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的人类学家》与其说是研究报告，说是日记、笔记或非虚构小说来得更贴切些。
依据文献研究完成博士论文的新人类学者认为“田野调查”的重要性被夸大，而老教授坚持田野调查的“神祇崇拜”不可毁。对巴利，田野调查或许处于兴趣，是解析改变某种社会状态是抬举他了。让学生安静10分钟，认真（也许还送上崇拜的眼神）听他讲用人生经历形成的故事；这个故事能“赐予我贬抑他人的全副技巧”，使用那类渺小凡人无缘使用的句子，这才是这次田野调查经历最直接的收益。依照作者文笔所营造的风趣人格，脑海浮现出他翘起二郎腿，叼着烟斗，耍耍略长的刘海，以“是呀，想当年，我……”开头，全身散发崇高光芒，侃侃谈起非洲调查。
确立研究兴趣是文化象征主义和信仰系统，经过重重困难筛选，作者选择北喀麦隆多瓦悠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头颅崇拜、割礼、哨叫语言、巫术和其野蛮。
相较于头颅崇拜带来不可思议；等待割礼所历经的天不应时、地不合利、人不快和；气候的巫术预知等，作者的坦率“其（田野工作或其他学术研究）正当性不在对集体的贡献，而是远为自私的个人成长”更让我着迷，也揭开民族志看似轻而易举的田野研究报告背后的权利游戏。
为了田野研究，作者从海量资料、深入探索自己喜好，跟同行反复交流，终于确立了研究对象。比起研究技巧的探究，作者先学会的是乞讨研究经费的艺术，以及与各国各层级政府机构打交道的迂回和耐心。作者只能对天生有强大语言天赋的人类学家望尘莫及，他在门口对着所有经过的多瓦悠人反复练习，“今日，你的天空可清朗”，有时再补“田里如何？”或者“你打远方来吗？”，直到最后，没有助手在旁，他仍不敢轻易说话，乱用这门语言是有生命危险。对多瓦悠禁忌有些好奇，更想窥视他跟助手间的拔河比赛，助手寄希望于巴利的钱改善生活，他认为巴利就应该为他解决贫穷，但巴利已经给了足够的钱。除了 追着记录祭祀，发生在自家门口那些琐事恐怕也足够出现掉发危机吧。跑赢证件的纠缠，砍杀血液病毒细菌，跟真假不辩的多瓦悠人斗智斗勇，还有被洗劫一空的转机旅行，重来一次，一群毛毛虫将所有努力都付于黑压压的小米田地。
但是：
“啊，你回来了。”
“是的。”
“乏味吧？”
“是的。”
“你有没有病得要死？”
“有。”
“你带回来的笔记是否充满不知所云的东西，而且忘了问许多重要问题？”
“是的。”
“你什么时候要回去？”
也许终极一生所赋予的意义，不如承认这是个自私的学科。我所标榜的独立，不如也承认我只是个自私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