，出了门。

“如果这次面试不通过，我就不考了。”周小莉对我说过，“参加教师资格证考试的，都是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我属于大婶级别，跟他们竞争，心里发慌。”她心慌的地方并不在于此，如果资格证再拿不下来，辅导教师的岗位有可能要失去，“三十五岁的年龄是个坎，重新找份工作太难了。”

十三年前，周小莉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辅导机构担任初中语文辅导教师。她不是师范生，更不是中文专业，“我们集中培训一个月上岗。说实话，专业知识在其次，这可以慢慢学。重要的是续课率，只要保证学生不流失，下期继续报名就可以。”她说，“奖金全在续课率上。”

早有消息说，即使在辅导机构任职，也需要教师资格证，“考出来放心。”有资格证至少下岗的可能性要小。“有个证书太重要了。”周小莉怕行政条文出台后，会一刀切。

无论自己的续课率有多高，也无论自己的辅导成绩有多好，在行政命令面前，一文不值。“为什么小三的下场不好，因为没有名分。”她曾跟朋友开玩笑说。“资格证相当于名分。”

虽然自己是辅导机构的老师，一样要报教师资格证的辅导班。她心里没底，“我会上课，但备课上课怎样才算符合规范，面试时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很多地方得重新学习。”

昨天是面试第一天，她面试时间是今天下午的最后批次。昨天下午，辅导机构给她打电话让她继续辅导，“今天的面试题，我们已知道一大部分，我们要有针对性再给你辅导一下。”

今天上午，周小莉按照培训方案，还要再备四次课，试讲四次，辅导老师根据她试讲的情况，做最后指导。时间太紧，所以她七点就到了。

有资料表明：2015年，教师资格证考试改革正式实施，打破教师终生制且五年一审，改革后将实行国考，考试内容增加、难度加大。在校专科，本科能报考。改革后将不再分师范生和非师范生的区别，想要做教师都必须参加国家统一考试，方可申请教师资格证。

这一政策的实施，促使报考教师资格证的人数逐年增多。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报考人员中，女性占据绝大多数。2014年12月8日，教育部长陈宝生撰文说，“让教师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显然，很多男性用实际行动表明并不认同这一说法。

教师职业因为有带薪休假、时间固定、兼顾家庭等特点，对女性而言，无疑有较高吸引力。周小莉对此还有另一种认识，“最重要是好嫁人。”同时，“今天的就业形势，对女性还是有隐形的歧视。”

辅导机构的老师给周小莉出了四个试讲题目，一篇小说，一首古诗，一篇文言文，还有一个作文讲解。“这是昨天我们搜集到的面试题目。你先各写一个简单教案，然后试讲。”负责人说。

“不要有‘嗯’“啊”这样的话，注意语言表达的连贯。”试讲时，辅导老师说，“其他还不错，整个上课环节不错，从导入到问题设计还有总结和布置作业。都符合要求。”

这给周小莉很大信心。“我已经教了十多年课，应该没问题。”她说，“即便不专业，可毕竟我也算是熟练工。”

中午，女儿给周小莉打来电话，祝她马到成功，“宝贝，妈妈没问题。”周小莉很高兴地对女儿说。

老板曾对周小莉说，拿下教师资格证，她就可以一直在这里工作，“你的续课率那么高，奖金下一步再提高。”老板的话让她看到希望。女儿明年上小学，她和丈夫按揭了一套房子。“老公工薪族，如果我的这份工作能保住，那么按揭、供孩子上学，还有父母的养老，马马虎虎能应付过去。”周小莉说。她太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不希望有任何波折变动。

任何小人物，都是在时代的洪流里挣扎，无力且徒劳。他们要求不高，只想安稳踏实过日子。对有些人来说，一份工作像是旧衣服，可以随时更换。周小莉却不能，“我有走出去的勇气，却没有接受失败的底气。”

“谁让我没嫁个有钱的老公呢？”她笑着说。“不过也很好，不用担心别的事。”

下午一点，她稍微补了一下妆，开始排队进考场。她看见考官们进入大楼，消失在不同编号的考场。

林国华是众多考官中的一个，他扭头看看不远处排队的考生。

“谁都不容易。”他跟两位副主考说，“不过我们得把好关。”

“我们得想一个问题，假如我们的孩子交给那些考生来教，能不能放心。”他补充说。

林国华已经做过四次语文科目的考官，前三次是副主考，这次是主考。按照程序，他会在系统里随机抽取两道题，考察学生的应变能力、素养、以及语言表达。然后，听学生试讲。“考生试讲时，你根据他们讲课的内容，随便问一个专业问题。”他跟一个副主考说。这是面试最后一道程序。

最后，他们三位考官，共同商议打出分数。六十分过线。

昨天他们这一组，面试了二十五名考生，“只有极个别试讲没问题，能根据要求来设计问题讲课。”他后来总结，“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专业素养，来考教师资格证，不是误人子弟吗？”

“没有过关率，只有合格不合格。”他说，“外界对教师有很多误解，以为教师不过是讲讲课，批批作业，他们不知道这需要专业知识，教的每一个知识点，都不能失误。”

下午场的几位考生，要么解释错了古汉语，要么不能完整翻译一首诗。他毫不留情打了低分，副主考没有异议。

结束考试后，他对我说，两天面试了五十个人，“只有一个男生，我发自内心想让他通过，可他专业知识太差，连新闻的基本结构也不知道，他不是学中文的。这肯定不行。”

“最后一个，听完她的试讲，虽然有些瑕疵，但感觉素质真不错，而且年龄也不小了，看身份证是三十五岁，我们三个考官互相对视了下，点点头，我们想让她通过。”他说，“一看就知道这是在外面任过课的，如果通过不了，她在外面的教职估计也会丢。”

林国华针对她讲课中的瑕疵，在草稿纸上写下一个问题，交给副主考。副主考点点头，这是考生试讲结束后的问题答辩。

周小莉抽到序号，是最后一个考生。

听到考官叫她的名字，她脱下羽绒服，推门进了考场。

抽到试讲篇目时，周小莉已经抑制不住激动的心，这是上午刚刚练习过的鲁迅的《社戏》。

“一定要看好抽到的试讲要求，前几场的考生就没按要求讲。”辅导机构的负责任说，“看清楚是否让你读课文，分析文章时，是分析人物形象，还是分析主题，还是从结构角度分析。”

周小莉仔细看要求，“分析六一公公人物形象。”

“从六一公公对待小时候的鲁迅，也就是迅哥，和其他孩子的不同态度来看，六一公公是个淳朴、热情、好客的人，他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农民的优点。”周小莉最后总结说。

她气定神闲，带一点点骄傲。毫无痕迹的妆容让她看起来像个明媚的少女。她甚至想到回到家后，女儿欢快地扑到她怀里的情景。

“我没问题，准备太充分，完美。”结束后，她对朋友说。

副主考拿起一张草稿纸，问她，“麻烦你说一下小说和散文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

“小说有情节，引人入胜，有鲜明的形象。而散文没有情节，主要是抒情为主。”周小莉回答。

副主考点点头，“谢谢，请交上你的备课纸。拿好身份证、准考证。可以离开考场了。”

林国华等她离开考场，问其他两位副主考，“怎么样，过不过？”

“她不知道小说和散文的本质区别，这可是中文专业中最简单的问题。迅哥怎么能是鲁迅？无论讲课再好，基本知识点不能弄错啊。”副主考说。“专业的事就得专业的人来干，我们这一行，要专业底子啊。”

“当时，我很纠结，我清楚我们最后的打分对她有多大影响。”林国华后来说，“她不像那些二十岁的小姑娘，跌倒几次都不要紧，爬起来一样走路。”

林国华在电脑上输入最后一项得分。系统显示最后得分，58分。“没办法，我们本想让她通过。”他说，“但这意味着，我们对她的学生不负责。”

林国华交上统计表离开考场下楼。他看见最后那个考生在打电话，“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周小莉的手已经冻僵，但阻挡不了她的兴奋，“肯定是个好结果，你要知道，为此，我付出的太多了，老天辜负过谁？”她在电话里对朋友说。

我并没有告诉周小莉她的面试成绩。离公布成绩还有两个月，她沉浸在成功的希望中。我知道，那是虚假的希望。

但虚假的希望也是希望，哪怕只有两个月。在备受摧残的生活中，伤心能晚来一分钟，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