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说举要
——董本鹏
说到性灵，诗词爱好者都不会陌生，性灵诗风的出现和它的形成，大约用了近一百年的时间，而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目前，而各家提出的“性灵”并没有在一个理论体系下完成。也不可能在一个系统的体系里形成。纵观诗词千百年来，一个流派或一个学说的形成，他除了它的历史原因以外，更多的是学说的倡导者力图创新除弊的结果，但如何创新也始终没有走出先秦诸子的学说范畴。性灵也是这样。在没有说清性灵前，要有个界定，就是诗和人的关系。假如说诗是一个“品”的话（或许是作品，或许不是），那么人就是“品”的制造者。什么样的制造者，就出什么样的“品”。
性灵说的倡导者，大部分都是诗人之诗。何为诗人之诗？诗人之诗是针对“学人之诗”、“才人之诗”而言的。这三类诗总称都叫诗，但由于制造者的不同，所达到的诗的效果就不同。比如唐之大小李杜，宋之放翁、稼轩，清之张问陶、黄仲则等等。诗人之诗以情胜。能把个人的情感完全渗透到作品里，已达到与读者的共鸣，继而显现出诗的魅力。用叶嘉莹先生的话就是“诗有感发的力量”；而以才胜缺乏深厚绵邈的情致，“艳之以藻绘之华”而流于轻媚；或虽有精思而不能用情以托起，唯赖学问、典故、考据、生字险词相济，而显得枯硬干涩，此为才人之诗，如宋之黄山谷、清之王昶、翁方纲等；而原装照搬，学谁像谁，中规中矩，即无大情也无小趣，或读之圆滑品之无味，假情矫作，病齿吟喉，心远口近之作谓之学人之诗；但上述三类诗人也不是一成不变，又有互相交错，相互渗透的时候，而由于认识的深浅，身世的变化，诗词风格也逐渐的在变化。但以情致胜，是诗之上品，也是性灵说多追求的目的。
第一节性灵说的渊源
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人之所以是“有心之器”，而不同于自然界的“无识之物”，即在于人是”性灵所钟”，有人的灵性。《文心雕龙·序志》中所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亦是指人的心灵。《原道》篇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就是说文章乃是人的心灵的外在物质表现。其后钟嵘在《诗品》中突出诗歌“吟咏情性”的特点，强调“直寻”，抒写诗人“即目”、“所见”，使之具有“自然英旨”之“真美”，以及赞扬阮籍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等，和后来性灵说的主张是接近的。所以袁枚说:“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仿元遗山论诗》)
宋代杨万里反对江西诗派模拟剽袭、“掉书袋”的恶习，主张“风趣专写性灵”，也对性灵说产生了很大影响。袁枚对杨万里也是相当推崇的。他说:“诗者，人之性情也。”“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又说“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随园诗话》)。“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随园尺牍·答何水部》)。认为诗是由情所生的，性情的真实自然表露才是“诗之本”（《答施兰□论诗书》)。
到了清代，黄宗羲（1610——1695）最早提出“诗也者，联属天地万物而畅吾之精神意志者也；”又说“夫诗者哀乐之器也。”（《文定四集》）这两句话是说：运用一切客观事物，表达我主观性情；无论是哀还是乐，都能表达我的精神意志，这就是诗。所以他又说“为诗者，亦惟自畅歌哭。”而较为透彻的是在《寒村诗稿序》中说：
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负，古人不能尽其变化，学者无从窥其隅辙。此处受病，则注目抽心，无所绝港。而徒声响字脚之假借，曰此为风雅正宗，曰此为一知半解，非愚则妄矣。（《文定》后一）
从这些观点上看，梨洲是倡导性情的。但古往今来，谁诗不言情？“诗以道性情”早已被说成了陈词古调，并不新鲜。可梨洲的性情说的是真情，而不是假情，更不是矫情；他讲的是情的真挚，情的纯洁，用情的深浅，这样诗中才会有一个真正的“我”，而这个“我”不是小“我”，而是大“我”，不要做一时之“我”，而要一世之“我”变成万古之“我”，这时，诗才有永久的价值。这是其一；其二，他更注重对“性”的理解和要求，“性”的存在诗才存在。用现代的语言理解，就是思想性，而就用一个简单的思想性三个字去解释也不是完整的，或可以借用一下经济学中的“价值”二字解释，是不是物有所值。“情”可以打动别人，引起别人的注意，“性”能让人记住，让人达成共识。黄梨洲是以一个学者的角度提出了“性灵”的概念。
清代第二个提出性灵的是赵执信，他以以批判“神韵说”的角度提出性灵的“真”和“有”。他注重诗中的“意”，而在“意”中体现性情，推阐性灵。赵执信[shēn]，（1662～1744）清代诗人、诗论家、书法家。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知如老人。山东省淄博市博山人。十四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十八岁中进士，后任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二十八岁因佟皇后丧葬期间观看洪升所作《长生殿》戏剧，被劾革职。此后五十年间，终身不仕，徜徉林壑。赵执信为王士祯甥婿，然论诗与其异趣，强调“文意为主，言语为役”。事见《清史稿》四百八十九卷，诗论见《谈龙录》，后人誉为“清初六大家”之一，有《饴山诗集》十九卷，《饴山文集》十二卷，《诗余》一卷，《谈龙录》一卷，《声调谱》一卷，《礼俗权衡》两卷等。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三有所论述：“平心而论，王以神韵缥缈为宗；赵以思路境刻为主。王之规模阔于赵，而流弊伤于肤廓；赵之才锐于王，而末派病于纤小。使两家互救其短，乃可以各见其长；正不必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也。”此论是纪晓岚敷衍庙堂，和稀泥的说法，不可信。所作诗文深沉峭拔，极其崇拜常熟冯班，与吴中的吴乔有共同的诗词观点。冯班是“神韵说”的第一个批评者，吴乔是第二，赵执信是第三。性灵和神韵的争辩将在后节详细说明。
清代第三个提出性灵说的是尤侗，尤侗（1618年－1704年）字展成，一字同人，更字展成，号悔庵，晚号艮斋，又号西堂老人，长洲人，有《西堂杂俎》、《艮斋杂记》、《鹤栖堂文集》，《清史稿》四百八十四有记。为文多新警之思，清世祖叹为真才子，圣祖称其老名士，因以自负，为人放荡，不以正统自居。《西堂杂俎三集》三，《曹德培诗序》说：
诗之至者在乎性情，性情所致，风格立焉，华采见焉，声调出焉。无性情而矜风格，是鸷集翰苑也；无性情而炫华采，是雉窜文囿也；无性情而夸声调，亦鸦噪词坛而已。
而这样的说法，势必和公安、竟陵走向一路，实不然。他还说：
若夫今之诗人矜才调者守历下、琅琊为金科，凿性灵者尊公安、竟陵为玉尺，……两者交病而已（《将虎臣诗序》）。
如以诗论，苟无真意，则声华伤于雕琢，格律涉于叫嚣，其病臃肿。若舍其声华格律，而一惟真意是求，则枵然山泽之癯而已，两者交失。（《杂俎》三集四，《月将堂近草序》）
他是以真意为主，而使声华格律为我用而不为我累，修正了公安的说法，“有性无情，是气非性；有情无性，是欲非也”，这些论法基本和袁枚的论调一致。
第二节性灵说出现的背景
性灵说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提出、继承、倡导、辩论、接受、传播近百年时间，性灵说的诗调定音并不是袁枚一个人的贡献，上边说过在袁枚之前有好多人倡导，到了袁枚时，他历尽一生的经历倡导、驳辩、传播这种声音，他的性灵说并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论述性灵，大部分记录在其《随园诗话》里，也有一部分散见与序跋之中，《续诗品》是较为集中的论诗作品，但从其与神韵、格调、肌理驳辩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理论基础，但并没有系统地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到张问陶《论诗十二绝句》，性灵说是个节点性的标志。后节将会详细叙述，此不多语。
乾隆十年（1745）袁枚三十岁时，任江宁县令时，作《答曾南村论诗》云：
提笔先须问性情，风裁休划宋元明。
八音分列宫商韵，一代都存雅颂声。
秋月气清千处好，化工才大百花生。
怜予官退诗偏进，虽不能军好论兵。
这是他最早的诗学观的提出，但这个时候，他的影响不大，可诗中的核心观点“主性情，反门户”、“休划宋元明”的论调已经是性灵的主旨了，尾联“怜予官退诗偏进，虽不能军好论兵。”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这就是向馆阁宣战了呢。
此时的文化环境正是“武功”之后“文治”的高峰期，在宋明理学的整肃中趋于“正统”；经济经过三朝百年的复苏逐渐呈现盛世之态；清诗的变调基本走向“正音”，神韵说的虚无缥缈占据了诗人的大片假想空间，由遗民诗人的恋旧怀远转向了盛世歌咏阶段；凤冠麟角的诗观想法在高官显宦的层面逐渐被格调说代替；文人思想的羽翼被折叠在大一统观念的牢笼里，文字狱（真正文字狱高峰在乾隆三十五年前后）的高压震慑使文人“赋闲”于世，于是“无所事事”的文人开始了寻源、考据，也孕生了一门学科——朴学，朴学产生，让大部分没有“思想”（或有思想而不敢言）的文人有了“就业”的机会，可以充分的发挥文人“大学问”的非政治知识的作用，而这些人创作出大量的有肉无骨的肌理学人之诗。也就是这时，远离“本性”的“人欲”又一次唤醒了一批诗人，欲之诗应回归本源。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说至此出现，并在不久的时间里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和接受，出现了当时的“袁枚现象”（严迪昌语），与之呼应的赵翼、将士铨、及后来的张问陶、孙原湘以实际的性灵思想创作出大量的作品并修正了性灵的理论。
附录一：下面我们通过列表看乾嘉诗坛的基本概况：（资料来自百度百科仅供参考）
1、卢见曾（1690—1768），字澹园，又字抱孙，号雅雨，又号道悦子，山东德州人。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历官洪雅知县、滦州知州、永平知府、长芦、两淮盐运使。性度高廓，不拘小节，形貌矮瘦，人称“矮卢”。学诗于王渔洋，田雯，有诗名，爱才好客，四方名士咸集，流连唱和，一时称为海内宗匠。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引案发，因收受盐商价值万余之古玩，被拘系，病死扬州狱中。著有《雅雨堂诗文集》等，刻有《雅雨堂丛书》。纪晓岚长女嫁卢见曾之孙卢荫文。盐引案发，纪昀因漏言获谴，戍乌鲁木齐。乾隆二十三年（1753）辑刊《国朝山左诗抄》六十卷，得620余家，诗5900多首，附120首。
2、沈德潜（1673—1769），字碻士，号归愚，江苏苏州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代大臣、诗人、著名学者。乾隆元年（1736年），荐举博学鸿词科，乾隆四年（1739年）以六十七岁高龄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乾隆帝喜其诗才，称其“江南老名士”。历任侍读、内阁学士、上书房行走，乾隆十四年（1749年）升礼部侍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加礼部尚书衔，乾隆三十年（1765年），封光禄大夫、太子太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病逝，年九十七，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悫。后因卷入徐述夔案，遭罢祠夺官。作为叶燮门人，论诗主“格调”，提倡温柔敦厚之诗教。其诗多歌功颂德之作。所著有《沈归愚诗文全集》。又选有《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等，流传颇广。《原诗》是其集中论诗著作。
3、毕沅（1730—1797），字纕蘅，亦字秋帆，因从沈德潜学于灵岩山，自号灵岩山人。江苏镇洋（今江苏太仓）人。清代著名学者。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廷试第一，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年（1785）累官至河南巡抚，第二年擢湖广总督。嘉庆元年（1796）赏轻车都尉世袭。病逝后，赠太子太保，赐祭葬。死后二年，因与和珅有交牵连（和珅四十寿诞赠诗十首），被抄家，革世职。经史小学金石地理之学，无所不通，续司马光书，成《续资治通鉴》，又有《传经表》、《经典辨正》、《灵岩山人诗文集》等。乾隆五十年（1785）编刊《吴会英才集》二十卷，选诗人十二人，分别是：方正澍二卷；洪亮吉二卷；黄景仁二卷；王复二卷；徐书受二卷；高文照一卷；杨伦一卷；杨芳灿二卷；顾敏恒二卷；陈燮二卷；王嵩高一卷；杨揆一卷；徐嵩一卷；石渠一卷；孙星衍一卷；王采薇一卷。这些人都是毕沅的幕僚。
4、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一字忠叙，号覃溪，晚号苏斋，顺天大兴（今北京大兴区）人。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乾隆十七年进士，授编修。历督广东、江西、山东三省学政，官至内阁学士。嘉庆二十三年，卒。精通金石、谱录、书画、词章之学，书法与同时的刘墉、梁同书、王文治齐名。论诗创“肌理说”，著有《粤东金石略》、《苏米斋兰亭考》、《复初斋诗文集》、《小石帆亭著录》等。
5、王昶（1725～1806），字德甫，一字琴德，号述庵、又号兰泉，青浦（今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人，祖籍浙江兰溪。三迁左副都御史，乾隆五十四年，内迁刑部侍郎。著有《使楚从谭》、《征缅纪闻》、《春融堂诗文集》。辑有《明词综》、《国朝词综》、《湖海诗传》、《湖海文传》等书。工诗善文，早年与王鸣盛、吴泰来、钱大昕、赵文哲、曹仁虎、黄文莲并称为“吴中七子”，他的诗文结集《春融堂集》共60卷，姚鼐、俞樾曾先后为之作序。
6、朱筠（1729－1781），字竹君，又字美叔，号笥河，祖籍今萧山城厢镇城南办事处黄家河村，因其祖辈、父辈在外做官，侨居北京大兴县，故入籍顺天府。清代著名学者，人称“竹君先生”。乾隆三十六年（1771）秋，提督安徽省学政。充《四库全书》纂修官，兼充《日下旧闻考》总纂之一。乾隆四十四年（1779）秋筠出任福建省提督学院，次年秋还京，乾隆四十六年（1781）夏病故。
7、曾燠（yù 1759-1831），字庶蕃，一字宾谷，晚号西溪渔隐。江西南城人。官至贵州巡抚。清代中叶著名诗人、骈文名家、书画家和典籍选刻家，被誉为清代骈文八大家之一。曾廷澐之子。乾隆四十五年（1780），中顺天府乡试，次年中进士，改庶吉士，派往翰林院研习国书。四十九年任户部主事。五十三年，在为父守孝满服以后，补湖广司，人值军机处，升贵州司员外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五十七年，朝廷考核各官政绩，曾燠被定为一等，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出使江南一带。后升两淮盐运使。嘉庆十二年（1807），升湖南按察使。十三年，调湖北。十五年，迁升广东布政使。二十年，再升贵州巡抚。道光二年（1822），在还乡奉侍年高母亲五年之后，以巡抚衔巡视两淮盐政。六年，召回北京，以五品京堂候补。十一年，病卒于北京寓所，享年72岁。编刻《江西诗征》九十五卷；《国朝江右八家诗选》。
8、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籍贯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先后任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侍郎，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体仁阁大学士，太傅，谥号文达。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嘉庆六年（1801）得法是善囊助编刊《两浙輶轩录》四十卷，得人3133家，诗9240首；又辑《淮海英灵集》二十二卷，会钞扬州一郡之诗。
上边这几个人在朝交替的把持着中央的高层论调，由于篇幅的原因不能详细介绍他们的经历，但他们都有下边这几个共性：
1、位高权重，都是皇帝信任之人。
2、除了自己很有钱以外，广交民间巨商。
3、大部分做过地方学政或督学，或担任过乡试主、副考官，门生广博。
4、诗词论调基本和中央保持一致。
5、除朱筠以外都很高寿。沈德潜97岁；卢见曾79岁；翁方纲86岁；王昶83岁；曾燠72岁；阮元86岁；毕沅68岁；朱筠小一些53岁。
6、这些人的师承较深，沈德潜师承叶燮，沈德潜的学生里有毕沅、王昶、王鸣盛、钱大昕等；毕沅有学生曾燠。
7、从年龄上看袁枚（1716－1798）辞官时是乾隆十四年（1749）33岁辞官隐居于南京小仓山随园，而后再度出仕，乾隆18年，彻底离开官场。到嘉庆二年（1798）去世，在随园住居了近五十年，82岁寿终。我们不妨通过下列表格再向前追述一下。
附录二：甲申年诗坛的年龄结构：
从这几张表和之前罗列的人物介绍中，能反映出如下几个问题：
1、年龄最小的王士禛去世五年后，袁枚才出生，神韵说已走向了强弩之末。
2、遗民诗人心中的风云激荡之情随着人事的消亡逐渐淡化。
3、雍正之前的朝、野对立诗团经过“鸿学博词”式的拉拢、重用，附以高压的文字狱手段，使大多数文人屈从于朝堂。肌理说有了有了滋生的土壤。
4、钱牧斋的诗调被神韵代替后，并不能完全使诗风走向“正统”，于是，格调出现。格调出现又走入一个极端，在神韵、格调的两个极端此消彼长之时，性灵的出现对两个论调当头棒喝，而后不久肌理又跳出来反对性灵的同时，在修正神韵、格调说法。
5、性灵说是伴随着乾隆年间的高压文字狱环境迫挤，不自然出生的野草。而这种野草，生于荒野，旺于都市，时时威胁着诗苑里的参天大树。注
6、诗界的贵族化、缙绅化占据了主流。“清诗发展到中期，真诗、见心灵的的真情文字大抵又复出于‘匹夫’笔端；挣脱羁缚，一展抒情主题个性精神的吟唱重归于布衣、画人以及为‘世道’所屏弃而遁迹草野、息影山林的谪宦迁客群中。”（严迪昌《清诗史》652页）
这就是性灵说产生的背景。
注：从乾隆二十年(1755)的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卓长龄等诗文集案，前后十一起钦定大案，其中卓长龄案最为惨酷。卓长龄戮尸、孙卓天柱、卓天馥斩决、曾孙卓连之斩决；胡中藻案座师鄂尔泰撤出“贤良祠”；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徐述夔戮尸、孙徐食田、徐食书斩监侯，沈德潜因其书序被撤谥号。
第三节性灵说的主旨
孔子论诗，但云兴、观、群、怨，又云“温柔敦厚”，足矣!
孟子论诗，但云“以意逆志”，又云“言近而指远”，足矣!
不料今之诗流，有三病焉：其一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其一全无蕴藉，矢口而道，自夸真率。近又有讲声调而圈平点仄以为谱者，戒蜂腰、鹤膝、叠韵、双声以为严者，栩栩然矜独得之秘。不知少陵所谓“老去渐于诗律细”，其何以谓之律?何以谓之细?少陵不言。元微之云：“欲得人人服，须教面面全。”其作何全法，微之亦不言。盖诗境甚宽，诗情甚活，总在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以不失孔、孟论诗之旨而已。必欲繁其例，狭其径，苛其条规，桎梏其性灵，使无生人之乐，不已慎乎!（《随园诗话补遗》卷三·第四则）
针对这三种诗界时弊袁枚提出了具体的性灵理论及性灵论诗办法。
袁枚（1716—1779）幼名瑞安，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浙江慈溪。乾隆元年（1736）经广西巡抚金拱推举，应“博学鸿词”之试，虚岁二十一，年龄最小的一个。不取，馆于嵇璜家为私塾老师。三年后中顺天举人，又一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七年因满文不及格，散馆时被外放江苏溧阳做知县。三年间转江浦、沭阳两地县令，十年（1745）移至江宁县令。十三年（1748），两江总督尹继善推荐为高邮知州，吏部不准驳回。原因是在外放溧阳时，袁子才满腹牢骚并写下“三年春梦一堂空，珂马萧萧落叶中。生本粗才甘外吏，去犹忍泪为诸公。”（《改官白下留别诸童年》）一路到金陵写了很多此类的诗如：“顷刻人间隔两尘，难从宦海问前因；”“才子合同三楚谪，美人愁向六朝生”等等。但袁枚真正离开仕途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对纲常有着潜意识的叛离性，我们将在后边加以分析。
袁枚除了“性灵”的观点和前人一致外，他还强调“性情”，认为“性情”是诗的本源。
“性情之外本无诗”（《寄怀钱玙沙方伯予告归里》）；
“诗，性情也；性情得而形骸可忘”（《童二树诗序》）；
“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答蕺园论诗书》）”；
“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答何水部》）；
袁子才的这些论调，强调了诗的本源的同时，也道出了诗的灵魂是“情”，离开了情，诗只剩下一个躯壳，这和格调说正相反的说法；然诗之所以不朽，必然离不开情，离开情，诗必死。也就是说，情是诗的生命。如果仔细想一下，袁子才在“情”的界定上加以“性”，把性作为“情”之根。“性”为何？“性”乃“我”也。他从另一个角度透视着“真我”，只有“真我”，才会有“真情，”只有“真情”，才会有“真诗”。真诗才能传于世，“真”，是诗的硬性要求。他反复强调“真”是因为：“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随园诗话》卷七第六十六则）这些说法，要比杨万里、黄遵宪等人“性灵”论调更深，更具体了些。情不可以敷衍，是真情和假情的界定；有“性”和无“性”是“有我”与“无我”的界定。
这便是“性灵”说的精神层面主旨，而这个说法，在当时的诗文化背景下，已有横扫千军之势，而这种势并不是“性灵说”理论有多么强大，实是沈德潜、翁方纲之流的论调实在是实如枯槁，也因此招致朱理学说捍卫者的坚决反对甚至谩骂，但这些并不能阻止本性的回归，我们将在后节仔细论诗性灵与各家的论辩。在此理论的基础上，袁子才又提出“打破门户”、“家数”的传统互争“正宗”的宗教式的诗界格局，使个性得到充分地发挥，使诗文化环境格局破除门墙之隔。
诗人家数甚多，不可硜硜然域一先生之言，自以为是，而妄薄前人。须知王、孟清幽，岂可施诸边塞？杜、韩排募，未便播之管弦。沈、宋庄重，到山野则俗。卢仝险怪，登庙堂则野。韦、柳隽逸，不宜长篇。苏、黄瘦硬，短于言情。悱恻芬芳，非温、李、冬郎不可。属词比事，非元、白、梅村不可。古人各成一家，业已传名而去。后人不得不兼综条贯，相题行事。虽才力笔性，各有所宜，未容勉强；然宁藏拙而不为则可，若护其所短，而反讥人之所长，则不可。所谓以宫笑角、以白诋青者，谓之陋儒。范蔚宗云：“人识同体之善，而忘异量之美。此大病也。”蒋苕生太史《题〈随园集〉》云：“古来只此笔数枝，怪哉公以一手持。”余虽不能当此言，而私心窃向往之。（《随园诗话》卷五第）
这则论述里，他主要说，诗要发挥个性的，同时，并不是屏弃古人。各家有各家的长处，总是抱此薄彼、护短讥长“则不可”；“异量之美”“人人有我在焉”，是诗人胸怀，“闭门自高”、“妄自僭霸”非诗之道。所以他在《答沈大宗伯论诗说》中云：
尝谓诗有工拙，而无今古。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即《三百篇》中，颇有未工不必学者，不徒汉、晋、唐、宋也；今人诗有极工宜学者，亦不徒汉、晋、唐、宋也。然格律莫备于古，学者宗师，自有渊源。至于性情遭际，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畏古人而拘之也。
大抵古之人先读书而后作诗，后之人先立门户而后作诗。唐、宋分界之说，宋、元无有，明初亦无有，成、宏（成化明宪宗和弘治明孝宗年号）后始有之。其时议礼、讲学，皆立门户，以为名高。七子狃于此习，遂皮傅盛唐，搤掔自矜，殊为寡识！然而牧斋之排之，则又已甚。何也？七子未尝无佳诗，即公安、竟陵亦然。使掩姓氏，偶举其词，未必牧斋不嘉与。又或使七子湮沉无名，则牧斋必搜访而存之无疑也。惟其有意于摩垒夺帜，乃不暇平心公论，此亦门户之见。先生不喜樊榭诗，而选则存之，所见过牧斋远矣。
这些话，在当时的诗文化背景里，并不是只对沈德潜等人在学术上的一个争辩，也不是无意中的擦枪走火，可以上升到诗学意识和诗学观去理解、去对待。他在《随园诗话》卷五第三十八则中说：
抱韩、杜以凌人，而粗脚笨手者，谓之权门托足。仿王、孟以矜高，而半吞半吐者，谓之贫贱骄人。开口言盛唐及好用古人韵者，谓之木偶演戏。故意走宋人冷径者，谓之乞儿搬家。好叠韵、次韵，刺刺不休者，谓之村婆絮谈。一字一句，自注来历者，谓之骨董开店。
他在“家数”“门户”的怪圈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尖锐而又深刻抨击当时的诟病，于是响应者接踵而来，反对者固守者奋力还击。求“真”，必然要去“伪”，这是必然的；有“我”，必然舍“无”，这是必须的；兼收并举，必得打破门墙。“真我”之人多在民间，廊庙自尊“正统”者，除了以振“正音”却远离本性。在士大夫统治的诗界空间更里，又一次有了非贵族化的“性灵”寻源者。
其实性灵不能狭隘去理解，“前人所用性灵的意义很不一致，有作情感解，有作灵悟解，有作智慧解，又作天趣解。”（顾远芗《随园诗说的研究》第35页语）这样解释，片面的曲解袁子才的“性灵”。如果说“性”的本质侧重于实感，多由主观发出，那么“灵”则是在主观意识的引导下，更充分的发挥想象。想象不是凭空想象，是客观的事物刺激了作者，之后才有的想象，也可以理解“性”为实，“灵”为虚，这也是一个比兴过程。“星月驱使，华岳奔驰”（《续诗品·用笔》）为实，“心为人籁，城中形外”（《续诗品·斋心》）为虚。如果“性”是情的表现，那么“灵”则是才的表现。真情加以才气，使诗更能丰富，真情能够唤起或激发才气，才气也能够增加情的韵味。如果说“性”是诗之韵，则“灵”是诗之趣。所以他说“诗如言也，口齿不清拉杂万语，愈多愈厌。口齿清矣，又需言之有味，听之可爱方妙。若村妇絮谈，武夫作闹，无名贵气，有何藉乎？其言有小涉风趣，而嚅嚅然若病人危，不能多语者，实由才薄。”（《诗话》卷三）
因此，情与韵的表现是否到位，关键是“真”是否到位；才与趣是否能显现出来，关键在是否有“灵性”，灵能使诗活，能使意新。无“灵性”则死板呆滞，死板呆滞岂可出新？陆游说“文章切忌参死句”，故《诗话补遗》卷二说“笔性灵，则写忠厚节义具有生气；笔性笨，虽咏闺房儿女亦少风情。”在“新”和“活”上随园多次反复强调，只有新才能活，惟有活才能创新，也惟有新才能显现活。《随园诗话》卷一：“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生吞活剥，不如一蔬一笋矣。牡丹芍药,花之富丽者也，剪彩为之，不如野寥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这就是随园的性灵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