歙县知县姚学闵上书后，其余五县顿时紧张起来，赶紧找资料，找依据，一一反驳帅嘉谟和姚学闵的论点。这次五县联合起来，组织有序，先让小县婺源、绩溪打头阵，有了这两个县争取时间，其余三县准备更加充分。五县申文有理有据，逐条对歙县申文进行的反击，并且各自都找了很多乡宦名人联属。

        一时间，“六县官员腾空而起，纷纷祭出法宝与神通，呈文如雪片一般交相挥洒，肆意互喷口沫四溅，六县的乡宦门也在暗暗输送内力，支持知县们拼个你死我活。”

        神仙打架动静太大，惊动了百姓。徽州风俗一向健讼，百姓们开始上访告状。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六县的百姓不断上访，应天府，兵备道，只要是和徽州事务沾边儿的衙门全都走了一个遍。各个衙门门庭若市，不是送礼的，尽是上访的，几乎演变成全民大诉讼的场面。

        这就惊动了中央，一道圣旨下来，让徽州府抓紧办理，赶紧平息纷争。徽州府也急眼了，下令让各县赶紧重新计算征税范围、基数，立即呈报。各县不说不报，但呈文还是辩驳帅嘉谟观点，比如计算错误，其数字极为细致，休宁县的申文中竟细到了勺、分、厘。

        数字是辅助， 这次辩论的焦点集中在黄册上。黄册是明代国家为核实户口、征调赋役而制成的户口版籍。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朝政府在户帖制度基础上建立了黄册制度。黄册以户为单位，详细登载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并按从事职业，划定户籍，主要分为民、军、匠三大类。

        黄册是第一手的资料，只要查清楚就知道税该由谁来缴税。于是，徽州赶紧成立了查阅黄册的专项小组，组员由五县官员和帅嘉谟组成。

        存放黄册的档案库一打开，专项组立马傻眼儿了，和徽州府有关的黄册摆了足足二十个架子，光搬黄册也得需要一百五十个工人。但专项组硬着头皮也得查。

        一个多月后，这几个人终于查阅完毕。帅嘉谟写了封调查报告，说当年的记录已经消失。这一封报告让六县哗然，这边憋着劲儿等黄册主持公道呢，那边却说没了，合着一个多月白忙活了，又得回到起点。

        至于为什么是帅嘉谟写调查报告，个人认为，一是由于他是事件的发起者，二是由于他是学霸，精于计算，能讲明白。当然，不排除那几页黄册被私藏的可能性。怎么那么巧，二十个书架的黄册都在，单单那几页遗失了。要不就是有人买通了抄黄册的人，没把这几页抄给专项组看。

注:黄册不能直接翻阅，为避免篡改原始记录，要由专职人员抄录后才能传出阅览。

        六县人民不干了，开始骂架，从辩驳真相到人身攻击没用多长时间，越骂声音越大，越骂气势越足，就差导火索开战了。

        户部一看，再闹下去容易暴乱，赶紧给出了“均平”的解决方案，把丝绢税折合成银子，歙县承担46%，剩下的五县承担54%。

        歙县人民欣喜若狂，可以少缴三千多两银子。其余五县义愤填膺，带头人组织人民群众，占府衙的占府衙，挟知县的挟知县，劫商人的劫商人。主要劫歙县的商人。

        人民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越闹越大，给了朝廷很大压力，朝廷好言相劝不管用，威逼利诱更不管用。这边婺源县的程任卿建立了临时政府，那边休宁县拿了官印伪造公文。伪造公文的内容是说歙贼掳走休宁知县，要搞暴乱了，情况十万火急，马上杀到外省。这封公文发给了浙江、广东、福建、江西等外省布政司，这可把布政司吓坏了，一时间整个江南都传遍了。

        南京大为震怒，立即下令徽州平息事件。徽州府先硬后软，一方面严厉斥责，一方面顺义安抚。然后再把几县乡宦叫过来谈话，乡宦是民乱的重要支持者，眼看着现在的局面收不了场了，乡宦们偃旗息鼓，准备借坡下驴。

      不久，民心稳住了。税改方案议后又重新下发，这次五县均摊的税额改成2000两，但由徽州府扛。

        具体计算过于复杂，总之最后徽州府背了锅，但是，实际上将来还得从百姓那里收缴。

      民乱平息了，就开始算账了。帅嘉谟首当其冲，罪名是歙县“胜利”后，他披着绶带，穿着新衣新帽满大街招摇，这钱从哪来的？一定是贪污公款了。徽州明知是打击报复也没阻拦，谁让你挑事儿，给我添堵，还添这么大的堵，差点把徽州府翻了个个儿，就治你的罪！

        于是帅嘉谟和几个县闹事儿的人全都被判了刑，大都发配边疆。上面提到建临时政府的那个程任卿被判的最重——死缓，但他心态特别好，联络徽州官吏和友人，在狱中把这次丝绢案的所有文书编纂成了《丝绢全书》，内容翔实，未经雕琢，保持原味，这才使我们客观的看到事件的全貌。

        丝绢案结束了，其中有很多细节值得思考，也有一些细节经不起推敲，但不管怎样，历史已成。由史观今，如果当代出现类似问题，现代人不一定处理的比古人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