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叫胡勒。每次想起他，眼前就浮现出他隐藏着桀骜的眼眸，年轻时穿着灰白长风衣、留着长发的不羁样子。
老实说，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最近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前几天我同母亲打电话时聊到的。
母亲说：“你那不成器的胡勒叔叔啊，现在简直活得不成样子了。”
“哦？”我想起来他自从广东打工回来后，这几年一直生活在老家，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他……最近怎么样了？”
“他呀，一个人呆在家里懒了几年了，什么活都不干，整天也不知道干啥，村里人都说他天天上网呢。”我父母很早就搬到县城里了，爷爷奶奶过世后几年，胡勒叔叔从广东回来，就一直生活在老家的老宅，而婶婶和两个渐渐长大的侄子还在广东打工。
“那他不干活，怎么过活？”我有点好奇了。
“不知道，听说天天吃方便面，已经瘦得不成人样了。前几天我还给他送去了二十斤大米，怎么说也还是亲戚，唉……”母亲叹了口气。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挂了电话不禁陷入沉思。
我的胡勒叔叔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到市里的师范学院读过大专。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大学生都是包分配的，特别是他考上的是师范专业，意味着一毕业就能端上当老师的“铁饭碗”。当时农村里，供一个大学生可不容易，胡勒叔叔上高中上大学每个月几乎都要消耗尽一个乡村教师——我父亲的全部工资，直至今日仍然让我母亲对此耿耿于怀。
胡勒叔叔有很多新奇的玩意儿，打我记事起就有这个印象，那些新奇的玩意儿对年幼的我来说颇有吸引力。
曾经有一次，我惊奇的看到他把一枚硬币的中心渐渐挖空，最后打磨成一枚光滑闪亮的戒指。但当我在饭桌上兴奋地跟大家提起这个事情的时候，父亲却冷下脸来，说了一句“不务正业”，饭桌上的气氛瞬间冷了下来，胡勒叔叔涨红了脸低头吃饭。过后胡勒叔叔私下宣布一个月内禁止我进入他的房间，这让我很是懊悔和惶恐。好在没过几天，他就忘记了自己之前提出的禁令，又开始向我展示他的各种新奇玩意儿了。
后来他去市里上大学，我只有等到寒暑假才能见到他。有一次他带着同学回来，还带回来了一部照相机，在当时是个稀罕的机器，他们给家里人照相，大家都很新奇和开心。以前村里要照相的话，要等待几个月才走乡串户来一次的乡村照相师，而拿到洗出来的照片，又要等待一两个月。我被他和他同学摆弄着，站在一片竹林前，脸正好对着刺眼的太阳，那一刻很煎熬，直到多年后当我看到自己那张眯着眼睛的照片时，眼睛仍然隐隐地辣疼。
等到他的同学走后，我父亲冷冷的问他买相机花了多少钱，胡勒叔叔警觉地说：“这相机不是我买的，是我从同学那里借的。”我父亲冷哼了一声，嗅得到其中的狐疑味道。
胡勒叔叔大概把我当成他未来的学生了，指挥着我，拿一个大纸盒，一面蒙了黑纸，开个细孔，用小的黑纸片盖着小孔，另一面蒙上包得严实的胶卷，做成一个简易的小孔相机，又教我在暗室里洗胶片，让相纸在药水盆里渐渐显出人的影子。那一刻，胡勒叔叔真是一个高大的人啊。
我从奶奶那里不时地得到胡勒叔叔在大学里消息，包括与女同学的恋爱，却不知道是真实的还是只是奶奶自己添油加醋的臆断。胡勒叔叔的来信多数是寄给我父亲，多年后我帮父亲整理旧书信时偶然能看到一二。里面不少对学业的描述，也不乏夹杂少年对前途的迷茫，对自己与其他同学家境悬殊而产生的自卑和无奈。印象最深的是临毕业时的一封，谈到毕业分配，他提到“家里有关系的已经在四处活动，而我估计只能回乡里当教书匠了……”
胡勒叔叔终究还是毕业回乡教书，就在乡中学里，他小时候读书的地方，当初中老师教物理课。不管信里写得多么的迷茫不甘，但人前人后胡勒叔叔还是一副得意的神情，毕竟不用下田干农活了。那段时间，村里人见了我们家人，都伸出大拇指说“厉害啊，老胡家，两兄弟都是公家人，吃公家粮！”爷爷听了往往说不出什么话，只是开心地“嘿嘿”一笑，我父亲听了那就荣光焕发了，嘴上谦逊几句，又照例要发一通感慨，诉苦当初两个人上学，家里供起来多艰辛，吃了多少苦，总算熬出来了，多不容易云云。
奶奶的关注点在小儿子的感情生活上，总是旁敲侧击在学校有没有谈过对象之类的。可能被问的次数多了，也可能是恋爱时期少年心中的自豪感，胡勒叔叔给我奶奶坦白了他那分配在临县当中学老师的女朋友。然后姑娘的所有的信息被奶奶和我的堂姑们打听得一清二楚：我未来的婶婶，她是临县城里家中最小的女儿，几个哥哥都在吃公粮，家境小康。就连女方的照片也被拿出来，在家人手中传阅，我也好奇的瞟了一眼，依稀地记得是个端庄但称不上惊艳的女子。
本以为胡勒叔叔会顺利地和那个端庄的未来婶婶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但形势却陡然发生了变化。记得那是一个有月亮的晚上，除了在学校宿舍里住的胡勒叔叔，我们全家人都围拢在饭桌前，大人们在紧张的讨论着，懵懂的我依稀知道了一些事情——胡勒叔叔和端庄女友谈崩了，很快地和乡里学校初三的一个女学生谈起恋爱了——这是在同一个学校当老师的我堂姑（胡勒叔叔的堂姐）得到的消息。我家里仿佛炸开锅了，堂姑说那个女孩是副校长的女儿，学习不用功，眼看着就是混一个初中毕业证而已。我父亲很激动，大骂胡勒叔叔蠢，大骂那个校长的心机——明显就是副校长要给自己女儿找个稳当的饭票。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不能就这么眼睁睁看着胡勒叔叔把吃公家粮的女朋友换成土里刨食的一个农妇——对他们而言，乡里混个初中毕业证的女学生将来一辈子就是个农妇。
然而胡勒叔叔并没有在大家的压力下低头，白净清秀的校长女儿没多久就在大家无奈而略微不满的眼神中被胡勒叔叔迎娶进门，成为了我的婶婶。我父亲摇摇头，这是他对胡勒叔叔第一次感到失望。婶婶也知道自己不是最理想的媳妇，处处小心，尽量手脚勤快，在公婆面前逆来顺受，渐渐得到了长辈的认可。
后来，胡勒叔叔在学校里春风得意，深得领导赏识，用我父亲的话说——“很快要提拔教务处主任了。”胡勒叔叔的生活平静了一段时间，直到他大学同学来访。
在他同学来访后几天，我父亲仿佛听到了霹雳惊雷——还是来自跟胡勒叔叔在同一个学校当老师的我堂姑的消息——胡勒叔叔向学校提交了辞职书，要下海跟同学去市里做生意。我父亲咆哮着冲出了门。听说我父亲把亲弟弟堵在宿舍里骂了一个小时，胡勒叔叔最后被骂哭了。
我父亲还是迎来了他对胡勒叔叔感到的第二次失望，深深地——胡勒叔叔辞职了，不顾他哥哥苦苦地哀求，连停薪留职手续都没办，带着新婚没多久的媳妇，带着闪闪发光的发财成功梦，坐车去了市里。据说路途中还弄丢了贵重的照相机，“就是个败家子”这是从奶奶嘴里嘣出略带一丝恨意而无奈的声音。
我父亲已经对他绝望了，还要面对村里人不解或是幸灾乐祸的疑问，“我才不管他，哼！”父亲用这样的应答掩饰心中的尴尬和窘迫。然后父亲母亲搬到了城里。胡勒叔叔多次拒绝我父亲给他找关系重新当老师的建议。我很少见到胡勒叔叔了。
等到我到市里上高中，在他们工作的工坊里见到了胡勒叔叔和婶婶。那是一个小巷里的民宅，是个汽水加工坊，总共就只有叔叔和婶婶两个干活的人。胡勒叔叔穿着水鞋，打着赤膊，正把添加剂倒进一个巨大的自来水缸里搅拌，他看到了我，脸上露出略微尴尬的神情，可能是因为觉得让后辈看到了自己的落魄。听说他同学并没有让他入股，只是让胡勒叔叔帮忙干活，按工人标准开工资而已。
后来胡勒叔叔的消息更少了，父亲每次谈到他都大骂他蠢，放弃了铁饭碗。还顺带教训我，要听话，不要学那没出息的败家叔叔，“自作孽不可活！”父亲恨恨地说！零星地从母亲那里得到胡勒叔叔的消息，说是两口子把孩子放在老丈人家里，都去广东打工去了，守芭蕉园干过，守鱼塘也干过，后来听说遇到贵人了，在金店里看店。回过村里，是村里发土地占用赔款的时候回来的，租了辆轿车回来的，梳着大背头，戴着墨镜。没来城里见我父母亲。
爷爷病重的时候，我终于见到了他，发际线已经快退到头顶了，还是留着长发，有些发白，留着两撇八字胡，眼神显得有点空洞而落寞。我过去和他打招呼，他只是淡笑着点了点头，寒暄几句，问我工作怎样，忙不忙。我心里竟有点发堵，可怜的胡勒叔叔啊，当年对未来信心满满的那副英姿勃发样子，已经被生活的磨难吞噬得一干二净，只剩下岁月侵蚀后的风尘残躯。
每次想到胡勒叔叔，眼前浮现的还是他那隐藏着桀骜的透亮眼眸，年轻时穿着灰白长风衣、留着长发的不羁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