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道德经》开篇写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一个事物的命名确定了，也就界定其存在和影响的范畴，提供了进一步认识该事物的基础。

名，基本是普世价值观，不仅古人很看重，在对待它时，现代人也一样的慎重；不仅国内很注重名份，外国同样关注“师出有名”，就连恐怖分子都会找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来掩饰其罪行，彰显其所谓的“大义”。

我们来举个栗子，颇受国际社会诟病的伊拉克战争。

当时美国出师之名是说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也就是所谓的“化学武器”，但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主流社会并不主张美国的这一说法，也就是实出无名，最后美国人还是依着自己的性子，直接攻打伊拉克，誓要揪出“化学武器”，以正视听。

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伊拉克并无化学武器，以致于连盟友英国也在战后发表了长篇报告以解释说对伊拉克“化武事件”情报有误，推托说打伊拉克是“身不由己”，唉，打都打了，你说你这会儿认怂，是想立贞洁牌坊吗，你说你情报有误就了事了?那还要警察干嘛！哦，我忘了，美国就是警察。

真是“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啊。

可见，虽然，名不一定实出，但这个出师之“名”还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了，这个战争所假之“名”不是给自己看的，而是说给别人听的，至于正义与否，那就看谁的大炮口径更大，射程更远了。

下面就开始我们的正题：春秋大义。

春秋本义

（二）

春秋大义

〈一〉春秋经是伪书？

既然名有可能是假的，那春秋经会不会也出现像美国借用假名发动战事一样也是一本伪经呢？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证，一个是现存的文史资料，另一个是发掘出来的文物。

在先秦诸子的经史子集中或引征或佐证《春秋》中史实的也不在少数，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线索是在西晋时期被盗挖的战国古墓中发现了竹简古史《竹书纪年》，里面记载了夏商周春时期的晋国和战国时期魏国的国事。

虽然汲冢的《竹书纪年》原简已佚失，但前人抄迭下来的篇章也可以佐证《春秋》。

清朝人徐文靖编撰的《竹书统笺》：杜预左氏集解后序曰，汲郡汲县有旧冢者大得古书周易上下篇……特纪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尽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谓之今王葢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

意思是说，杜预在《左传集解》中已考证，《竹书纪年》的大部分内容与《春秋经》相似。也就是说，《春秋经》记载的内容在魏晋太史官合著的《竹书纪年》上也可以找到相应的记录。

可见，《春秋经》所载史料有其他同期史书相佐证的。

在文物方面，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也为古经的真伪辨别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现在被发掘出来的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物和器具也越来越多，当中不少能和《春秋经》相印证。

历史总是矛盾的，虽然历朝历代的君王贵族们下葬时会有各式各样的随葬品和残酷的陪葬制度，但正是这些随葬品为我们多打开了洞窥我国古代文明的一扇窗户，使得那些原本只停留于纸上的古籍，器皿，兵戈，祭祀礼仪等等，以深埋地下的方式得以流传下来，成为华夏文明延续的见证。

王子午鼎：铜鼎腹内及盖内有鸟篆书铭文，盖铭4字，器铭84字，内容主要是王子午叙说自己的德政，同时上祭祖先，下为子孙祈福。作器者为王子午。王子午系楚庄王之子，又名子庚，颇有战功，楚共王时他为司马，在吴国入侵楚国时曾率楚军大败吴师。楚康王二年(公元前558年)继任令尹，康王八年(公元前552年)病卒。（引用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用现在刑侦标准来讲既有口供（文史记载），也有证物（各类文物），已基本可以确定《春秋经》是真经。

另外，《春秋经》中记载的日食（古人称比食）多达三十多次，虽然并未将春秋时期所有的日食天象全部记载，但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其所记载的日食除两次有误外，其余都与现代推测相符，可见《春秋经》是可信的。

除了日食之外，《春秋经》关于天琴座流星雨和哈雷慧星的记载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世界记录。

《春秋·鲁庄公》：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

《春秋·鲁文公》：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以上种种，均可说明《春秋经》是信史。

既然《春秋经》是正名，那[春秋]成为当时各诸侯国史的通称有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呢？儒家又想要依靠《春秋经》正什么名呢？

〈二〉周室与鲁国与春秋

周武王攻下商朝后，将周室天下分封给各系宗亲，鲁国就是周室的71个分封国之一，鲁国国君是周公（儒家思想奠基人，周公旦）之子禽，爵位属于超品的侯一级。

禽在受封时，周武王不仅赐予了他大量的珠宝，珍贵典籍，还赐了一把大弓，古代诸候被君主赐弓，就是等于有了争伐之权，因此伯禽就有了“俾侯以鲁，以辅周室”，主持周礼的重任。

鲁国本应是周公的分封国的，但由于周武王需要周公辅佐，便被留在了周室中央。

鲁公伯禽能获得周室赏识，一定程度还是因为他的父亲——周公。

周室天下宗亲封侯众多，不仅有像伯禽这样的侄子辈，还有周武王的弟弟叔伯一系等等，周武王不会平白无故的独宠鲁国。

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帮助周武王伐纣灭商的第一功臣，周朝能够代替商朝而霸天下，没有周公，估计历史将要改写。

周公聪颖孝顺，行事仁厚笃实，自幼就有超群的气质，不仅如此，他在军事，政治，教育，哲学，治国上都表现出非凡的天才，以致于后人对他的评价颇高“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

那么为何周公不代替周武王成为天子呢？

这可能跟周公自幼“子孝”以及周朝严密的等级制度有关。

古人以嫡为尊，嫡以长为序。在继承父业这件事情上，只要周武王还没有昏庸无能到无药可救的情况下，周公就只能是做辅佐之臣。

不仅是在继承王位这件事情上等级森严，连当时各国的公子、公主出嫁，由谁迎送，怎么迎送，迎送官员的级别等等都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就算是使用的器皿，也得按各自被赐予的爵位等级来使用。其中，钟只能天子使用。

何尊，底部铭文上刻有周朝，中国字样

《春秋经》中有一段记载说，北戎伐齐，郑国引军救齐，诸侯相助，实际上最后只有郑国军队出力了，但主持周礼的鲁国在分发齐国给各国的犒赏物资时，却按周室所分封的爵位次序将郑国安排在了其他没有功劳的后面，可见当时鲁国对周礼的尊崇到了令人咂舌的地步。

鲁国能主持周礼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周公。

周室王朝建立后，周公留在王室中央可没有闲待着，而是创制了一套完善的典章制度，也就是周礼，完善了包括宗法制度，礼乐制度，分封制度，嫡长子继承法等一系列制度，是名符其实的周礼奠基者。

而伯禽作为周公的长子，继承周公的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也就成了水道渠成的事。

从这一点上来讲，也就解释了为何鲁国国史会以“春秋”定名，这个命名实质上就是延续了周室在商末周初时期对史书的定称。

再进一步来讲，鲁国不仅继承了周室的国体，有可能还被分予了记载周史的责任。

在鲁国国史当中记录了许多其它诸侯国的国史和不可能在鲁国观察到的天象（仍旧以日食为例，鲁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无法观测到春秋时期所有的日食天象，但它却依照各国的通告记载了下来），而且像晋国和齐国太史官记载的国史，有些未记发生时间的，鲁国的太史官不仅记录了该事件还记录了相应的时间。

那么问题来了，各诸侯领地上发生的这些天象和各类大小事最后为何需要通告鲁国而不是周天子？

笔者的看法是，鲁国除了主持周礼外还承担着记录周室史事的职责——各诸侯国向周天子禀报各类大小国事，而鲁国则负责记录这些通报，并记入到《春秋》中，成文后再由中央向其它诸侯国史官报示。

由地方（各诸侯国）向中央（周室）呈报，汇总后再由中央（周室）向地方（其它各诸侯国）通报，这样的通报过程，符合行政级别的先后次序，也比较符合当时周室森严的等级制度。而不是各国史官之间直接互相通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鲁国国史《春秋》其实是周天子的《春秋》，是以周室王朝的视角来记录各诸侯国国史的。

“春秋”成为周室治下各诸侯国国史的通称，一方面表明了鲁国当时作为周室官方发方言人所具有的继承性与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各诸侯国表面仍是顺从周室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周王朝的存在，以此维系与周室那已虚无飘缈的君臣关系。

周武王伐纣灭商后，虽然各诸侯国仍保持有各自国史专名的权力（像晋的乘，楚国的梼杌），但是在官方表述上仍要与中央周室保持一致性，毕竟周室才是政权的合法继承者。

反过来也可以说，各国坚持保有自己的国史专名，也说明了各诸侯已经是，人在周朝，心已四野，学周伐商之势暗潮涌动。

〈三〉周室与《春秋经》与《春秋》

《春秋经》出现的时间颇为微妙，是在孔子出走鲁国之后才有的。

《春秋经》在经历了2000多年的流转后，或因漏抄或因佚失或因错简等诸多原因，《春秋经》较之其出现时应该是疏漏了不少内容，但这不妨碍我们对《春秋经》的解读。

原《春秋经》较鲁国国史《春秋》也是删减了不少内容，因为《春秋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行周礼，代天子行贬恶赏善之职，于周礼无大关系的事件就可能被作者删减掉。

孔子本是宋国人，因为宋国上层内乱逃亡到了鲁国，作为周礼复本的鲁国，本应是孔子最好的栖身之所，没想到礼乐崩坏的情况已严重渗透到了鲁国体内。

当时不仅仅是鲁国，其它各诸侯国，包括周室，都出现争权夺势之乱，周朝上上下下，不断上演着各种宫斗剧，在这种情况下，周室朝野早已是君不君，臣不臣。周礼自周室王天下以来，基本只在周室中央及鲁国等宗亲地区实施过，至于周室势力范围之外，基本是属于“山高皇帝远”的情况，周室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其次，建立起周礼的是周室，破坏周礼的也是周室。

周朝建立之初，实力不厚，根基不稳固，用分封制和宗亲制度、井田制来建立一个自认为是平衡的王朝体系，孰不知这只是治标不治本，一个实力一般的周朝中央，为日后诸侯争霸埋下了伏笔。实际上，周室就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软实力再好，硬实力不济，别人就想要对你耍流氓，而且你还对他毫无办法。用沙瑞金（张丰毅）同志的话来讲就是“多读书，才能心平气和的和傻X说话；多健身，才能让傻X心平气和的和你说话。”

图片来源于观察者网剪片手高雪滢

孔子出走鲁国，就代表周礼已经彻底流亡了，连承周之正统的鲁国都容不下孔子，说明周室国运已经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之后孔子作为周礼的代言人辗转于各诸侯国之间，虽有大志，终不得酬。

周礼作为钳制诸侯国的一项制度，孔子在推广时，不受各诸侯国待见也属正常。

《春秋经》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产生的，删减原鲁史《春秋》的内容，希望以最精简最快捷的方式向世人疾呼恢复周礼，重回周室旧邦，因为留给周室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春秋时期，蔡侯申甬钟，同时出土的甬钟12件，其中8件比较完整，形制相同，大小依次递减，最大者通高79厘米，最小者高约48厘米。钟上有铭文，每件铭文字数不一，有的自名“歌钟”，有的自名“行钟”。该墓出土器物中还有钮钟一套，亦有铭文。蔡虽是小国，但蔡候申墓中随葬器物却多得惊人，这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春秋时期“礼坏乐崩”，诸侯可僭越礼制。（援引自中国国家博物馆）

《春秋经》著作权目前还存在争议，但作者无论是谁，在它已被孔子列入到儒家经典六经时，就确立其在儒家乃至周礼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后人在研究周室历史时不可忽视的珍贵史料记载。

公元前256年鲁国被楚所灭，同年秦灭西周，基本宣告了周室气数已尽，不久之后秦又灭东周，周室天下就此成为历史。如果当时周武王把周旦公放在鲁国而不是闲置在中央的话，有一个强大的鲁国作倚靠，周室是不是不会消亡得如此之快？这个答案已经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