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名断不周，终致陨毙。”这是《三国志》对姜维的评价。
“天水夸英俊，凉州产异才。系从尚父出，术奉武侯来。大胆应无惧，雄心誓不回。成都身死日，汉将有馀哀。”这是《三国演义》对姜维的评价。
姜维，字伯约，天水郡冀县人。他于蜀汉第一次北伐时归降丞相诸葛亮。蜀汉后期，姜维官至大将军，十一次北伐中原。然而后主刘禅开城投降，姜维降钟会。他鼓动钟会谋反，欲利用钟会重兴汉室，然而计败，死于乱军。
姜维北伐，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吗？
姜维的品质、才智是毋庸置疑的。二十七岁时，诸葛亮“辟维为仓曹缘，加奉义将军”，评价“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又曰“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约甚敏於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於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宫，觐见主上”，可见姜维才智不凡。郤正著论曰：“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馀，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可见姜维廉洁节约。
姜维并非蜀汉后期的唯一支柱，而是受多方掣肘、压制的孤臣。蜀汉政局中，一个极大的矛盾便是刘备带来的统治集团与益州地主豪强之间的利益不合。对于外来统治集团，目的无非一个：复兴汉室，还于旧都。但是对于当地官僚，财资土地是固定的，他们扎根于此，无论统治者是谁，保全自己是最重要的。而北伐这一行为——无论是诸葛亮五伐中原还是姜维十一次出征——对于外来统治集团是实现目的的必然举动，对于当地官僚确实伤财伤利、入不敷出的“亏本”行为。于是诸葛亮北伐遭到了李严的干扰，姜维北伐更是受到了费祎、黄皓等多人的阻挠。但是诸葛亮身居丞相之位，有托孤之重，根基较厚，手握兵政两权；姜维则不同，他身为降将，又不善于内政，自然不能像诸葛亮那样力排众议。诸葛亮都未能扭转局面，更不用说姜维。北伐对民生的摧残毋庸置疑，劳民伤财是事实。然而正如《后出师表》所言：“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对于弱国，以攻为守，才能保全自身；偏安一隅，结局也不过孙吴那般平淡而绝望。面对这样一个逆局，姜维仍然出色，突破阴平桥、回到剑阁、守住钟会，极大阻挠了司马氏的西征计划。直至邓艾偷渡阴平，成都投降，姜维仍然在剑阁与钟会对峙。面对亡国局面，他仍然没有放弃，写下了“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仍然不屈不挠，直至燃烧殆尽。姜维的执着与坚定，在历史长河中，在中华文化中，远比他的才智更为重要。
两部作品对姜维的评价，为何如此不同？
陈寿，三国蜀汉时至西晋官员、史学家。《三国志》著成之时，姜维密信还未被发现。陈寿从师谯周，作为蜀汉后期投降派之一，谯周与频频北伐的姜维关系必定不佳。再者，姜维直接与司马氏对抗，而身在晋朝的陈寿自然不能把姜维的北伐写成合乎正义的行为。于是，尽管有着史学作品的客观与公正，姜维的形象仍然定格在了“不忠”与“不周”。
罗贯中，元末明初小说家。《三国演义》并非正史，奇幻化、脸谱化的改编处处皆有。而“奉刘贬曹”的基调让蜀汉在罗贯中的笔下更加浪漫理想，加上密信已经发现，姜维的形象便成为了继诸葛亮之后蜀汉的又一支柱，成为了大汉的最后一位大将军，甚至让他的身死标志了四百年汉朝的灭亡。
性质与时代的不同，让姜维在《三国志》中被贬低了些，在《三国演义》中被抬高了些。
每一个历史人物都不是扁平的脸谱，而是鲜活、具体的存在。运用多方史料、结合实情、客观分析，才能还原最真实的历史人物。历史已是过去，然而每一段历史留下的经验与精神是不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