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当初,何晏等人祖述老庄,以老子、庄子为祖师,立论认为:“天地万物,都以‘无’为本,事事物物,都是从无到有,所以,是‘无’,开达物理,成就事务,以至于无往而不存,这是从虚无到存在的道理。阴阳依靠‘无’,以化生万物,贤者依靠‘无’,以成就其德,所以对‘无’的运用,可以无爵而贵!”王衍之徒非常崇拜这个理论,于是朝廷士大夫都以浮华荒诞为美,废弛具体工作。裴頠写作一篇《崇有论》来抨击这种学说的弊端,文章说:
“利欲可以节制,但不可能没有;事务可以精简,但不可能全无。高谈阔论的人,批判有形的负累,盛陈空无之美好。有形的负累可以找到证据,空无的意义则难以检测。巧言善辩的文辞可以愉悦耳目,似是而非的言辞足以迷惑众心,众人耳听目眩,沉溺其中,以至于成就其学说。而一些虽然心中不同意的人,辩论说不过他,也屈服于习俗风气,承认虚无之理无法辩驳,如此一唱一和,越陷越深,无法回头,于是都鄙薄具体工作,轻视功名利禄,崇尚轻浮悠游,有经世之实用才干者,反而被他们瞧不起。人情所崇尚的,名利就在其中,于是善写文章的继续阐扬发挥,自己不善言辞的就跟着赞叹,只要是立言基于虚无的,就称之为玄妙;当官不管具体本职工作,就叫雅远;行事不顾廉耻节操的,就叫旷达。所以砥节砺行的风气,渐渐被摧毁。其中最狂放的人,婚礼、丧礼的规矩,都不遵守;平时的容貌举止,全不在意;长幼、尊卑、贵贱的次序,全部打乱;最后发展到裸体亵慢,无所不至。士人的德行,全被损害。
“万物就有其形,虽然都生于无,但是,事物还没产生时,确实是‘有’、‘无’未分;而事物一旦产生,就已经生出了‘有’,‘无’就已经被‘有’遗弃了。所以,所以,天地养育,既已化生为‘有’,就不是用‘无’能治理的了。要治理既‘有’的人民,就不能用无为的道理。人的心,并不是一件具体事物,而处理事务,必须用‘心’,但不能说心是‘无’;工匠不是器皿,而制造器皿,必须用工匠,但不能否定工匠是‘有’。所以,要捕捉深潭里的鱼,躺着不动是不能捉到的;要猎取高墙上的鸟,静坐拱手,那鸟也不会自己掉下来。由此看来,能实现‘有’的,都是靠‘有’,要有物,就得有为;虚无如何能有益于已有之众生呢!”
但是习俗已成,裴頠的言论也救不了。
华杉曰:
裴頠所论,有八个字说到了本质——人情所恂,名利随之——这些讲虚无的人,并非不要名利,而是当社会形成了这样的风气,名利就在其中,前面不是有“三语掾”吗,三个字的空谈,就应聘成功,成为司徒府的掾官,这是多么大的利益,所以,修练空谈,不仅有虚名,而且有实利。
但是,裴頠开错了药方,所以他的论文救不了时弊。他的药方错在哪里呢?错在跟对方讲道理。讲道理没有用,信众本来就不是来听道理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道理谁不懂?还用你讲吗?所谓“舍其易者而不行,究其难者以为学”,有为的理论很简单,但是很难做到,没那个本事,也不愿下那苦功;虚无的理论很玄妙,但是人人都能做到,脱光衣服喝酒就是大师,谁做不到呢?这是一种精神鸦片,在虚无中实现“自我体面”。
所以,要救这样的时弊,孙子兵法说:“善战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你不能在跟他同一个层面说事,你说不过他,他“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而他的信众跟他,不跟你。你要在九天之上,要提出更高的理论,就是一千二百年后王阳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在九地之下,要釜底抽薪,撕碎他们自我陶醉的皇帝的新衣,摧毁他们不堪一击的自尊。
傻子太多,骗子不够用,因为傻子不愿意承认自己傻,而且要扎堆相互壮胆,登上名利场,而骗子就提供理论平台和名利平台给他们,他们则供养骗子。傻子和骗子是相互需要。骗子给傻子提供的精神鸦片,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咨询服务。其中一些傻子还能得到骗子的奖赏,获得荣誉和利益,使骗子的事业更得以壮大和可持续。
傻子和骗子的“合作”,是一种稳固的同盟关系,千百年来一直都有。智者想要救傻子,实际上救不了,因为崇尚“有”,崇尚有为,要从小就勤奋学习下苦功,大多数人做不到!要实现“自我体面”,只能去一个又一个的论坛、课堂,吸食精神鸦片。骗子大师们在讲台上,扔下一颗颗思想烟雾弹,而信众们陶醉地呼吸精神迷雾。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因为道有一尺,就只有一尺;魔可以不受限制,一万丈也没问题,只要有人信,所以魔的生存空间永远存在。王阳明讲了知行合一,讲了致良知,还专门写了《拔本塞源论》,恻然悲,戚然痛,愤然起,要救天下人于邪说,但是,他也救不了。不仅救不了,五百年后,他的学说也会成为骗子的产品,致良知、知行合一,也可以成为空谈的绝妙题材,王阳明如地下有知,坟墓都要变成火山,马上爆发!
正邪之战,永无终局,如果终局了,电影都没有题材了,这是宇宙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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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猗㐌越过沙漠向北方发展,又向西侵略,前后五年,降服三十余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