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欠褚遂良一个公道，无论是为官还是为艺。

褚遂良出身名门望族，家学渊源深厚。父亲禇亮由隋入唐，是李世民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充当国事顾问，主管文学。褚遂良在父亲的引导下，学识与日俱进，很快就得到了李世民的赏识，做了铠曹参军。据《唐会要》记载，弘文馆的日常事务，实际由褚遂良管理，人们也习惯称他作“馆主”。

褚遂良在书法上的造诣更为突出，不仅自己勤学苦练，还拜两位绝世高手虞世南和欧阳询做老师，更上溯王羲之的书风。早在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下诏在隋末战乱时的战场上修慈云寺，当时虞世南和欧阳询还在盛年，李世民却把书碑的事交给褚遂良，可见他对褚遂良书法和文章的认可。随后他又奉旨校鉴全国送上来的王羲之作品，“一无舛误”，成为中国鉴定史第一人，并编写了《右军书目》，为后世研究王羲之书法作出了重大贡献。是纪念长孙皇后的《伊阙佛龛碑》和纪念名相房玄龄的《房玄龄碑》等重大纪念碑文的书碑者，还被李世民指定写下名重天下的《雁塔圣教序》，被后世尊为“唐代书法的广大教化主。”

这些都体现了褚遂良的能力，他更为称重的还是他的责任感，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把职责看得比生活更重要。

他言正义辞地拒绝李世民看起居注

贞观十二年（638年），虞世南逝世，正当太宗感慨“虞世南死后再无与我谈论书法的人了”时，魏徵向唐太宗推荐了褚遂良，称他“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李世民其实早就知道褚遂良，加之魏徵的推荐，就让他先当自己的起居郎，一是方便讨论书法，二是考验一下他的为人，看他是不是也像自己的父亲那样惯于见风使舵。魏徵则对褚遂良的能力和人品早就下过很大功夫，他推荐褚遂良的想法是希望他能像虞世南一样，既与太宗共研书法，又可利用自己的学识多方劝谏太宗，为国效力。褚遂良没有让太宗和魏徵失望。

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我国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最初分为记言的“左史”和记事的“右史”。在小学课本上就有一篇《秉笔直书》的文章，专门讲史官的，司马迁一家也是世代史官。“起居郎”一职大约设立于两汉时期，也有人说是北魏孝文帝设的，他的角色与以前的史官相类，天天陪在皇帝身边，记录下皇帝生活、工作中的言行，工作职责要求是“直书时事，无讳国恶”，就是要秉笔直书无所隐瞒。褚遂良之前的起居郎是谁我们不得而知，他的工作标准和原则我们也不可考，但褚遂良是严守这一历史操守的好史官。据《大唐新语·卷三》记载，褚遂良担任起居郎不久。有一日，太宗就问他：“卿知起居注，记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唐太宗就拿话试探褚遂良想看一下他记录的“起居注”，褚遂良的回答相当严肃：“今之起居注，古之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检戒，庶乎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我记录的与古代左、右史记录的一样，都是君王的一言一行，无论善举恶行都要记录在案，作为前车之鉴，以约束后世君主。皇帝是不可以亲自看的。太宗接着又问：“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意思是，如果我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好的，爱卿也一定会记录吗？褚遂良的回答也很干脆：“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这是我的职责，当然要记。唐太宗是英明之君，一番言辞完成了对褚遂良的考察。从此后不只当他是书法上的知己，更当成政治上的密友，临死前还拉着李治的手进行托孤。贞观十五年褚遂良和魏徵共同努力劝谏李世民暂停封禅，也算对魏徵的赏识的回报，说明魏徵没有看错人。

以国事为重说服李世民立李治为太子

李世民自己是通过“玄武门之变”上位的，在他的心目中，立太子就是要选出一个强者和勇者，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按照他的思路，对皇子的培养也自然与众不同。早在大儿子李承乾7岁时，就被他立为太子，不仅派出孔颖达、于志宁、张玄素等当代硕儒精心教导他，还给他提供各种机会锻炼他处理政务和监国的能力，起初李承乾的表现的确让人满意，但越来越逆反，终于让李世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将其废掉。而二子李泰也在为争储做各种准备，假意屈尊下士，招揽人才；带领门人编写《括地志》，深得太宗喜爱，也在朝中造成良好声望。太宗也确有立他为太子的心意，又是褚遂良的据理立争，才让太宗最后改立李治为太子。据《旧唐书·褚遂良传》记载，唐太宗在废李承乾太子不久，有一次主动找褚遂良议重立太子事，太宗说：“昨青雀自投我怀云：‘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更生之日也。臣唯有一子，臣百年之后，当为陛下杀之，传国晋王。’父子之道，故当天性，我见其如此，甚怜之。”遂良进曰：“陛下失言。伏愿审思，无令错误也。安有陛下百年之后，魏王执权为天下之主，而能杀其爱子，传国于晋王者乎？陛下昔立承乾为太子，而复宠爱魏王，礼数或有逾于承乾者，良由嫡庶不分，所以至此。殷鉴不远，足为龟镜。陛下今日既立魏王，伏愿陛下别安置晋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想立李泰的意思比较明显，但褚遂良却用前朝的历史告诫太宗这样做并不妥。唐太宗听后，第二天就立了晋王李治为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熟悉历史的太宗早有立李治为太子之意，只是想再试探一下大臣的口风。但无论如何，褚遂良能够把责任挺在前台，敢在立储的问题上公开对皇帝表明态度，指出错误，胆量确实可嘉。

至死不同意李治立武则天为后

649年，太宗驾崩前，召褚遂良和长孙无忌顾命，要你们像霍光和诸葛亮那样匡扶幼主，“必须尽辅佐，永保宗社”，反过头来又对高宗李治说：“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太宗想多了也管多了，他们毕竟是你李世民的左膀右臂，不是李治的。李治一开始对褚遂良也不错，封他为河南县公，再升为河南郡公。表面看是非常尊重他，其实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方式与褚遂良进行了权力的斗争，第二年就借故把他贬为同州刺史。虽说后来又召回并升任吏部尚书，监修国史，再升为尚书右仆射，知政事，执掌朝政大权，达到了政治生涯的最顶峰。但君臣不同心的事实，加之褚遂良耿直的性格，注定了后来悲剧的上演。

悲剧的重点是在永徽六年（655年）的皇后废立之争上。褚遂良在这件事上可谓用心良苦，他不让太尉长孙无忌去劝高宗，说长孙太尉是国舅，如果事情不顺利，就会让皇上背上一个向舅舅发怒的名声，这不好！也不让李勣劝，说李司空是国家的重臣，一旦事情难办，就会让皇上背上一个治罪大臣的坏名声，这样也不好。决定一人担当，殿上对高宗提出的责问一一对答，并把代表身份的笏放在地上说：“臣今不敢曲从，上违先帝之命，特愿再三思审。愚臣上忤圣颜，罪合万死，但愿不负先朝厚恩，何顾性命。还陛下此笏，乞归田里。”解下头巾当殿叩头，血流满面。

他的所作所为终于没能阻止高宗废王皇后而立武则天为后。他也被一贬再贬，最后在被贬途中忧郁而死。

武后临死前下诏平反，死后百年画像入凌烟阁

褚遂良的错不在人品，不在私心，只因他始终把职责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武后虽是女流，却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君，因此才有无字碑的存在。在位期间对忠臣和奸臣见的多了，也就对褚遂良从内心深处原谅了。公元705年，一代女皇武则天，已经病入膏肓。由于，自己即将撒手人寰，她特意立下一道遗诏，其中就有这样一句话：“要给曾经含冤受累的褚遂良、韩瑗等人平反!”

在褚遂良去世百年之后，唐朝的第九位皇帝唐德宗李适又一次整修凌烟阁，褚遂良与其他26人出现在了凌烟阁的画像中。这个一生都在为大唐盛世鞠躬尽瘁的老臣总算有了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