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注：本文是我以前用其它网名在微博上发表的旧文，网上多有转载，但本文并非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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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也就是明崇祯十七年，女真铁骑在多尔衮的带领下第一次穿过当时号称天下第一雄关的山海关进入中原并顺利占领北京的时候，几乎全体满洲人依然不太相信他们能够真正征服整个明朝，只是打算“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海山,可无后患。”多尔衮虽然没有采纳这种目光短浅的建议，严格按照皇太极的遗志立即从沈阳迁都北京，但雄才大略如他也不敢奢望能够进一步征服整个天下，其本人也亲口说“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
其实以当时他们的客观条件来说，满州人的想法是符合逻辑的。根据各种研究的估计，明朝当时的人口应该在一到两亿之间，而同时期整个女真部落在经过几十年兼并整合以后也不过大几十万的人口，这其中还包含了不少蒙古人和关外汉人，人口比例大致接近大陆和香港的比例。要知道，就在大约两年之前，明清双方在关外的那场赌国运的松锦之战里，清军投入了几乎全部的男丁出战也不过凑了十万余的部队而已。区区两年之后，要满清拿出军队去征服整个明朝疆域，不说打仗，就算把每个城市占领下来都分不出人手。从当时的情形看来，要满清征服整个明朝，就跟让墨西哥去征服全北美洲一样天方夜谭
然而随后的形势的发展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整个的局势呈现了几乎一边倒的状态，满清随后的西进和南下都比预料中的顺利，大量投降归顺的前明军队人数甚至超过了满清的人口数，他们成为了满清南下的急先锋和主力部队。虽然，南明的反抗一度也产生效果，使得战争在局部地区反复拉锯胶着，甚至一度有反败为胜的迹象。然而不断的内耗终于毁掉了南明最后一点实力。1662年，吴三桂从缅甸抓获明朝最后一任皇帝永历并亲手用弓弦勒死以后，持续统治了300年幅员广阔的大明朝终于彻底地成为了历史。至此，满族的祖先们创造了一个人类文明史上的传奇和神话，他们只用了大约六十的时间，便以一个仅几十万人的连自己的文字都刚刚发明的小部落，征服当时人口是自己两三百倍的世界第一大的王朝，并由此又统治了近三百年。这是在人类近5000年的历史上也从未曾发生过的
我写这些东西当然完全不是为了炫耀，满清末年所遭遇各种屈辱早已把这些功绩给抹杀得一干二净了。在这里，我更想提出的是一个问题：明朝的覆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这个中国历史上汉人王朝里人口和疆域面积都是首屈一指的朝代，这个曾经有七下西洋的辉煌壮举的朝代，如何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被一个小小部落给欺凌到如此地步？这一切，究竟是发生了什么？这一切，又究竟是为什么？
如果我们追本溯源，这话还是要从头说起。让时光从1644年的惨烈光景中倒退276年回到公元1368年，那一年应该是中国历史屈指可数最值得庆祝的年份之一了。那一年，朱元璋的北伐队伍不费吹灰之力进驻了元朝大都，宣告这个蒙古帝国的正式覆灭，同年，朱元璋又在南京登基称帝，改元洪武，正式建立了大明。被蒙古人蹂躏了近百年的土地终于又一次回到汉人的手里，并且其领土的面积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其它汉族的朝代，明史中所说的“幅员之广，远迈汉唐”绝非虚言。战乱迅速平息之后，整个国家迎来的是生产力的迅速恢复，一时间全国上下河清海晏，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明朝在刚开国的几十年里就迅速达到了其辉煌的巅峰。然而，也就是在这短暂的巅峰之后，整个国家却从此一路向下，逐渐地堕落，不仅在科技等方面逐步被西方欧洲国家所超越，政治崩溃加上经济破产，军事上更是被起义军和满清两面夹击而彻底击垮，最终因自身危机重重难以自拔而难逃覆亡的结局。而酿成这一切苦果的根因，其实在明朝建国之初，就已经深深埋下了
如果要我来说，有明300年最大的危机是什么，那我只能回答：最大的危机其实就是一直以来明朝在其整个历史上都几乎没有遭遇什么真正的危机。纵观明朝近300年的历史，其实可以说明朝时一个很幸运的朝代，当时它的周边根本就没有一个能够直接威胁到它政权的势力存在。北方的蒙古人早已不复当年成吉思汗的光辉，分裂割据的各个部落无一能够有实力和明朝一较高下。纵使明初横扫波斯而嚣张一时的瘸子帖木儿也死在了征明的路上，后来的也先或者俺答还有林丹都没有真正雄霸中原的实力，虽然300年来蒙古人不时纵马南下，但在明朝眼里始终不过是“抢食贼”而已，抢够便会回去的，大不了出让些河套地区的土地与他们，也就息事宁人了；当时的西欧虽然逐渐摆脱黑暗中世纪开始了伟大的文艺复兴，但彼时欧洲人的实力还远未能够将战火烧到万里之外的东土，虽然欧洲人随着航海术的不断提升，在明朝中后期开始逐步蚕食着明朝周边的属国，甚至“租用”掉了澳门，但对于明朝而言都不能够真正威胁到它的政权；日本则就更不用说了，一直到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军事实力从未能够威胁到中国，即便偶尔丧心病狂一次，其侵略的部队也早被挡在朝鲜，没有机会能够把战火烧到中原的机会，而频发的倭寇也只能破坏些局部地区的安宁，对整个政权则更加没有什么影响；云贵等地的苗人虽然不时地造反，也很容易就天朝的大军平定，明朝出个王守仁就能轻松搞定一切；至于其它的那些国家则都是些番邦属国，在明朝君臣印象里，不过都是每年派些使者来在金殿上磕响头的蛮夷而已，连正眼都不屑一顾的
于是乎，在这种长期貌似太平且安详的环境下，大明朝理所当然地得上了一种富贵病。现在来讲，我们通常管这种病叫“大公司病”。由于没有外来的威胁，明朝政局长期都一直处于一种奇怪的安定状态之中。虽然其无论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军事上从一开始就隐患重重，但始终都没有得到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改善。由于没有遇到过威胁，所以问题似乎永远不会爆发，敷衍或者拖延的办法往往反而比正视和面对问题要来得更为有效，而制度改革的带来利益远远不及要消除利益集团的成本的时候，一切问题就都没有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反而慢慢地积累，等待爆发的一刻。就是这种病，明朝从建国之初就开始患上而且病得不轻，经过数百年积累之下终于要这个王朝的性命
其实每个大公司都多多少少地患有这种毛病。这种病症在没有外来的巨大威胁出现的时候，往往表现不出严重的问题，反而会被其它繁荣的表象所掩盖，然而一旦外部环境改变而激化问题的时候，结果总会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而这种变化在一开始都是那么的不起眼。2007年，苹果推出第一款iPhone手机的时候，诺基亚正处于其业务的黄金时代，销售额和市场份额的高速增长无人可及。当时谁又能预料到这个庞大的手机帝国，在短短的五六年后就轰然倒塌了呢？陈旧的产品设计思路、缓慢的开发速度、落后的操作系统，这一切都成为诺基亚最终失败原因，然而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积累着，只是被其曾经光辉的商业成果给掩盖去了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以后不久就干了一件事情，就是建立了一个以他朱姓一家的利益为核心的政治体系和军事制度。众所周知，明朝给予官员的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连之一都没有。一个一品大员的年收入换成现在的钞票也只有小几十万而已，底下的基层官员就更不用说了。而官员必须靠这些工资去养活一大家人以外，还要雇佣师爷跟班等整个一套班子，当然还有应付各种社交来往。几乎没有官员可以完全没有外财的情况下生存；也许海瑞做到了，不过代价是他的孩子活活饿死，自己死的时候连出殡的费用都没有。连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都曾经感叹“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然而底层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点，一方面发行大量的学习资料教育官员清廉节俭，比如在《醒贪简要录》就仔细给大家计算一份官员的俸禄里要花费百姓多少的劳动；另一方面，他又是用尽各种残酷手段惩罚那些被揭露的贪官，甚至不惜想出剥皮揎草之类的酷刑吓唬官员，仅洪武一朝最大的贪污案--郭恒案中，朱元璋一口气把处死的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官员就达数百人，而地方官员被牵连下狱致死者更达到数万人之多。朱元璋作为帝国的缔造者和总指挥者，总不喜欢反省自身建立制度的缺陷，而喜一味地把所有问题的原因推卸给底下官员，进而粗暴采用各种酷刑对应，但却几乎毫无效果。明初四大案之一的空印案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然而，朱元璋对待自己朱姓子孙却完全是另一套做法。明朝开国功劳最大的六个勋臣都是只有在死掉以后才享受到封王的哀荣，且子孙承袭都要降级；而朱元璋自己的26个儿子，除一个当太子，一个一出生就死了，其他无一例外都封了王，哪怕有一个只活到三岁的也封了王，而且还都是一字王。而且这还不算，有明300年里，只要是朱家的子孙，从一生出来开始就白白享受国家的财政供养，不需要也不可以从事任何工作，而且是生多少孩子拿多少补贴。那些历代皇帝的直系子孙则可以享受更多，直接会有封地并享用整个封地的税收福利。以万历儿子福王为例，他就封地的时候，万历一下就打算给他四万顷良田的税收作为福利，后经过群臣反对才降为两万顷。一般的朱氏子孙也有“宗禄”供养，所有支出都由地方财政解决。随时间推移，朱氏一族的人口飞速增长，到了明朝中后期，宗禄问题已经成为拖累明朝财政的巨大包袱，甚至成为了和国家边防等同的重要大事，所谓“外之边防，内之宗藩”是也。根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嘉靖末年就有御史林润言：“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於宗籓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明朝当时上亿的农业人口辛苦耕作也实在是架不住这帮寄生虫胡吃海嚼的了，可以说明朝的财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这个蛀虫群体给活活拖垮了的
更可怕的是，明朝的主要税收却都来自于最底层的农民。权贵阶层和土豪们一方面不断兼并土地，另一方面却通过“飞洒诡寄”等手段将本该自己承当的税务进一步转嫁到穷人头上。当明朝末年，由于小冰河的现象导致西北农业绝收的时候，大量实在活不下去的农民终于开始起义了，其中就有一个大家熟悉的人，他叫李自成。而且朝廷为了镇压流寇，又进一步提高税赋，导致更过的农民破产，终于把造反变成了一个几乎全民运动了。于是乎，明朝的气数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
明朝虽然完蛋了，但这种现象和问题却一直以各种形式存在着。这其实就是很多大机构大公司里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公。我们经常听说这样的故事，某某大公司的一个部门里，一个空降的外籍高管的工资可能占了整个部门所有人力成本的一大半，然而这个高管对公司业务几乎没有任何贡献，甚至这个高管根本就是放在那里等退休的了。在大公司里，公司业务的运行更多是依赖公司的整体资源和制度流程的时候，每个个人的贡献往往都显得微不足道，这就给利益分配不公带来了机会。反正个人对公司的成败影响极小，那么加薪升职的机会给予谁活不给予谁都是一般的结果，往往努力工作的员工反而不如那些和老板关系好的员工混的好；而宏观上看，整个公司的大部分利益更是被占总人数极少部分的小集团所瓜分了。于是乎，原本用来提升效率的各种体系和制度反而变成了扼杀积极性和效率的枷锁。这样的大公司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靠其自身的历史积累依然可以把业务推进下去，然后它本质上却仿佛一辆满载的方向盘失灵的大卡车，只是依靠惯性在高速公路上飞奔，却很难通过任何一个急弯。当年在walkman时代风生水起的索尼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被内部KPI制度消磨掉了开拓精神和创新勇气后，在MP3时代被苹果的iPod打得落花流水
（待续）
