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1月31日，夏征农（夏正和）出生于江西丰城县钞塘乡夏家村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志向远大，读了8年私塾后，进入南昌心远中学学习。
1919年，夏征农作为小学学生代表参加了“五四”运动。1925年，又作为高中学生代表参加了支援上海五卅惨案的活动。
1925年秋，21岁的夏征农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得以接触《共产主义ABC》、《三民主义》等进步书刊，并于次年10月秘密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受党组织派遣，夏正和来到江西新建县开展农民运动。7月27日，他接受了党组织要求其参加武装起义的任务，将已派到农村的各个工作组召回来加入起义部队。 南昌起义爆发当天，夏正和组织农民参加运输物资，还奉命在昌北的牛行车站附近挖战壕和工事，准备阻击九江来的敌人援军。南昌重新被敌人占领后，夏正和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
来到上海后，本来组织上考虑让他去苏联留学。他却不愿意，说道：“干革命就要在中国干，到外国去干什么？”最后，在陈望道的帮助下，夏正和进入复旦大学，边读书边从事地下工作。在校期间，他担任复旦共青团支部书记，与进步同学公开办起了《青鸟》杂志，刊登进步文章，号召学生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那时起，夏正和取了个笔名叫“夏征农”，以后这个笔名竟取代了本名“夏正和”。
1929年8月，夏征农在组织复旦学生参加集会时被捕，被反动当局判刑一年，与彭湃等革命志士一同关在龙华监狱。次年，他被转移到苏州监狱关押，随后加入了监狱特别党支部并任委员，发起了绝食抗议斗争。1930年底，夏征农出狱，先后任上海闸北区团委宣传部长、江苏省团委秘书等职。他在《海上青年》杂志工作期间，翻译了史沫特莱的《苏区见闻》等报告文学。
1933年初，深受鲁迅影响的夏征农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夏征农受上级委派，前往各高校帮助大学生文艺团体开展进步演出活动。此外，他还参加了《春光》《读书生活》等进步杂志的编辑工作。
1933年秋，他参加了李公朴主持的《申报流通图书馆》的工作。他在《申报》写的“答问”散论，连续发表了数十篇。如《文学学习步骤及其它》《关于接受文学遗产》《文章可以报国吗?》
1934年夏，国民党对上海文化界开始大扫荡，柔石、殷夫以及《申报》总编史量才等多位“左联”成员先后遭到杀害。
1934年底，正在办《太白》杂志的陈望道得知夏征农辞去《读书生活》社的职务，即邀请他参与《太白》的编辑工作，并介绍夏征农与鲁迅见面。这以后因为《太白》几乎每期都有鲁迅的文章，于是征农在一段时间里与鲁迅的接触频繁，这期间既受到鲁迅先生的赞扬，也从中获得不少教益，并撰写《鲁迅研究》（1937年出版）。
夏征农冒着危险每期都向鲁迅先生约稿，鲁迅用"公汗"的笔名发表文章。夏征农在1936年成为“左联”后期领导人之一，那时“左联”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编辑出版了《鲁迅研究》等著作，与后方的文化精英一起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
抗日爆发以后，按党的需要，他一直从事军政领导工作，转战南北，还到了南昌组织江西省青年服务团，进行抗战宣传活动。
1938年，夏征农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任政治部统战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部长。1941年1月6日，9000余名新四军战士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到8万余国民党精锐部队的伏击。经过7昼夜的激战，终因弹尽粮绝，除少数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时，夏征农随叶挺军长一起乘着夜色向外突围，遭到敌人居高临下的炮轰，形势十分危急。
夏征农回忆道，第二天天亮时，满山遍野都是搜山的敌人，同时传来高音喇叭声“你们快出来投降吧，你们的军长已经被捕了”。接着，军部就遭到敌人密集炮火的扫射。他带着7位战士突围到荒无人烟的大王坑山头上。由于担心人多太显眼，他让一个参谋带着两位同志先行转移，自己则率其他3位同志，白天靠采野果子充饥，晚上就露天宿营，好几次都与搜山的敌人擦肩而过。
夏征农顽强地坚持到第7个夜晚，等搜山的敌人撤退后才平安下山，在民主人士和老百姓的保护下，化装成茶商和教会人员从芜湖登船转移到南京、上海，然后再到江苏盐城的新四军军部。此后，夏征农担任过栗裕的秘书并随军转战南北。
新中国成立后，夏征农长期主持思想宣传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文革”结束后，夏征农回到母校复旦担任党委第一书记。他为拨乱反正、推动学校恢复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做了大量工作。
夏征农认为, 对于大学生不仅要让他们学到丰富的科学知识, 还要培养他们的民主作风、独立思考和办事的能力。在他的鼓励下，学生成立了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小组，各系科都办起了学生自己主编的墙报。在复旦工作近一年时间里，夏征农先后发表了《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谈起》《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重视知识分子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要民主办校》等一系列重要文章。
主要事迹
皖南脱险
1941年1月6日下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军队8万多人在皖南泾县茂林一带对新四军9000多人发起了围歼性的伏击。当时的夏征农正随军长叶挺一同转移，在将近十倍的敌人面前顽强地拼杀了好几个昼夜，数次突围却遭到敌人的堵截。为了冲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叶挺军长下令给每人发50块银元，分散突围。
按照叶挺的嘱咐，夏征农冒雨突围。在山上连续攀爬了好几个昼夜后，他已筋疲力尽，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心一横，找了个山洞，把背包往洞口一睹，身子往草上一倒便睡去了。天刚蒙蒙亮时，夏征农被一阵悉悉嗦嗦的响声惊醒，起初认为是野兽回洞，后来才认定是患难中的战友。在那个特定的岁月，正经历着难以想象的艰难，战友重逢，欢乐、激动，一股热血沸腾的暖流，冲散了山野清晨的寒气。“这下好了！”“现在我们是四个人三只枪，顶呱呱的武功队，只要渡过青弋江，我们就鱼跃大海了。”
在夏征农的带领下，他们经过一周的昼伏夜行，来到承流峰下的殷冲涝柳村。正当他们为如何走出这个是非之地发愁时，他得到了一位冯姓青年的帮助。在小冯的协助下，他们和远在茂林村的中华圣公会陆会长取得了联系。在他们的建议下，夏征农化名“柳青山”化妆成中华圣公会，跟随小冯去往芜湖。
初春的金色阳光，暖洋洋地洒在弯弯曲曲的山径小道上。夏征农跟随着小冯上路了。白天他们沿着碧青见底的青弋江岸，起早摸黑，走村串户。白天，他们轮番着象唱山歌似的吆喝着：“染衣喽！染衣喽！祖传秘方，永不褪色！”晚上，他们亮出中华圣公会证件，安安稳稳吃饭，舒舒服服住店，丝毫不露破绽。皖南的隆冬，打个瞌睡就过去，转眼之间，明媚的春光已把大地唤醒。夏征农跟随着小冯，经过一个多月的昼伏夜行，有惊无险地通过了一道又一道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终于在3月12日下午，胜利到达芜湖市，顺利登上了去往上海的火车，成功脱险。
主编《辞海》
1998年6月的一个夜晚，96岁的夏征农还在伏案。突然，电话铃响了。夏征农拿起电话，那端传来江泽民总书记的问话。他问夏征农：“为什么《康熙词典》收词有4万多，《辞海》只有1万多?”夏征农答道：“因为《辞海》是面向大众的普及型、实用型工具书。因此，一些冷僻的、专业性很强的词就不收了。我们还准备编一部《大辞海》，供学术工作者使用。这里的收词就多了。”
1978年，74岁的夏征农继舒新城、陈望道之后出任《辞海》第3任主编。他提出了“10年修订一次”的决策，因此有了《辞海》1989年版、1999年版。在修订《辞海》的过程中，夏征农亲自审阅、核对重要条目，并且提倡“求实”的原则：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实事求是地解决各种难题。《辞海》的编校质量越来越高，形成“一丝不苟、字斟句酌”的“辞海精神”。
在修订《辞海》的过程中，夏征农亲自审阅、核对重要条目，并且提倡“求实”的原则：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实事求是地解决各种难题。《辞海》的编校质量越来越高，形成“一丝不苟、字斟句酌”的“辞海精神”。
2002年，编纂《大辞海》的工作开始启动。虚龄近百岁的夏征农，在大家的要求下，出任主编。有人以为，他也就是挂个虚名而己。其实不然，虽然具体工作有他人做，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由他拍板、出面。但凡《大辞海》的工作会议，他都参加。夏征农从74岁主编《辞海》，编到101岁，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生于1904年，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夏征农，党龄长达82年。改革开放后，他虽已过古稀之年，但是仍思想敏捷，目光犀利。他清醒地看到：经济发展以后，各种诱惑势必给共产党人带来新的考验。因此，他在多种场合提出：共产党员，尤其是受党多年培养的老同志，一定要“保持革命晚节”。事实上，夏老的这根“马克思电筒”棒，不光是用来照别人，也是照自己的。他有13个子女，大多数是工薪阶层。对子女，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要老老实实做人，出了事，我是不会帮你们开脱的。”
2002年11月，夏征农以99岁高龄，出席党的十六大。他吟诗一首献给十六大：“六入京都为党谋，敢因衰老不分忧？欢呼祖国愈强盛，高唱和平是主流。反对霸权成众志，清除腐败解民愁。相期后浪超前浪，高举红旗万万秋。”这里的“六入”，指的是他曾经6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他说：“我1926年10月在南京加入共产党。当时我庄严宣誓：永远跟党，永不叛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一辈子记住我的入党誓言，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